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图腾之说
我国古代的姓大多从“女”，如“姬”“姜”“妫”“嬴”等，这也是母系氏族的残留，同姓之族大多分布于较近的地域。以秦之“嬴”姓为例，春秋时嬴姓的诸侯国除秦外还有：黄（今河南潢川）、江（今河南息县）、徐（今安徽泗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这些诸侯国大多分布于淮河流域（除秦、梁两国例外）。《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预注“二国皆嬴姓”。按徐、奄二国极为古老，不但远在秦立国以前，甚至早于周之立国。商周之际，二者皆东夷大国。东夷族分布主要在今江苏、山东、河北以至辽宁的沿海地区，以鸟为图腾，有时又被称为鸟夷。春秋时的郯国（今山东郯城），也是嬴姓（有称为己姓者，按莒国亦为嬴姓国，有时也作己姓，可见己与嬴或为一姓），《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访问鲁国，自云是“少日皋之后”“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是嬴姓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的确切记载。
商族祖先亦属于东夷鸟图腾部族，商之甲骨文中称东夷为“人方”，相当尊重。商末，东夷族强大内侵，如上文中的奄国（今山东曲阜）所处为商早期的都城。周武王克商后，东夷一度臣服。然而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管叔鲜、蔡叔度、纣子武庚与东夷诸国不服，发动叛乱。周公东征，“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宁淮夷东土”（《史记·鲁世家》）。此后周又多次对东夷用兵，西周后期的青铜礼器师（上宝盖下袁，字库无此字）簋所刻铭文载：“正（通”征“）淮尸（通”夷“），欧孚（通”俘“，下同）士女牛羊，孚吉金”。这里注意两点：一是周对东夷用兵，俘虏了大量的人口；二是俘虏了大量牛羊。第二点说明东夷是以放牧牛羊为主要生产方式，亦即畜牧业。而《史记·秦本纪》载秦之祖先非子也因善养马畜牧而为周孝王“邑之秦”。则秦很有可能是周在对东夷战争中俘虏的东夷部族迁于西北，为周畜牧。同样，与秦共祖的赵国祖先造父也是以善御著称。秦、赵的共同祖先蜚廉及其子恶来“俱以才力事纣王”。所谓“蜚廉善走”（以上见于《史记·秦本纪》）绝不是蜚廉是长跑好手（河南殷墟出土有大量殉葬马车，可见当时马车已很流行），而是蜚廉也是因驾驭马车的“善御者”而为纣重用。蜚廉也因与商同出于血缘关系较近的东夷部族才能被重用（这一点与后来注重异姓通婚并且重用异姓的周有很大不同）。
综上所述，从古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看，秦国嬴姓很有可能是出自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但是，我国古代西方各族没有以鸟为图腾的，主要的畜牧部族羌族以羊为图腾。
赐姓之说
秦始皇的祖先到底是谁？司马迁说是一只鸟。古老相传的神话说，有一个美丽的女人正在纺织，飞来一只鸟，下了一个蛋，女人捡来吃了，就此怀孕生子，名叫大业——“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纪》）。这是一个知母不知父的传说，女修是母系祖先，大业是父系祖先。玄，黑色；玄鸟，燕子；以鸟为图腾，专家由此推断他们生活在近海地区，属古东夷九族活动的区域。东夷九族以鸟为图腾。
我们已经知道，原始先民先是氏族内通婚，再进化到氏族外通婚，没有固定的交配对象，只能根据母亲来确定血缘关系。因此女人留在氏族内，男人嫁出去，除了随身使用的弓箭、石刀之类，再无别的东西可以带走。懂得驯养家畜以后，男子出嫁时，也可以带走自己养大的几只狗或羊。
某一天，人们发现，家畜是最重要的财富，把男子留在氏族内，最符合集体的利益。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和部落之间的血亲复仇战争的加剧，男人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多因素加在一起，父亲最终取代母亲成为确定子女血缘关系的标准。女修与大业的传说，正是这种社会变化的真实反映。
大业的后人叫大费，曾协助大禹治水。治水完毕，大禹向舜报告说：“没有大费帮忙，也难以成功。”舜说：“你助大禹有功，赐给你黑色旌旗，将来子孙满天下。”还赏给他一块墨玉，娶姚姓之女为妻。大费成家以后，又为舜化育鸟兽。舜帝一高兴，赐姓为嬴。秦始皇姓嬴，名政。赐姓为嬴，这个说法未必可靠——看到大史学家司马迁也会犯错误，我们笑了。大费显然是一个氏族首领，与舜、禹的氏族并行存在。舜，既是他所属的氏族首领，也是众多氏族部落推选出来的共主，一位地道的人民公仆。大费有自己的氏，也有自己的姓。嬴也许就是女修，嬴、偃、燕、一音转，时间长了，读音发生变化，定型为嬴。还有一种可能，秦始皇的祖先本来有姓，舜赐姓为嬴，原来的姓就不用了，而以嬴姓传家。舜为何要帮大费改姓，改姓嬴的理由是什么，现在很难知道。
商王朝的祖先也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商的祖母名叫简狄，属有娥氏，她和两个女伴在河边洗澡沐浴，天空飞来一只鸟，产下一枚卵，简狄捡来吃了，怀孕生男，名叫契，就是商人的祖先。
嬴姓祖先与舜、大禹及商王朝的祖先处于同一个时代。实际上，夏、商、周、秦是同时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几个民族，它们并行发展，有时合作，有时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建立国家，构成中国早期历史的四个阶段。
以大费为首领的嬴姓族人，当时活动在今日河南濮阳地区。李江浙先生明确指出就是河南范县，当时的地名为“秦”（《盐铁论》：“伯翳之始封秦。”伯翳就是大费）。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大禹及夏王朝前期的活动中心，很可能在豫东的濮阳，旧说是在豫西的登封（河南偃师二里头宫址文化群当属夏王朝后期的活动中心）。最显著的证据有两条（据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一书整理）：
1.大禹治水，其地点应该是在洪水泛滥区，太行山与泰山及沂蒙山之间的低地平原，即山东东南部与河南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古黄河、古济水曾在这里泛滥成灾。
旧说大禹阳城在河南登封告城镇。告城镇在嵩山之南，平均海拔200～500米，与黄河隔着一座大山，从来没有什么水患，距洪水泛滥区少说也有二百公里。濮阳、范县恰好位于洪泛区。大禹治水，除针对河水泛滥外，还包括疏导低地平原的积水。那时候，由于气候变迁，中原低地已经适合人类居住，但湖泊沼泽众多，积水严重，人口却在急剧增长，所以要排出积水，开垦耕地。
2.治水地点还应该满足人口比较集中这个条件，再考虑大禹与夏启建国这个政治组织，考古揭示的证据更倾向于濮阳。
与大禹、夏启同时代的聚落群，登封地区，一级聚落群一处，二级聚落群一处；濮阳地区，特级聚落群一处，一级聚落群一处，二级聚落群二处。聚落群总数，登封14处，濮阳41处。聚落群代表着人口数量，筑有城墙的城址则象征以军事防卫为目的的国家权力。以濮阳为中心的100公里范围内，已经发现13座龙山古城，比别的任何地区都多，这意味着某种政治格局。濮阳五星乡这处100万平米的特级聚落群已经发现古城墙。不止一个专家（但还不是多数专家）相信，这里就是大禹、夏启的王都。
鲧和大禹父子俩生活在没有水患的嵩山地区，以当时的条件，由灾区的某个氏族首领来领导灾区人民联手治水，比鲧和大禹似乎更恰当些。大禹在濮阳，大费在范县，相距40千米，都处于洪水区，两个氏族首领联合治水，似乎更有道理吧。当然不能因此就说生活在嵩山地区的大禹不能领导治水。
考古材料与文献记录都指出，以太行山、嵩山为分界线，山东的平原低地文化高于山西的高台山地文化。大禹的王都若在登封，那么禹、启建立夏王朝这个事实则表明，夏族虽然在文化上落后于东方各族，但在政治、军事上比东方各族发展得快，率先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有人认为这很正常，落后民族战胜先进民族，类似情况数不胜数。从逻辑上讲，别的例证与夏王朝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是“可能如此”罢了。既然“可能如此”，自然也会“可能不如此”。再者，夏王朝以落后民族建立国家，必然有一个武力征服的过程。武力征服以后，如何管理先进的东方各族？无论如何管理，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濮阳的聚落群与古城址都明显超过登封？
那么，可不可以说，大禹、夏启的王都本来就在濮阳？他们是东方民族，以先进文化建国，以濮阳为王都，在方圆100千米内，形成一个完备的“都、邑、聚”的国家政治结构中心。
虽然如此，目前的主流意见仍然是登封说，因为濮阳说也存在不少疑点。事情究竟如何，亟待更新的考古发现。若能发现夏代的文字，则专家之间的分歧可以尘埃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