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
梁奇达同志与世长辞了。他生前和我有过工作关系，间中也有接触交往。目睹耳闻，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领导。现把他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数则往事写下，以表我对他的怀念。
关怀爱护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县（现中山市）沦陷后，我负责五区党的交通工作。那时敌伪到处设卡布哨，为了绕过敌伪的卡哨，我经常要翻山越岭走数十公里的路，如遇上重要或要等候即复的信件，还要亲自交到当事人手上。有一次，我带去的文件是要给梁奇达同志亲收候复的，由于梁奇达同志的行踪不定，我到达崖口和南蓢后，还要追踪到山区去找他。当时我足足走了十几个小时的路后才在贝头里找到他。他接到信件后，看到我劳累得无奈的样子，就动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辛苦啦！”接着就问我经过哪些地方，走了多少路，并亲自倒茶水给我喝，还叫来一个同志，当面吩咐他为我安排好吃的和住的地方，甚至连烧热水给我洗澡这等小事也交代好，说要让我好好地休息。此时，自己虽又饥又渴、疲惫不堪，然而看到领导如此关心自己，顿使我体会到自己辛劳的价值，精神便振作起来，内心感到无比温暖与快慰。
深入侦察敌情
1944年5月间，我五桂山区抗日义勇大队（珠纵前身之一），为了开辟平原地区，于一夜之间，奔袭了盘踞在三乡的伪联防大队。此后一举消灭了伪军四个中队，毙俘一百多人，活捉了大队长郑东镇，收缴枪械子弹和物资一大批，这在政治上、军事上及经济上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这次行动之所以如此顺利，主要是梁奇达等领导事先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了敌情。其时梁奇达同志亲自参与了这次战斗的侦察行动。他利用圩日（集市），扮成一般的群众，亲自到接近敌人驻地的周围进行侦察，对敌人军力部署哨位、周围交通道路地形地貌等都进行了侦察。
意识到“左”的危害
1956年夏，我在从化温泉疗养，刚好奇达同志也到该院作短期休养。其时梁奇达同志已是省一个部门的领导，但他没因地位的提高而改变态度，仍保持着过去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同志的优良作风。他一见到我就谈起以前五区时我认识的同志，向我逐个了解他们的情况，当他听说有些同志在土改中受到不应有的对待时，便深表同情惋惜，认为这是极“左”的结果。例如有一位同志在土改时，以其欺压群众有血债为由而判了多年徒刑。梁奇达同志说，他对这个同志是了解的。那是在抗战期间，我党为了掌握该乡的武装，曾布置这个同志打入乡的更伕队。那时兵荒马乱，治安很糟糕，农民种下的农作物，未到收获就被人偷光抢光。为了整治治安，维护农村生产发展，不得不采取措施，将一些屡犯不改的惯偷进行狠狠地打击，对个别罪大恶极的匪徒予以公开镇压，当时广大群众都是赞成拥护的，党也是知道的。他说：“土改时，为什么不去改变那时的历史情况呢！？说他有血债是不公平的。”他还说，我们应该把这情况反映上去，还说他也可作证明。从这个问题上，可说明梁奇达同志在当时宁“左”勿右的思潮下，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负责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后来，这个同志在落实政策时，终于得到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
关注老区群众
梁奇达同志，无论是在职或是退下来以后，都没有忘记革命老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为了使老区群众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致富，他曾多次亲自回到他过去战斗过的五桂山区进行调查研究，对如何开发山区一事，撰文章写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得到各方面特别是中山县（市）领导的重视。他们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有效举措，使原是穷乡僻壤的山窝赶上平原地区的步伐，建设成为今天这样初具规模的工业城镇。
力主建设烈士纪念碑
1995年，原珠江纵队同志在广州隆重举行了纵队成立50周年活动后，梁奇达同志认为1945年在塘村发生的十二勇士与多于自己十倍以上的敌伪军开展包围与突围的战斗，从清晨打到下午三时，因弹药耗尽，无法突围，宁死不屈而集体自杀（八人壮烈牺牲）事件是珠纵英烈的一面旗帜，为发扬革命传统、教育后来人，他提出为这十二勇士建立一个纪念碑或纪念塔。经征得当地村委会同意划出一块建碑地址，梁奇达同志为此就曾多次亲自下去现场勘察，找人绘制规划设计图案，并与中山市、三乡镇有关领导商酌，后来由于所需经费和建好后的管理等问题，未能获得一致共识而搁下来，但梁奇达同志并没有知难而罢休，仍念念不忘，与各方面斡旋。并曾向人说过，不把纪念碑建起来，对不起同志，死也不瞑目。很遗憾，梁奇达同志这番苦心未遂的志愿，竟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