5.3.1 技术变化的性质对能力重构机制选择的影响
技术变化的性质常常决定了影响在位者的主要的回应，特别是技术变化的速度和不确定性影响重构机制的选择。技术变化的速度是指一个产品类和一个产业价格、绩效的改进速度（Christensen和Bower，1996；Dosi，1982；Tushman和Anderson，1986）。技术变化的不确定性被定义为技术进步未来方向的模糊性（Tushman和Anderson，1986）。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在位者外部环境的不可预测（Pfeff和Salancik，1987），被称做状态不确定（Milliken，1987）。这两个技术特征影响了能力重构机制的选择，可选择的能力机制要根据针对环境的反应程度和反应时间而变化。一个在位者的重构机制可以提供一个对技术变化的合适的回应，使选择的重构机制与技术变化的速度以及不确定水平一致起来。由于能力的路径依赖特性（Levinthal和Myatt，1994；Teece等，1997）和能力开发的时间压力下的规模不经济（Dierickx和Cool，1998），能力重构是一个耗费时间的努力过程。
由于更依赖试错而不是有目的地进行搜寻，能力进化比能力转变更耗费时间。相反，需要调整现有能力的能力转变比能力替代要慢。如果不能把能力重构时间与技术发展速度协调起来，在位者的能力重构是缺乏效率的。例如，能力进化对于快速的技术变化是一种无效率的反应，因为太长的时间在位者不可能及时达到价值最大化的能力。同样，能力替代对缓慢的技术变化也是一种无效率反应，因为变化后的价值最大化的能力结构，可能在在位者完成能力重构过程之后出现，这样需要一个稍后的校准。因此迅速的技术变化更有利于能力的替代，反过来技术的渐进变化更有利于能力的进化。
一个技术变化是高度不确定的，那么能力进化的可能性增加。例如，由于宽带技术和DSL技术前景的不确定，以及预测WLAN技术在家用消费市场采用所面临的挑战，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搜寻重构他们的拨号能力时发现很难预测价值最大化的能力结构。高水平的不确定性可能限制在位者分辨价值最大化的能力结构的能力，这样鼓励在位者进行试错的能力进化而不是不可逆转的能力替代决策。当技术的不确定水平低时，如在流动阶段的末期（Tushman和Anderson，1986），在位者能够更容易概念化价值最大化的能力并采取行动以实现优化的能力结构，这时能力替代比能力进化更适当。
如果技术变化的速度和不确定水平适中，能力转变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当技术变化既快又不可确定时，能力转变可能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因为在不确定的技术变化环境中不恰当的能力替代和能力进化的较快、较慢反应都是有风险的。甚至技术变化是渐进的，能力转变很可能比能力进化有优势，只要不确定性较低。因为，变化的可预测性允许有目的行动，恰当的反应时间也使能力转变能够以较低的重构成本理性地趋进价值最大化的能力。
5.3.2 在位者的能力性质对能力重构机制选择的影响
理解能力重构机制对拥有不同能力的特定的在位者的差别，考察在位者特殊能力是非常有用的。在位者的能力可能因复杂性水平、随机模糊性、相互依赖性和组织嵌入性而不同。
1.能力复杂性
能力复杂性是指同时应用大量的惯例的能力，能力越复杂越适合能力替代。如果能力复杂时采取能力进化机制，重构能力将是无效率的，因为个别惯例不可能在不影响其他相关惯例的情况下进行调整，而进化机制只能依次处理个别的惯例。复杂能力的吸收需要更长的时间，复杂性也对学习有负面影响，所以耗时的能力进化可能使这种机制缺乏效率。由于复杂能力难以分解，集成新的惯例和去除现有的惯例，应用能力转变机制可能是无效率的。因此在在位者的能力复杂时，需要能力替代机制，能力简单时需要能力转变甚至能力进化机制。
2.因果关系的模糊性
另一个影响能力重构的因素是能力对公司绩效的因果关系的模糊性。Dierickx和Cool（1998）描述了所谓因果关系的模糊性是指不能分辨和控制相关的绩效影响因素。尽管复杂能力经常有更大的因果关系的模糊性，但是模糊性也取决于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和他们控制能力使用的组织过程的能力。模糊性越低，惯例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某一惯例的结果越容易被理解，企业容易进行单一惯例水平上的重构（能力进化）和一组惯例水平上的重构（能力转变）。在高模糊性的情况下，惯例水平上的调整和集成可能导致不可预期的能力绩效，所以，能力替代是比能力进化和能力转变更好的选择。
3.能力间的相互依赖性
交互作用和共同存在性也有利于能力的替代。可是，当能力的交互依赖性在不同能力之间发生，能力转变或进化比能力替代更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给定能力的替代将阻碍在位者的整体效率，因为替代能力可能对在位者的其他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一个在位者收购了一个新企业以获得新的研究开发能力，它需要考虑与研究开发能力相关的市场和分销能力的必要调整，以促使技术的成功商业化。在本原因分析中，研发能力与市场能力需要一个集成方法和现有能力的转变。只要在位者相互依赖的能力大部分被同时替代，就可以证明能力替代对于高度依赖的能力是非常有用的。如果在位者不需要替代它所有的相互依赖的能力，能力替代可能会限制从互补性能力那里获得协同（Tripsas，1997；Wernerfelt，1984）。相互依赖的能力典型便于能力进化，而模块化便利能力替代。因此，如果现有能力之间高度依赖，大多数的在位者常常避免能力替代。即使不是全部不同能力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是能力重构要考虑的因素。不同能力之间依赖性越小，能力转变或者能力进化比能力替代更有效，因为依赖性越大，单一能力的替代会妨碍在位者整体能力绩效。能力替代机制只有在大部分能力被同时替代时才能发挥作用。
4.组织嵌入性
组织嵌入性也会影响能力重构决策。组织嵌入性是企业利用某项能力所涉及的各种组织过程、部门和团队。当某项能力使用少数员工完成专门的任务时，能力替代更直接有效。那些需要更多员工的跨部门的复杂组织过程的能力履行任务时，能力进化对企业更有利。在前者中，能力替代可以通过解雇员工和雇用几个新员工进行。在后者中，能力替代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组织重构，而能力转变和能力进化需要学习活动的投入。例如组合化学和生物产业中的新的筛选技术的出现，说明了相互依赖和组织嵌入因素是怎样导致Eli Lilly公司的药物试验能力的转变的。这种能力包括化学知识库的发展、化学组合测试、化学组合筛选和被选药物的提炼惯例。一般，药物试验能力和生物医药公司的其他能力有着很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组织嵌入性也非常突出，因为新技术需要支持各种研究的技术核心部门和执行新技术项目的技术人员。为了采用新的筛选技术，公司禁止它的化学家使用传统的室内筛选技术，迫使他们在接受核心化学知识时，试验新的筛选技术。来自两个不同部门的科学家的偶然见面激发了试验能力的有效转变，接着，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过程。
可见在位者的能力特征如能力的复杂性、因果关系的模糊性、相互依赖性和组织嵌入性会影响能力重构机制的选择（Lavie，2006）。
5.3.3 能力差距对能力重构机制的影响
最后，影响重构机制选择的是能力差距。能力差距是指技术变化后能够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能力结构与企业在技术变化前所拥有的能力结构之间的差异。能力差距包括认知性的能力差异和执行性的能力差异。认知性的能力差异是对企业所感知的价值最大化能力与实际的价值最大化能力之间的差异。执行性的能力差异是企业所感知的价值最大化的能力与企业在技术变化前的能力之间的差异。
选择合适的能力重构机制能够缩小执行能力差距。但是即使在位者成功按照所感知的价值最大化能力结构重构了他们的能力，认知性的能力差距可能使这些变化后的能力结构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在位者试图最小化构成能力差距的认知性差距和执行性差距共同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需要精心考虑和决策什么是理想的能力结构最准确的感知（缩小认知差距）和如何实现这种结构。这两种决策是交互联系在一起的，独立实现可能都是无效的。
为了理解重构意图如何缩短整个能力差距，仔细地区分价值最大化能力和在位者的实际能力是重要的。价值最大化能力是指一个理想的、抽象的能力，预期它的结构能够为在变化后的环境中的所有的公司带来竞争优势。如果所有的公司都实现了这样价值最大化的结构，公司就没有获得任何优势。可是价值最大化的结构对有限认知能力和部分信息的有限理性的管理者是未知的。在实践中，在位者拥有的是在追求战略目标中实现的能力。这些实际的结构能够带来不同程度的竞争优势。价值最大化的能力对所有运营在相同环境或产业的公司是同质的，但是公司的实际能力是异质的。因此能力不是完全像早期资源基础观的研究者所假设（Barney，1991；Rumelt，1994）的那样。而是像Eisenhart和Martin（2000）所说的，能力在细节上是特殊的，不过他们在共同的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能力是非常相像的。由于不确定性、因果关系的模糊性和认知偏见，一个实际的能力不可能与价值最大化的能力完全一致，尽管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在位者寻求他们能力结构与价值最大化的能力结构的最大限度的趋同。
因此，能力重构是建立在能力水平上的一个两阶段的过程模型：一是在位者根据在技术变化以及含义重新定义它的可感知的价值最大化的能力；二是为了实现感知的价值最大化能力而重构实际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