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奥本海默申请美国国家研究院颁发的旨在激励年轻物理学家的博士后奖学金，获得批准并回到美国后，先在哈佛大学度过了秋季学期，之后离开哈佛前往西海岸的加州工学院，同时进行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收到了不少大学的聘书，有10份来自美国大学，2份来自国外。从哈佛大学毕业才两年，奥本海默就已经是理论物理研究领域里的“新星”了。
在这样多的机会中他选中了另一所西海岸的大学，这所学校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职务是助理教授。
这所学校对他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正如他所说：“那儿还是一张白纸。伯克利没有理论物理的基础，我可以从头开始干一番事业。”
同时，伯克利分校还同意他每年春季到帕萨迪纳的加州工学院从事一段教学工作。
然而，他在加州工学院工作期间发现了自己的一些弱点，特别是数学基础不足，因此他要求基金会再资助他回欧洲进修一年，然后再回到伯克利工作。
1928年春天，基金会批准了他的请求，但不幸他的健康状况又亮起红灯，那时他已是位吸烟很多的瘾君子，经常不停地咳嗽，医师诊断是患有肺结核的症状，并建议他静养一段时间。
参加完6月在密歇根举办的一个理论物理研讨会后，奥本海默就赶往了时常令他向往的新墨西哥州山区。之前，他写信给快16岁的弟弟弗兰克，邀他在夏天陪自己到那里旅游上两个星期。
7月，兄弟两人一起来到了洛斯比诺斯，奥本海默又重新和凯瑟琳·佩奇在牧场见了面。尽管他咳嗽不断，但他刚到那里就坚持要骑马到周围的山里转转。兄弟两人骑马并行，弗兰克听着哥哥兴致勃勃地讲文学和物理学。晚上，哥哥会借着篝火朗读法国著名诗人波莱德尔的诗作。
这天早晨，佩奇带领奥本海默兄弟俩骑马来到了海拔约2900米山上的一处草地。这片草地覆盖着厚厚的苜蓿和很多蓝紫色的小花，不远处的山峰在白松树林和小溪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壮美。
草地一个斜坡上坐落着一座小木屋，周围绿草如茵，野花争艳。在屋后两侧种满了松树，而向前则可以瞭望松涛如海的森格雷德克里斯托群山的景色。
这片山冈的名称叫做“基督之血”，这是因冬季的落日余晖反映在积雪山峰上的红光而得名。
这所木屋是用方木造成的，楼下有一间大厅与两间居室，楼上则为两间卧房，奥本海默称这里为农庄。不过屋内没有卫生设备。
“喜欢这里吗？”凯瑟琳问奥本海默。
“非常喜欢！”
凯瑟琳对他说：“这座木屋和附近的牧场都是可以租的。”
“太棒了！”这是一处理想的疗养地，奥本海默立即把它租了下来。在此后的40年间，奥本海默一家经常在这里度假。
他称这个地方为“佩罗卡林特”，即西班牙语“热狗” 的意思。在1947年奥本海默把这里买下来之前，他们一直租着这个牧场。
兄弟两人在此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他们以这个牧场为基地，遍游了整个地区。此时的奥本海默不会想到，以后那个设计制造原子弹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就在离此不远的地方。
虽然他俩体质羸弱，但在这一带却赢得了好骑手的名声，也许是他们长时间待在马背上的缘故。
他们一面骑马一面谈论物理学、诗歌、卡明斯的反战小说《巨屋》，这次弗兰克第一次感到他的哥哥已经像一个成年人了。
弗兰克描写道：
他希望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以及所结识的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
他是我所遇见过的最不知困倦的人。他一旦发现某人值得重视或值得交朋友，他就会经常不断地打电话、写信、上门拜访或馈赠礼物。
他绝不容忍过单调无味的生活。他甚至以相当的热情去改进一盒香烟上的商标，使它带有某种特点。他甚至认为他所欣赏的落日晚霞也是更加美丽的。
这一段话表明奥本海默是一位按照某种既定的理想而生活的人，无论在他挑选朋友、学生、爱人、同事的时候，都要首先看看他们是否符合他的这种理想标准。
这也可用于解释他生活中，人们对他有着两种截然不同评价的原因。
简而言之，奥本海默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的这个圈子，就是通过这样互相选择而形成的，他们能够与奥本海默接近，感受到他的友爱和热情，并为他的才华与魅力所吸引。
然而，那些被他排斥在这个圈子之外的人，则常常遭到奥本海默以及他圈子中的人的反对，从而满怀怨恨。
这种情况贯彻奥本海默的一生，直到他去世后也依然如此。
在那个夏季结束时，经医生检查，奥本海默的肺结核已经得到了控制。
学术奇才
我认为，在未来的30年里，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不平静而且令人烦恼的世界里……——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学术奇才选择开放式教学
1928年9月，大病初愈的奥本海默起程返回了欧洲。接下去的一年，他准备利用奖学金来加强数学方面的能力，首先求教于莱顿大学的荷兰科学家保罗·艾伦费斯特。他的计划是先跟艾伦费斯特学习一个学期，再去哥本哈根去找波恩。
结果，艾伦费斯特为抑郁症所困扰，他经常身体不适，心神不宁。奥本海默回忆道：“后来我对他渐渐失去兴趣了……”
回想起来，奥本海默认为在莱顿白白浪费掉了一个学期。
事实上，艾伦费斯特发现与这位年轻人一起工作精神上很疲劳。波恩曾就奥本海默的事情跟这位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事通信，艾伦费斯特向他抱怨“奥本海默总让人心神不安，虽然他是个不错的人”。
在决定离开莱顿时，艾伦费斯特建议他去瑞士，告诉他在沃尔夫冈·泡利的指导下学习会更好些。艾伦费斯特写信给泡利说：
为了使他伟大的天赋得以发展，他需要经常被人轻轻地打屁股。他值得受到这种对待，因为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
艾伦费斯特过去总是把学生送到波恩去学习，但这次却选择了泡利。奥本海默回忆道：
他肯定知道我需要的是一位计划周到、心思缜密的物理学家，而泡利正是合适的人选，他把我送到那里，显然是为了让我受到合适的调教。
跟随泡利学习以后，奥本海默渐渐喜欢上了他。奥本海默曾开玩笑说：“他是如此优秀的物理学家，以至于他一走进实验室，东西就会出现故障或者爆炸。”
泡利虽然只比奥本海默大4岁，但他在1920年就已成名。他1921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同一年发表了一篇大约200页的论文，讲述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
泡利很欣赏奥本海默洞察问题的能力，但奥本海默不注意细节的毛病使他很是恼怒。他对奥本海默的评价是“想法很有意思，但计算总是出错”。
不久，泡利给艾伦费斯特写信说：
他的优点在于他有很多好的思想和很强的想象力，弱点在于很容易就对基础不牢的陈述感到满意。他因为缺乏恒心和彻底性，连他自己很感兴趣的问题都不作答……
1929年6月，奥本海默离开瑞士返回美国时，已经因在理论物理上做出的贡献而赢得了国际声誉。奥本海默在过去的4年中有3年在国外学习，但此后19年中他从未离开过美国。
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由三四年前初次抵达英国剑桥一个迟疑、困惑的年轻人，成长为可以和世界级大师平起平坐的物理学家了。
他急切地想将所学知识教给祖国的年轻学子。回到美国后，他有机会来实现这个梦想。此时，许多知名的学府都争相招揽他。最后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仍然前往西部，回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请他给研究生讲授最前沿的物理学，同时，他还身兼位于洛杉矶郊区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
当时的伯克利比起东部的大学既不够悠久，也不够有名气。但奥本海默决定在此建立起自己的声望及开始新的生活。
搬到加州之举对奥本海默来说是再适当不过了。加州满足了他所有的需要。加州宜人的气候深深吸引了他，加州的西部精神令他振奋。
对他来说，来到加州就象征着另一个崭新生活的开始，不像在纽约家里，或是在哈佛大学，相当无趣且受拘束。至少在西部，他可以远离家人，真正成为一个自己想要做的人。
在伯克利的物理系，奥本海默可以自由地传播物理学上的新观念，这些观念在当时仍未进入美国一般的院校系所。
凡是了解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开始讲课情况的人，都不难回想起刚开始时他的教学工作是如何地失败。
他对学生估计过高，以致学生们经常抱怨他讲课太快又听不明白，在课堂上“坐飞机”。他极不情愿地放慢速度，并向系主任抱怨说：“我讲课时慢得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
那时，他讲的课更像是在做礼拜，有时声音低沉得甚至后面的人都听不见。他讲课不用讲稿，还经常掺杂引用许多科学家和诗人的名言。“我是一个令人头痛的老师。”他回忆道。
据他早期的一个研究生詹姆士·布雷迪回忆：“由于我们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只好注视他如何抽烟。我们老是想看他闹一次笑话，拿手里的香烟往黑板上写字，而拿粉笔叼在嘴里当烟抽，但却未能如愿以偿。”
许多学生不得不向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勃尔基反映意见，但勃尔基相信奥本海默自己已经察觉到这一点，可以等待他自觉地改进。
果然，两三个月之后，他开始了解他的听众，放慢了进度，肯花力气把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讲清楚。虽然他后来并没有变成一位受到普遍欢迎的讲课教师，但他很快就吸引了一小批最优秀的学生，他们认为奥本海默是前所未有的最能引人入胜的教员。
对此，奥本海默自己解释道：
在开始阶段我并不是在讲课，也没有想吸引学生，而实际上只是在宣传一种理论，即“量子理论”。
我非常喜爱这种理论，还在不断地研究它，这种理论的全部内容还并未被人们完全认识，但它确实是异常丰富的……
到了加州以后，奥本海默依然严厉，爱批评别人。他能很快地看到并抓住问题重心，于是对其他无法与之匹配，或是方法不同的人，就持以高傲或轻视的态度。
后来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格伦西伯格曾抱怨说：“在你的问题还没有说完之前，他就打断你了。”
他常说类似“够了，我们知道你的问题了，我来回答你”之类的话。他会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高标准强加给别人，这使他得罪不少人。
不过，他也同时鼓励、启发一群物理系的研究生，他甚至让他们叫他“奥本”，那还是在荷兰莱顿大学时，别人为他取的绰号。而他的研究生们逐渐把这个绰号演变成了“奥比”，之后人们称他的这些研究生为“奥比的男孩们”。
奥本海默的一位同事谈道：“奥本海默觉得与同辈建立关系是件十分辛苦的事，除了一两位同辈他十分尊敬，例如爱因斯坦，至于其他人，他就有相处上的困难了，但他对学生却完全不同，他喜欢与学生打成一片。”
奥本海默常常和学生们泡在一起。“我们做任何事都在一起。”埃德温·尤林说。
星期天早上，他经常光顾埃德温的寓所，一起共进早餐，一起听收音机播放的纽约交响乐团的演奏。
“人们能从与他的交往中获益。当你问他问题时，他会花数小时甚至直到半夜与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
他会邀请攻读博士的学生和他一起执笔撰写论文，并确保在论文发表时所有参与者都署上了名。
有一位同事说：“对一位著名教授来说，找一些学生为他做这些苦力是很容易的，但奥本海默和同学们一道解决问题，并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
奥本海默独创了一种开放式教学法，鼓励所有的同学相互交流。在他所住的莱克特楼119号的房间里，经常会有八九个研究生或六七个博士生坐在椅子上，看着奥本海默在他们面前来回踱步。
他逐个指出他们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并让每个同学对自己的论文做出评价。通过集中讨论学习物理学时的难题，奥本海默给同学们营造了一种站在未解之谜边缘上的感觉。
1934年，在5个被国家委员会授予奖学金的学生中，有3个被选在他门下学习。
耕耘在伯克利
在欧洲的时候，奥本海默就常和同学提到一个梦想，他在美国想建立一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物理研究中心。
他把这项工作视为征服“沙漠”，对他来说，美国各大学在科学上，特别是在物理方面，缺乏交流而且过时的研究方式就像是片学术荒漠。现在，在伯克利这片待开垦的土地上，他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投入全部的热诚，充满希望地耕耘，以实施自己远大的抱负了。
那时，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掀起了解决同一问题的竞赛，而且非常激烈。在竞赛中，奥本海默被证明是多产的选手。他和他的学生一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有时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提前了一两个月。
他的一位同事回忆道：“那真是令人惊奇，奥本海默和他的团队在这场竞争中攻克了这些难题。”
这几年，奥本海默写了许多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涉及宇宙射线、伽马射线、电动力学以及关于正负电子等诸多方面。
他和他的第一个博士生，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农家女孩菲利浦，关于质子爆炸当量的测量成果成为举世闻名的“奥本海默—菲利浦程序”。
“他是一个极具创意的人，”菲利浦回忆道，“他没有伟大的物理学成就，但是他和他的学生们关于物理学的奇思妙想却造福了人类。”
奥本海默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校里理论物理学的带头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进入理论物理学这个领域，伯克利是最好的地方。
进了伯克利之后，奥本海默惊讶地发现他并不是物理系上唯一一位有雄心大志的人，另一位新到任的教师，厄尼·劳伦斯，已经开始着手筹建一部巨大、精密的回旋加速器，来分解原子核。
1930年9月，《纽约时报》以“高速氢离子击破原子”为题报道了劳伦斯第一座划时代的原子击破机器成功的新闻。
这种机器名为“回旋加速器”，它的工作原理是：使荷电的原子核在磁场内不断地回旋并被加速，高速离子最后打到一个原子靶上，这样的轰击所产生的原子核碎片，可以提供有关原子内部结构的线索。
通过这些，科学家可以观察原子核的构造，并将分离出的粒子加以分类。因此，“回旋加速器”是项有效的实验新工具，可以用来证实原子结构相关的理论。
在性格上劳伦斯和奥本海默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人，甚至有些方面完全相反。劳伦斯出身于南达克塔州的小镇，是位中西部的清教徒，而奥本海默则是犹太裔纽约人。
在研究上，劳伦斯喜欢使用科学仪器，而奥本海默则总认为理论重于实验。在政治上，劳伦斯属保守派，而奥本海默则在不久之后热衷于政治活动，并且奉行左派的许多政治理念。尽管有这些差异，但两人仍相处融洽，且互补长短，成为科学道路上的挚友。
由于奥本海默一向以不易相处出名，他们两人的友谊更显突出。这两个有点孩子气的物理学家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们白天一起聊天，晚上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在周末，有时还会一起去骑马。
两人在工作和研究上也相互支持：劳伦斯为理论物理学家们提供了进行理论工作所需的实验数据，而以奥本海默为首的理论家们又反过来对劳伦斯的实验工作方向提出建议。
每周一的晚上，他和劳伦斯都会开物理学的讨论会，来自伯克利和斯坦福的研究生都有资格参加。
他们把讨论会戏称为“周一晚的杂志俱乐部”，因为他们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杂志或《物理评论》中新近发表的文章上。
他们之间的这种密切配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取得了许多极其重要的科学成就。
奥本海默的梦想也逐步变为现实，伯克利开始真正成为美国理论物理学的中心。在他的指导下，有12名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都成为当代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
像来自加州小镇的贫穷的菲利浦·摩利森，患有小儿麻痹；“来自森林里的野孩子”罗西·洛马尼兹，14岁由奥克拉何马州来到伯克利；伯纳德·彼得斯，一位德国犹太人，由集中营逃出来，偷渡到美国，在纽约当港口工人，之后来加州念书。这些人都功成名就。
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已经不再需要把有培养前途的大学毕业生送到欧洲物理学中心去深造了，他们可以到伯克利或加州工学院来完成研究生的学业。
哈佛大学曾向奥本海默提出，如果他能去东部工作就立即把他的工资提高两倍，但是他不为所动。
1934年，在普林斯顿刚成立的高等研究院两次邀请他离开伯克利，但是他坚决拒绝了，他说“在那种地方，我绝对毫无用处。”
他给弟弟写信说：“我拒绝这些诱惑，只专注于我现在的工作。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美味的加利福尼亚葡萄酒能慰藉我在物理学上遇到的困难和自己人性的缺点。”
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成熟，只长大了一点点。他的理论著作相当丰富，部分原因是他一周只有5个小时的课，这就使他有足够的时间用于物理学和其他事情……
深得学生敬慕
然而，奥本海默之所以成为受学生们欢迎的教师，其原因还不止在于他在物理学上振奋人心的重要成就，奥本海默在课堂以外的生活中有许多方面深深地吸引着学生。
奥本海默在欧洲留学4年，曾经向当代的许多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学习，并与他们共同进行研究工作。
他从这些科学巨匠那里不仅学习了许多新颖而重要的概念，同时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彻底地“欧化”了。
他熟知各种欧洲的名酒与佳肴，通晓中世纪的法国诗篇。他甚至选学了梵文，为的是阅读东方古代哲学书籍。
他的学生都清楚地记得，与其他的物理学家不同的是，他大量地涉猎专业领域以外的书籍。
哈罗德·彻尼斯回忆说：“他大量阅读关于法国诗歌的书籍，所有能找到的书包括诗歌和小说他都喜欢阅读。”
彻尼斯亲眼看见他不仅读古希腊的诗歌，而且阅读类似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的当代小说家的作品。
他尤其喜欢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这部作品。
从任何标准来衡量，更不用说以美国西海岸物理系人员的标准衡量，奥本海默都称得上是富于教养而又博学多才的儒雅之士。
即使在经济危机时，他的生活状况无疑也是很优越的。
首先，1931年8月他被提升为副教授，年薪3000美元。除此之外，他父亲继续向他提供额外的补助，这些足以使他的种种爱好变成生活的现实。
像他的父亲一样，奥本海默天生慷慨，非常乐意和学生们一起分享美味佳肴。
在伯克利时，当开完研讨会后，他总会邀请一群学生去杰克餐厅吃晚餐。杰克餐厅拥有全旧金山最美味的食品。
他的一位老友说，在1933年全国上下禁酒时，他总是知道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和地下酒吧在哪里。在那时，人们只有通过渡船才能从伯克利到达旧金山，当他们在等渡船时，人们总会在渡口的酒吧里匆忙地来上一小口酒。
他们一到坐落在萨克拉门托街615号的杰克餐厅，他就开始点酒，并让学生们点餐厅里最好吃的菜，通常都是他买单。
他的学生弗兰克林·卡尔森和梅尔巴·菲利浦都在尼德尔斯基那里租了房子，他每两三周会去看望他们一次。
几乎每晚22时他们都会准备饭菜和点心，大家坐在一起玩弹塑料片游戏，一起谈天说地，畅所欲言。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聊到半夜，有时甚至聊到凌晨两三点。
每年春天，也就是伯克利的第一学期结束后的4月，他的学生都会远行600千米同他到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去，他在那里教春季班。
学生们全然不计损失地放弃了他们在伯克利租的公寓，不顾昂贵的费用搬到了帕萨迪纳每月高达25美元的花园式别墅。除此以外，暑假里一些学生甚至同他参加了在安娜堡举行的为期几周的密歇根大学物理学研讨会。
1931年夏天，奥本海默遇到了自己在苏黎世读书时教过他的老师沃尔夫冈·泡利，他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他不断地打断奥本海默的演讲，直到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克拉默斯冲他生气地吼道：“泡利，请闭嘴，让我们听完他的演讲。等他讲完了以后，你可以随意指出他的错误。”
如此尖酸刻薄的语言反而凸显了奥本海默的卓越才能和大家对奥本海默的爱戴。
1934年，他搬到了位于沙斯塔路2665号的一个小型公寓里，它坐落在伯克利山上一条陡峭的之字路边。
他经常邀请学生们参加在他家里举行的晚宴，一起畅饮掺了墨西哥红辣椒的白酒和红葡萄酒。在这种场合，他还会要求学生们品尝他精心准备的度数有些高的马提尼酒。
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他屋里的窗户总是开着的。这使得客人们不得不挤到角落里，靠近屋里的壁炉。卧室里铺着从新墨西哥买来的印度地毯，墙上挂着父亲送给他的毕加索的版画。
当物理学话题谈得乏味时，谈话的主题会转向艺术或文学，有时他会建议谈谈电影。
从这所小小的房子可以看到旧金山和金门桥的美景，他称它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从房子上面的大路看，屋子被桉树、松树和阿拉伯胶树遮蔽着。
他告诉弟弟说：“我常常躺在星空下，想象自己躺在佩罗卡连特的长凳上。”
当时一位非常了解奥本海默性格的同事对此评论说：“奥本海默最喜欢有一批崇拜他的学生围着他团团转。不管怎么说，这就引起了一些风言风语。”
从奥本海默开始当教师起，在他周围就聚集了一圈密友，一般都是他最有才能的学生，其中许多人几乎或迟或早地都自觉地模仿着他的举止和癖好。
他们学奥本海默那样懒洋洋地散步，模仿他掏打火机为别人点烟的特别姿势，甚至发展到学他讲话的习惯。例如，当别人讲话时，奥本海默常用带德国音的口头禅搭腔：“是的，是的”，他的许多学生也养成了同样的习惯。
这个圈子里的人举止简直成了当时伯克利校园内引人注目的一种时尚。几年后，这些初出茅庐的物理学家都开始抽奥本海默常抽的切斯特菲尔兹牌香烟。人们都像他一样，当有一人掏出烟时，都会有人给他点上，顿时周围就烟雾缭绕了。
“他们模仿奥本海默的手势、动作和声调。”罗伯特·塞培尔这样回忆道。
伊西多尔·拉比说：“奥本海默像蜘蛛一样位于他周围人际关系网的核心。有一次，我在伯克利对他的一群学生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很有天赋’，第二天，他就知道这句话了。”
那是一种近乎狂热的迷信和崇拜。埃德温·尤林说：“我们不应该喜欢柴可夫斯基，因为奥本海默不喜欢他。”
人们很容易从他们的风度上识别谁是奥本海默圈子里的学生。他们处处与奥本海默形影相随。奥本海默把他们带上自己的汽车，开到华贵的“海味饭店”去进餐。他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全面教育的一部分。他向学生们介绍各种名酒，以及各种佳肴的烹调方法。
在夏季，奥本海默又邀请这些学生到佩罗加特林牧场去旅游。他们白天骑马，晚上则蹲在门廊下的纳瓦霍地毯上，按他们自己的规则玩掷骰子游戏。就局外人看来，他们确实是一个特殊化的小圈子。许多人如果听到他们高谈阔论，对物理学和其他文化问题评头论足，肯定会认为他们实在过于狂妄自大。
奥本海默和他小圈子里成员的言行，着实激怒了许多人。加州工学院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系主任罗伯特·米利肯就强烈地反攻奥本海默。他指责奥本海默的行为“放荡不羁”，拒不批准任何提升奥本海默的建议。
在伯克利还流传着一些有关奥本海默与他那一圈人的流言飞语，看来都属于恶意中伤。例如，有谣言说奥本海默的小圈子是一个搞同性恋的集团。
在20年之后，当联邦调查局详细地搜索奥本海默历史上各方面的材料时，竟然重新把这些破坏名誉的流言飞语又翻出来，并记载在他们于1949年写的一份报告中。
然而，看来他们并未找到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些谣言，因此再也无法追查下去。很可能这些传闻只不过说明当年奥本海默的小圈子是如何招人嫉恨，并非真正有这类丑行。
奥本海默不顾别人的议论，仍然坚持他的一贯作风，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愚蠢言行。
他这种对别人突然进行尖酸刻薄的讽刺加上粗鲁的态度，使局外人更加心怀怨恨。甚至在哥廷根教过奥本海默的一位性情温和的老教授詹姆斯·弗兰克，也遭受过同样的厄运。
有一次，弗兰克到伯克利作了题为“量子力学的根本意义”的讲演。在他访问期间，弗兰克也出席听了奥本海默的学生讲授的一堂课。在课堂讨论时，他提了一个问题，反映出他在这一方面知识的欠缺。
这时，从教室的另一端传来了奥本海默的声音：“我不想谈论什么‘量子力学的根本意义’，不过刚才这个问题提的实在愚蠢。”
奥本海默的学生们都已习惯于受他“蓝眼睛的瞪视”，也就是说，他在激怒时眼色由灰蓝色变为亮蓝色。学生们学会了怎样适应他的坏脾气，但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则不能忍受他这种卖弄机智的刻薄讽刺。
有一次，日本著名的科学家汤川到伯克利访问，奥本海默请他到研究生班介绍他最新发现的名叫“介子”的粒子。
但汤川刚开始介绍了几分钟，奥本海默就打断了他的话，自己接过来代替他作介绍。
听众似乎认为，奥本海默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表达比原始研究者本人更好。事实也是如此。
不论奥本海默的这种行为究竟是否得体，可以肯定，他最擅长于评论别人的成果，而不是自己发表独创性的见解。
他特别善于理解别人创造性思想的实质并加以发挥，所以，显然他非常愿意当一名教师，而不是一个研究工作者。
支持共产党阵营
在奥本海默搬到加州一个月后，纽约股市就开始全面惨跌，美国经济也因此一蹶不振。
1933年，美国有许多银行宣布倒闭，无数家大小企业相继宣布破产，全国有1／4的人口陷入了失业境地。
在30年代早期，奥本海默对“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变化浑然不知，他没有电话机、电视机，也从不看报纸杂志。
直到6个月之后，朋友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他才知道股市惨跌一事。
他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所关心的全是些高尚的科学、文学、艺术以及哲学。他之后谈到，他只“关心人类及其经济，但对人类与社会的关系浑然不知”。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以后，政治开始侵入到奥本海默的生活。4月底，德国的犹太裔教授都被解除了工作。1934年的春天，奥本海默收到了一份传单，上面号召大家向逃出德国的物理学家提供资金支援，他立即捐出自己半年多的工资。
在接受援助的人当中，其中还有一位是他在哥廷根时教他的教授詹姆斯·弗兰克博士。希特勒刚刚上台时，他是被允许继续工作的为数不多的犹太裔物理学家之一，但是一年后被强制流放。
两年后，詹姆斯·弗兰克才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物理学。同样，1933年马克斯·波恩被迫逃离哥廷根，最后在英国教书。
到了1934年，奥本海默也无法再忽视经济不景气带给美国人民的冲击，因为经济萧条也开始直接影响到他身边的学生了。很多人必须从事底层工作，这样一来，有些人无法发挥才能和知识，甚至有些人根本找不到工作。
1934年6月底，码头工人的罢工波及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以及华盛顿州的经济。7月16日，旧金山的工会发动了一场全面罢工，经联邦政府介入调停，直到7月底，西海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才结束。
码头工人虽然没有获得工会所要求的工资，但是很显然，罢工获得了人们对码头工人境况的广泛同情。
如此重大的事件同样引起奥本海默和他的学生们的关注，事实上，在伯克利的校园里就分成了罢工的支持派和反对派。而奥本海默则邀请一些学生和他一起参加了在旧金山礼堂举行的码头工人集会。
塞培尔回忆道：“我们当时坐在高高的看台上，自始至终我们都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和他们一起高呼‘罢工！罢工！罢工！’”
后来，奥本海默还被朋友引见给了码头工人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
奥本海默对学生们说：“从他们身上，我开始警觉到政治和经济两者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我也开始觉得自己有投入社会的必要。”
奥本海默也同时感受到海外的紧张气氛，同时激起了“满腔怒火”。到1936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独裁者已有3年之久，他大力推行反犹太人政策，迫害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其中也有奥本海默的亲戚。
同时，希特勒的纳粹党也加入西班牙内战，与保守派的佛朗哥联手，一起对抗民众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对在欧美有深谋远虑的人士来说，这两起事件都为世界的未来蒙上阴影。
慢慢地，奥本海默开始在伯克利校园里组织群众，宣扬政治及经济上的变革。他一直都十分自信、傲慢，却似乎在政治上找不到方向。
直到1936年夏天，他总算找到一个可以引导他的人，他也同时爱上了这位女士。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不但长得美丽动人，而且和蔼可亲。
她的名字叫简·塔特洛克，是学校心理系的研究生，父亲在伯克利教授中世纪文学。在遇到奥本海默之前，她断断续续地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她介绍给奥本海默的朋友中，很多也是共产党员。
通过简·塔特洛克从中促成，奥本海默全力投入激进的政治活动中。他首先加入教师联盟，一个鼓吹提高研究生教学助理薪资的激进组织，亦不时对世界上一些超出他们控制之外的问题进行激烈辩论，并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他同时也加入一些由共产党在幕后控制的组织。在他与简·塔特洛克相识后不到一年，就参加了许多组织的活动，如“中国人民之友社”、“消费者西海岸分部的同盟”和“美国争取民主与知识分子自由委员会”。
最后这个组织的目标在于拯救处于纳粹德国压迫下的知识分子，但它与前两个组织同样与共产党有联系。后来奥本海默始终不承认加入过共产党，但他对从事这些活动，一直都采取十分公开的态度。
1936年夏天，据说奥本海默在一次去纽约的3天行程中，看完了三卷《资本论》。事实上，他对马克思理论的兴趣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他的朋友哈罗德·彻尼斯说，1932年奥本海默拜访他时，就说已经看完了《资本论》。
奥本海默后来提道：“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左翼分子，加入了教师联盟，结交很多共产党员。这些都是一般人在大学或高中即将毕业时所做的事，对这一切，我不曾后悔。不过，我后悔开始得太晚了。我当时所信仰的，现在看起来十分无聊，但这是成为一个成人必经的阶段。”
奥本海默看到他的学生就业困难，就积极参加了筹建“教师联合会”地方分部的工作。正是在这个组织中，他遇到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另外一个人。
他是哈康·舍瓦利耶，是加州大学法国文学的教师，也是该大学教师联合会的主席。法文一直都是奥本海默最喜欢的一个科目，所以他和哈康的关系也不错。哈康为人友善、热情，和蔼可亲并富有教养。他通晓法国诗歌、美酒和名人传记。
他本人非常聪明但并不杰出。因此，他如何能“高攀”成为奥本海默的密友，使许多人大为惊讶。因为，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的择友标准就是要求对方的智力与自己相当。
他们成为挚友的原因，也许是由于两人具有同样的政治兴趣，再加上舍瓦利耶对奥本海默尊敬的程度几乎接近于崇拜英雄，这样就使两人在此后5年之内保持了极其亲密的关系。
他在政治方面多方引导奥本海默，不过，他对奥本海默其他方面的知识、才能十分佩服。舍瓦利耶记忆中的奥本海默，是个很复杂且充满矛盾的人：
他个子高，人很紧张，也很热心。走动时的步伐有些奇怪，像在跑步一般，四肢摆动幅度很大，头总是倾向一侧，肩膀一边较高。头部算是最显眼的，黑色稀松的卷发，挺挺尖尖的鼻子，特别是眼睛，很不同的蓝眼，深邃且有神。
他与爱因斯坦年轻时有几分神似，同时也像个唱诗班里的大男孩。他的脸部结合了一种优雅的智慧相，以及天真无邪的气质。
1937年7月，舍瓦利耶在日记里还写了一些关于奥本海默买了列宁的全部著作并读完评论。奥本海默在这些方面给舍瓦利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舍瓦利耶评论道，尽管自己是一名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未完整地读过《资本论》。
简·塔特洛克还把奥本海默介绍给美国西海岸著名的左翼运动领袖人物，如托马斯·阿迪斯，鲁迪·兰伯特和肯尼思·梅。这些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10年之后，他们都遭到众院“非美委员会”的传讯。
当时，奥本海默与其中的一些人过往甚密，特别是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他当时是斯坦福大学的医学研究员，专门研究肾脏病。
据奥本海默说，他两人经常见面，阿迪斯告诉他最新的消息，例如西班牙内战情况。他们在一起经常描述忠于共和政府阵线所面临的绝望情景。
奥本海默同时向西班牙战争中的各种救济团体捐款，但此刻别人劝他通过阿迪斯博士与共产党的渠道捐赠。
奥本海默当时还未结婚，一年有15万美元的丰裕收入。其中教师薪金仅5000美元，其余为私人收入。奥本海默在思想上是很积极进步的，他对于共产党的理论很感兴趣，因此他每年向各种与共产党有关的团体捐款1000美元左右。
1936年，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也由纽约来到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就读物理系。他十分崇拜哥哥，因此效法哥哥投入物理方面的研究，但他却不如哥哥优秀。弗兰克也跟着奥本海默投身于政治活动，但不同于哥哥，他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
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共产党对美国的年轻学子及知识分子来说并不算是件坏事。在美国许多大城市里共产党员随处可见。他们所主张的论点深受人民喜爱：激进的改革，工人合理的工资，遏止失业，支持中国、法国、苏联政府起来对抗德、日法西斯。
除了在加州参与一些左派团体外，奥本海默也阅读各类的政治书籍。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本由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所著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书中大力赞扬苏联的成就。
不过，在1938年，由于两位奥本海默认识且尊崇的科学家造访，令奥本海默对苏联的印象全然改观。
维克多·魏斯科普夫以及乔治·普拉切克两人刚结束一趟苏联之旅，他们所描述的，和韦伯夫妇所看到的完全不同。
根据这两位科学家所见，在苏联，人民缺乏个人自由，对政府不满的科学家或老百姓，都可能遭受不公平的审判及不合理的待遇。在和这两位科学家朋友晤谈之后，奥本海默对苏联及美国共产党的无条件支持开始有所转变了，但依然没有停止对原来的那些与共产党有关的组织的支持和经济上援助。
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奥本海默与其他许多人都大为震惊，因为他们曾经把苏联与共产主义看做是抵抗法西斯的主要希望之所系。
当时在美国国内实际上已掀起了一次反对共产党的高潮，许多共产党领袖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报纸上刊登了大量的歇斯底里式的批评，但奥本海默却未随波逐流。
事实上，即使在欧洲战争爆发以后，苏德缔约共同反对英法这件事也没有动摇奥本海默的信念。
他与简·塔特洛克又交往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订婚后，性格有些怪异的简时常不辞而别，过了一阵子又出现在奥本海默面前，像是折磨他似的。
这类事件重复上演。简·塔特洛克开始去看心理医师，因为她十分沮丧又茫然。到了1939年，两人决定分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