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广裕
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历史传说中，是炎帝开发了华夏的原始农业，使先民改变了茹毛饮血、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全部生活来源的状态，他是当之无愧的原始农耕文化的创始人。在炎帝带领先民鏖战洪荒的艰苦创业中，有许多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的事情，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伟大发明和创造。
原始农业经济是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化而来，但这无疑是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可以想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随着族群的扩大，单靠采集和狩猎已远不足以维持人们最低生存的需要。传说中神农“始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故事，前人多释为炎帝为掌握药性而亲尝百草是治病疗疾，救他人性命而不顾己身的勇士。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医药之始当与原始农耕之始同步。我同意同步之说，但我以为”尝百草”故事反映的主要不是祖先冒着生命危险，亲身试验毒性“宣药疗疾”、治病救命的问题，真实而急切的问题是首先解决先民的饥饿和生存问题，即主要反映的是先民为争取生存和改善生活条件，在漫长的奋斗中，顺应时世迎难而上，用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非凡的智慧，推动社会演进，从而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完成向原始农耕社会的转化。正是由于先民发现，采集到的果实或块茎不易保存以及狩猎所获的不稳定，同时又面对人口增多、族群扩大情况，必须解决人们饥肠辘辘的肚子问题，就成为眼下最急切的问题而凸现出来。尝百草日遇七十毒，正是先民“饥中择食”、选择植物和培植农作物这一发明过程的写照，不过只是把先民“尝百草”艰难而智慧的选择、“遇七十毒”的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都浓缩在“神农”身上和集中在“一日”里罢了。陆贾《新语·道基篇》说，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也是反映“古之人民皆食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白虎通义》卷一《德论·号》。的事实，只不过浓缩了选育、栽培、终于获得相对稳定的食物的过程。正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迫切需要，促使我们的先民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开始了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漫长的进程中，先民从采集经济中发展出来农业和牧业，学会了驯养牲畜，培植了农作物，从而永远脱离了渔猎采集的原始状态。随着采集狩猎经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衰落，农业生产的地位日渐增强，最终农业生产在炎帝时代开始成为华夏先民经济生活的主体（这里讲主体是因为事实上华夏民族也并非是单一性的农业经济）。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通常人们将中国的农业起源分为两条独立的源流，一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一是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由于缺乏充足的考古学证据，特别是缺乏最能反映原始农业特点的农作物遗存，有关中国原始农业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不过，考古工作者也并非没有收获，他们用确凿的证据证明渭水流域是已知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在其代表——渭水上游的天水地区的大地湾文化中发现了距今8200年前的窖穴和粮食甘肃省博物馆、秦安县文化馆大地湾发掘组：《1980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在渭水中游的宝鸡地区的北首岭文化中，也发现了碳化的粮食作物——黍。黍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生育期短，喜温暖，不耐霜，抗旱能力极强，适宜在黄土高原生长。以致有学者感到欣喜鼓舞，说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食物，而且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和农业获得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何双全：《甘肃先秦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植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有关学者在位于内蒙古赤峰西辽河上游的兴隆沟遗址，通过浮选法在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小米（包括粟和黍）。这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可以确定的最早的栽培作物之一。根据与现代小米的对比分析，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在籽粒形态上仍保留了较浓厚的野生祖本的特征，如粒较长，尺寸较小等。考虑到遗址的古老年代，这些出土的小米很有可能就是在当地栽培而成的赵志军：《植物考古学与农业起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9月1日。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大约在同一历史时段，先民在我国北方广阔的大地上开始普遍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生活。
在中国农业起源的最初阶段即农作物的栽培阶段，人类就表现出极大的智慧。由于栽培作物的出现是由环境、植物和人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脆弱性：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这两种因素交织影响下，某些原本不受人喜爱的、籽粒细小的、但产量较高的旱作植物（同时需兼具较长时间的储存条件）就有可能成为人类的食物选择，并在人类行为的影响下最终成为栽培谷物——“尝百草”大体就是这一真实历史的反映。有关学者认为，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铺地黍或野糜子，而这四种植物皆是现今常见的田间杂草。我们无论怎样推想，将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狗尾草或野糜子作为栽培作物，也必然是在千百种植物中，通过多么相当长时间的认真观察、实践之后的智慧选择；而将野生杂草经过采集、选育、栽培等充满艰辛而漫长的实践之后，在炎黄先民智慧行为的影响下最终培育出了栽培谷物。这是炎黄先民对华夏民族的了不起的伟大奉献。我们当怀着虔诚景仰之心赞颂这一伟大贡献——试想，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发明，人类依然不会种植谷物、不会饲养家畜（同样需要足够的饲料储备），依然停留在采集狩猎的原始阶段，我们就应了一句老话“我们依然生活在黑暗中”。
炎帝之时，农业劳动工具——耒耜的发明和使用，使人们具有了与原始农业相适应的劳动用具，帮助人们改变了等待野果成熟的被动状态，这就为后来进入锄耕农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我们无论如何不可以小看这一步，因为历史正是循此进至锄耕农业、犁耕农业的，当能够给社会提供较多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时，就会使手工业获得全面发展，诸如玉器、漆器、丝绸和陶器的制造等，并由此演进为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炎帝时代的科技进步引起社会向农业文明变迁。科技进步是人为的，是我们的先民用来取得生活资源的相对先进的手段。因此说，耒耜的发明与使用，同样是炎黄先民对华夏民族的伟大贡献。
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的转化阶段，我们的先民的发现和发明自然远不止上述这些，例如即使在使原始农业的初期，我们的先人就必须摸索和顺应天时和四季的变化，辨识和了解可以翻耕的土壤和地力的肥瘠，从而努力提高收获量和尽可能地获得相对稳定的收获。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总是把农业的出现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新阶段的开始，而炎帝就是这个时代的先民的优秀代表。对炎黄及其时代伟大精神和诸多发明的研究，永远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