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欣红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可是每当触及到与他有关的情景和事物，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多么希望父亲能和我们一起长久些、再长久些……
（一）
小时候，觉得父亲距离我们总是很远。因为当时的住宿条件限制，经常都是他和妈妈住这边厢，我们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住那边厢，我们住这栋楼，他们住那栋楼，直到搬进暨南大学东南区二号的小山坡，一家人才搬到同一栋楼。那时候，我觉得父亲总是很忙很忙，忙得连多看我们一眼的工夫都没有。仅有的一起用膳的时间，往往又是很多人来找他，不是汇报工作，就是要求调动。但是有一天，父亲居然停下了脚步……那天放学后，我和奶奶在家门前的小菜园种瓜菜（由于经济困难，市场无蔬菜供应，父亲号召学校的教职员工把家门前的空地以及周围的荒山变成菜园，解决菜篮子问题），父亲比平日早到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匆匆进门回房看文件，而是站在我们身后，看了许久。忽然，他问奶奶：“妈，你在种菜呀？”奶奶回答之后，他才步入家门。我很意外，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停下来打量我们。那天的晚饭父亲没有下楼吃。到了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包括医生。人人神色凝重，妈妈也从广州赶了回来（当时妈妈在中山医学院工作，由于交通不便，只能一星期回家一趟）。奶奶和当时在暨大念书的大姐梁娇在不断地哭泣，我才知道家里出事了，父亲病倒了。那晚，医生守候到深夜，因为父亲一直无法小便，差点尿液中毒。后来听说，那天，父亲被停职反省了，罪名当然很多是莫须有的，但是却受到了严厉处分。那一次对父亲的打击很大，很长时间他都不能下床走路，后来，又过了颇长一段拄拐杖行走的日子。
（二）
父亲的大半生都是从事教育事业，他从不鼓励我们读死书，更不要求我们要拿满分、进名校。他给了我们一个自由而快乐的童年。记得我报考初中的那一年（1965年），中国正在进行教育改革，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了中学进行半工半读的试验，各大报纸亦为此发表了很多社论和文章。当年的我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凡事都想试一试。我不喜欢刻板的读书生活，很想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妈妈下乡搞“四清”去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养病在家的父亲，父亲非常支持我。我们还商量好一同去工读学校实地考察。我们查到当时广州只有一间中学是半工半读的，我依稀记得是9中或是19中，总之是位于中山四路的禺山市场后面。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去，沿途不断问人，才找到这所学校。学校很干净，学生有的在上课，有的在做手工活儿。无论是上课还是干活儿都井然有序。我非常喜欢，更决心要去报读。我想，凭我的学习成绩，考上华师附中（当时全省的重点中学）都不难，报读这所工读学校更是胸有成竹。父亲一向都认为知识不仅仅是从课堂中来，劳动、实践亦能让人聪明起来，所以，他很鼓励我走自己的路。由于父亲遭停职反省，我们家搬离了暨大，我小学六年级是住在班主任马蕙芹老师家的。马老师听说我报考中学的第一志愿是一所名不经传的工读学校，大为震惊，不可思议的是居然得到父亲的认同。马老师极力反对，她认为半工半读并不适合我，“华附”才是我第一选择。可是我依然坚持。马老师急了，亲自跑到家里来劝说父亲，同样没有结果。视我如亲人的马老师唯有拿出最后一招，她告诉我，她到工读学校去过了，了解过他们的招生程序和招生对象，工读学校的宗旨是招收那些家庭经济有困难，而且超龄不适合读普遍中学的工农子弟，让他们既可以解决经济困难，又可以继续上学。报名的人很多。而我只有13岁，家庭又无经济问题，不符合条件，是不会被考虑的。马老师这一招让我屈服了，结果我入读了华附。可是，当年父亲那种尊重孩子的理想，让他们拥有自己的选择权，乐意让他们走出温室，经风雨见世面的为父之道，仍是今天很多拿着自己的尺度逼子成龙的父母的一面镜子，更是今天我为人之母的楷模。
父亲14岁就离乡背井进城读书，之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再见父母时已是二三十年后了，尽管如此，父亲依然有着浓浓的乡情。暨大刚建校不久，就遇上了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家也和全校的师生员工一样，每天吃两顿，还用谷糠和着榨完汁的桔子渣蒸熟了当饭吃，桔子渣苦得难以入口。城里都如此困难，乡下就更不用说了。奶奶常常向父亲诉说乡下亲戚的苦况：没有工做、没有田耕、没有饭吃。父亲的表姐，男人不事农活，成天酗酒打老婆，5个孩子7张嘴，全靠女人担着，连年的失收，家里穷得没法过。在奶奶的唠叨下，父亲把表姐十来岁的大女儿阿彩接到家来，算是帮帮家务，和我们一起，也有口饭吃。可是在当时，农村人口进城被称为黑人黑户，收留农村人口是违规的。周围的人也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说梁校长家收藏黑人黑户，风声紧时，还说要上门抓人。当时我年纪还小，不理解父亲的做法，很为父亲担心，生怕哪一天，连父亲也给抓走了。可是父亲似乎不理会，继续让阿彩留在家。后来，阿彩的妹妹阿娣、阿满，都先后到我们家，度过她们出嫁前的困苦岁月。今天，我因为参加了扶贫助学，每年都到内地走访贫困山村，才真正理解父亲当年为何面对压力，依然我行我素。
在被迫停职的日子里，由于精神上的压抑，父亲的身体十分虚弱，出门都得拄着拐杖，还时常晕倒在外，要让人搀扶回家。但在这段没有工作的日子，他并没有闲着，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推动家乡的文化建设。我们一放假回家（我们四兄妹中学都住校），父亲就让我们陪着到书店去买些有关农业、农业机械、科学种田以及文学、生活小常识等书籍，一包包、一捆捆地托人或到邮局寄回乡。在父亲的倡导和协助下，家乡建立了文化室，直到文革前，文化室已搞得像模像样，成为青年人工余喜爱去的地方。
离休后，70多岁高龄的父亲更加关心家乡的建设。我们的老家（开平县月山镇回龙里）全村200多户人家，只有一口井。井虽然又深又大，可却没有水。村里的人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排队打水。人们一点一点地把水从深井中吊上来，年复一年。若遇到旱天，井里根本就没有水。为了彻底解决村里吃水难的问题，父亲带头捐款，并发动城里和海外的同乡捐款筹钱，引水进村，在父亲身体力行的感召下，工程顺利完成。当乡亲们第一次在自己家里打开水龙头，看见清水哗啦啦地流出来时，无不惊喜万分：“看啊，水自己从墙里流出来啦！”
为家乡修路，和梁嘉、梁文森伯伯一起兴办教育，这就是父亲离休后的重要生活内容之一。为了扩建家乡博健小学的教室，父亲还将某公司答谢他的酬劳15万元人民币全数拿了出来。父亲病危时，还念念不忘博健小学的电脑室还未建起来，父亲去世后，回龙里的乡亲以及博健小学的师生都要求将父亲的骨灰长埋该地，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造福家乡的老人。
在最后一次为父亲庆祝生日时，我让小女儿味味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老人家。上联是“打江山，铮铮铁骨”，下联是“办教育，沥沥肝胆”，横批是“丰盛人生”。这就是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