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霍彦儒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宝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宝鸡炎帝研究会承办的“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2－4日在宝鸡市隆重召开。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河南、陕西、台湾等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及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58篇。主要围绕炎帝的起源地、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姜炎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姜炎文化与中国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关于炎帝起源地及迁徙、生活时代的研究
1.炎帝的起源地与迁徙
在炎帝的起源地问题上，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开始进行研究，几乎每次研讨会都要涉及。至今，虽还有陕西宝鸡、湖北随州和山西高平、长治等不同说法，但是，从目前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炎帝的最早起源地，“一般地来说，学术界通常主张在今陕西宝鸡一带”宫长为：《2004年山西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汇》，《先秦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期。尽管如此，在本次研讨会上，这一问题还是引起了多位专家的兴趣。有五位专家的论文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对此做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均认为，炎帝族自今陕西宝鸡地区发祥后，其一支迁徙于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古称上党地区），创造了华夏族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建构了华夏族以英雄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心理素质；一支迁徙定居于今河北涿州一带，与黄帝、蚩尤通过战争而融合，确立了以黄帝为中心、以中原为核心的生存地域；另有一支先迁住于陈（今河南淮阳），后又徙居于湖北、湖南，最后建立了楚国，把华夏族的生存区域扩大到了长江流域。在迁徙的路线上，有学者认为，一支从渭河东去，一支从秦岭南，沿汉水向东南到长江流域。有学者还依据《山海经》等文献，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宝鸡北首岭出土的陶塑人头像，可能是当时的炎帝像。”当然，这还需要从考古学上作进一步的考证。有学者提出岐山之姜水的“姜”，是由今清姜河的“姜”在炎帝族的东迁中带去的。有学者依据周公庙遗址的新发现、殷墟甲骨文和民族学等资料，认为《国语·晋语》中司空季子所讲有关炎帝、黄帝的古史传说是可信的，其历史进程确实存在。还有学者以宝鸡关桃园出土的骨耜、炎帝妻子部落的兴起地甘肃陇西等考古资料为依据，认为宝鸡就是炎帝的起源地。但也有学者认为，炎帝生于姜水而孕于仇池山。并指出，《帝王世纪》中所说“女登”“有龙首感”而孕的“常羊”山不在宝鸡，而是指甘肃西和县的仇池山。这些观点的提出，对我们进一步研究炎帝的起源地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2.炎帝的生活时代
炎帝生活时代的界定也是多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上古史的年代排序问题。尽管这几年通过多次讨论，意见基本趋于一致，但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此问题的讨论，首先涉及到炎帝与神农氏是一人还是两人的问题。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看，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神农氏即炎帝。另一种观点认为，《史记》未将炎帝与神农氏视为一人，而到了东汉以后，开始将炎帝与神农氏连称。持前种观点的，认为炎帝（姜炎文化）的生活时代，其上限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下限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持后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炎帝的生活时代距今5500—5000年。有学者还根据《国语·晋语》“生黄帝、炎帝”的记载，认为炎帝与黄帝生活于同一个时代，还可能比黄帝稍晚。尽管在具体的年代上还存在着不同意见，但从目前学术界来看，认为炎帝生活于仰绍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相交之际则是基本一致的意见。这个问题的明确，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
二、关于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研究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的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更加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所以，我们本次研讨会将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讨论是很有意义的。从提交的论文和研讨会上交流来看，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用目前流行的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准来衡量，至今还未发现炎帝时代的文字、城市等，文献中也未有已建立国家的记载，但是，炎帝对农业（主要是栽培谷物的培育和耒耜的发明和使用）、陶器、音乐、医药、交易等的发明，尤其对农耕文化的贡献，说明炎帝时代已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初期，或者说处在前夜是无疑的。对于中国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来说，农业的出现在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无疑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表明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新时代的开始，即“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象征”。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奠定了基础。各种文明因素，即文字、城市、国家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萌生出来的。为此，有学者认为农业革命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源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炎帝创立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姜炎文化，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中华文明因素的产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学者认为，炎帝神农时代是在更早文明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的文明时代，是一个地域广阔、政治文化较为统一的国家社会，它为中国以后的发展，为我国举世无双的文化奇迹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有学者以炎、黄阪泉之战的历史传说，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即阪泉之战后，炎黄部落联合体渐有地缘关系的新因素渗入出现了形成中的贵族国家。这种贵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与规范化的运行，从而成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演进的基本路径。此问题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尤其是对农业文明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关系的研究。
三、关于姜炎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所谓姜炎文化，是指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在宝鸡渭水流域所创造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兼有医药、音乐、交易、陶器等多种物质和精神形态的一种土著文化。它是借用邹衡先生对宝鸡地区出土的一种器物——高领袋足鬲而命名的。姜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次研讨会有七篇论文涉及到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姜炎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化，而农耕文化最初所产生的民本思想为历代民本主义之源。有学者从文化结构入手，通过汉字和相关文字资料的分析，认为植根于农耕文化的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有学者认为，炎黄二帝是超越地区、民族、制度，在全世界华人中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祖先崇拜和文化认同，以人而不是物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突出的是人文构想，这是中华文化元典之元。尤其是炎帝发明的“饮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礼的本源。有学者通过综合黄河中下游的考古发现和有关的古史传说，认为有关对大火星的观察、祭祀和火正的起源似乎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图形“”为代表的东夷系统；另一是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星火彩陶纹样为代表的炎帝系统。这两个系统相交汇于中原的濮阳、郑州、新郑、商丘一带，其结果就是祝融部族的产生和火正祝融的出现。这说明炎帝族对我国上古先民的天文历法中的“大火历”的产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以文献资料为依据，梳理了炎黄二帝与中华姓氏文化的关系。认为炎黄二帝与中华姓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华姓氏文化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有学者认为，因为周人继承了自炎帝神农氏及烈山之子柱以来的前人所开创的农耕文明，在此基础上又形成和发展了周人的农耕文化，才又在此物质经济基础上形成了周人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总之，此次研讨会从比较广泛的视角探讨了炎帝、姜炎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四、关于姜炎文化与中国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
本次研讨会共有六篇论文涉及到这一问题。主要是从继承和弘扬炎帝精神，培育民族精神，加强“三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加以论述。有学者将炎帝精神概括为“总结经验，发展生产；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气吞山河，藐视困难；顾全大局，维护大局；足智多谋，灵活应变”等五个方面。有学者将炎帝精神概括为“为天下先”的无私奉献精神、勇于探索的开拓创新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进取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亲民务实精神。有学者将炎帝精神概括为重德尚和精神。我们说，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概括，炎帝精神都蕴含和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和基因，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丰富奠定了基础。在谈到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炎帝精神、姜炎文化的意义时，有学者认为：“21世纪的到来对炎黄文化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而这两者所蕴有的内涵并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有的还是短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与时俱进、后来居上的条件和机遇。高科技愈发展，愈要呼唤人文精神，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说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主流。用这一主题重新审视炎帝文化，用现代文明的观念选择、扬弃、继承、创新、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课题。”
五、关于炎帝文化研究的反思
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特点。有四篇论文对过去炎帝文化的研究做了回顾和思考，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意见。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对近年来出现的炎帝研究热，从其特点，即民间性、经济性、寻根性，从其价值，即历史、文化、精神，从其方法，即哲学、社会科学、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等方面予以反思。有学者通过其炎帝文化研究的再思考，认为学术研究也要与时俱进，要根据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以往的有些观点要重新认识。有学者认为，炎黄文化的研究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期，即先秦到清末是炎黄文化研究的准备期和奠基期，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是炎黄文化研究的成型期和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是炎黄文化研究的活跃期和繁荣期，并提出了炎黄文化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突破的几个问题。有学者从历史及现实中存在的“重黄轻炎”的现象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很有必要加强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使之与黄帝一样，成为在新时期复兴中华民族，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支柱与纽带和桥梁。所以，加强炎帝和姜炎文化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在提交的论文中，有学者还对炎帝祭祀、炎帝文化传播、“炎帝”概念、“炎黄子孙”的称谓、炎帝与中华民族以及与炎帝、姜炎文化有关的蚩尤、精卫、姜嫄、齐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境外学者还就西北少数民族心态、新加坡中医药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