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
炎帝是个古老的传说，它与黄帝共同建造了炎黄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从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伟大转折。这对今人来说，已是遥远的记忆，可这记忆在20世纪常温常新。20世纪是中国历史发展最快、最关键的年代，就社会形态来说，相继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旧民主主义、又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过渡；从苏式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诸多过渡说明我们正处在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这一转型是人类最深刻的变革，已持续了一百多年。在这百年中对炎黄的祭祀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以前，一批民族民主革命者举起祭祀先祖的大旗，以排满为目的，号召炎黄子孙，反对清王朝，这是近代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偏执的种族主义影响，把满族排斥在外，反映出近代第一批革命先行者们狭隘的眼界；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中，在大后方公祭黄帝，团结中华民族，进行爱国的救亡斗争，著名的毛泽东的祭黄陵词就诞生在这时期，祭黄的眼界已扩大到全国的同胞；第三次即在改革开放以后，全世界的华人都自认为炎黄子孙，自发进行认祖归宗的活动，归国祭祀的团队，络绎不绝，炎黄二帝成为中华民族举族认同万世祭奠的祖先，祭祀炎黄扩大到世界各地。
综观百年来对炎黄祭祀的眼界愈来愈扩大，阵容愈来愈壮大，祭黄的逐步升级，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这是因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有着种种不同的特色。从儒家伦理到用筷子吃饭，林林总总，异彩纷呈，最大的特色是在于，这一文明的象征不是神庙、金字塔那固定化的建筑实体，而是有生命的，鲜活的人——炎帝和黄帝。以人而不是物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突出的是人文的构想。这一构想不仅表现在口头，而且在文本中也有集中的反映。《尚书·泰誓》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人并列。《周易·系辞传》认为，天、地、人“三才同构”。由此可见，从非文本的传说，到文本中的经典，都以人为中心。
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是因为人能创造生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缔造者不是上帝和僧侣，而是生活在人间的炎帝和黄帝。传说中的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的缔造者。人们把衣食住行这些人类进化的产物，赋以具体生动的个体创造，贴近生活解释先人的活动，尊崇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以养我、育我的生命之基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使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这是突出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人，可说是中华文化元典之元。
炎帝在中国的出世不凡，不仅因为他是教民农耕、熟食的始祖，还由于他发明的“饮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礼的本源。古人所谓礼之初始诸饮食，揭示了文化现象是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中发生，炎帝的传说因为植根自然生态和社会意识因而世世代代传沿不息。
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生活是源于人的创造，还是神的恩赐，从古典的中西文化中就有各自不同的解释。中国以远古的炎帝传说，明确地告白，创造生活的是人不是神，人是生活的主体。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的本身。”炎帝的传说，自然符合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虽然炎帝的传说也是半真半幻。说是真，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历程的反映。现代人类学也证明从发明熟食、烹饪、畜牧、农业、衣食住行到使用文字，如实反映了人类生活进化的程序和文明的肇始；说是幻，因为这些重大的创造活动在人类的幼年时代不可能由个人来完成，先民们凭借口耳相授的传说，把衣食住行这些人类进化的产物，赋以具体生动的个体创造，贴近生活解释先人的活动。从而把群体创造附会为个人的行为，这是人类幼年时代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在发明生活方式的同时，又赋以神圣化的个人崇拜，从而开始了走向文明的历史创造活动。炎帝以先民们吃什么、怎样吃，发明饮食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创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开辟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这来自远古的源头，在中国生生不息。中华文化重视人，更重视生活，古人称之为“百姓日用”。自古以来就受到各种学派和经典著作的重视。从《尚书》的“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到《诗经》的“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周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及诸多重视饮食日用的命题如《周礼》的“食为民之本”，《孟子》的“食、色，性也”，《墨子》的“食为性命之基。”一万多字的《论语》有关“食”的记载多达71次。不仅如此，历代的鸿儒硕学莫不从衣食住行中阐扬哲理。并从具体的物质器用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创造出中国思想史中的道和器，形上和形下，理和欲，义和利等一系列范畴，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活文化。
炎帝与人文这个主题是古老的，也是常青的。伴随着21世纪人的主题的凸现，对人的生活思考上升到思想理念是世界性的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说，对炎黄的崇拜实际上是对中华文明自身的崇拜。
21世纪的到来对炎黄文化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而这两者所蕴有的内涵并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有的还是短缺，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与时俱进、后来居上的条件和机遇。高科技愈发展，愈要呼唤人文精神，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说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主流。用这一主题重新审视炎帝文化，用现代文明的观念选择、扬弃、继承、创新，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课题。
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在”的观念等等，表明一代哲人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将人类文化的外显形式与深层的价值内核结合起来考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深化的趋势。这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强烈的反响。哲学研究者提出，让哲学融于生活，提出生活儒学的见解；经济研究突破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向消费、流通领域深入，以满足社会需求来阐明经济问题，愈来愈重视对策性和操作性的研究；历史学也失去代圣人立言的神圣光环，从治国理政的需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话题。
用现代求知者的视角，激活炎帝文化与生活共存的源头，转变观念，使文化研究贴近人，贴近生活，为提高国民素质提供历史的资源，以人的现代化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必将迎来中华文化的再次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