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到新阶段的时期，也是唯物主义思潮高涨并推进到新的理论高度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罗钦顺、王廷相、高拱、方以智、王夫之等一批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对灾异都有着相似的见解，其中以高拱认识最具代表性。下面简要介绍一下高拱的唯物主义灾异观。
高拱（1512～1578年），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是我国明代嘉靖、隆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是批判封建神学的著名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天人感应”的灾异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在当时具有十分进步的意义，从中也充分体现出他对灾异的认识。高拱对天人感应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天人感应”、“灾异谴告”这两方面的批判上。
针对“天人感应”，他首先提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这一观点。他说：“夫天人之际，岂不至微妙难言者哉。然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而曲说不与焉。何谓实理？夫阴阳错行，乖和贞胜，郁而为，虽天不能以自主，此实理也。何谓实事？夫防其未生，救其既形，备虑周，务以人胜，此实事也。至谓天以某灾应某事，是诬天也；谓人以某事致某灾，是诬人也，皆求其理而不得，曲为之说者也”。“在天有实理”是指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交错运行，有时正常和顺，有时反常背谬，由于受到阻滞而造成破坏性的灾害，这样一种客观实在的自然规律。“在人有实事”，则是指自然灾害发生之前要有所预防，发生之后要加以挽救，思虑周详，有备无患，务必做到尽人事以胜天灾。至于“天以某灾应某事”、“人以某事致某灾”这种天人感应的说法，不过是诬天诬人的曲解之说罢了。在这里，显然可以看出，高拱是继承了荀况“明于天人之分”，以及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理论观点的。但是，他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注入了时代精神，加以发明和发展，把天人相分的观点建立在实理实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以唯实论为特征的无神论思想。
由于“天人感应”观点起源很早，《尚书·洪范》就已经有了萌芽。高拱对《尚书·洪范》中天人感应的思想萌芽，提出了激烈质疑和批判。他说：“庶征之说，详于《洪范》。其‘休征’曰‘肃，时雨若；乂，时暘若；哲，时燠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其‘咎征’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风若。’言感通之靡忒也”。所谓“庶征”，即各种征兆，详细地记载在《洪范》里。“休征”，即好的征兆是：君王能敬，就像及时降雨；君政能治，就像及时晴朗；君王明智，就像及时温暖君王善谋，就像及时寒冷；君王通理，就像及时刮风。“咎征”，即坏的征兆：君王狂妄暴虐就像久雨；君王办事错乱，就像久晴；君王贪图安乐，就像久暖；君王严酷急躁，就像久寒；君王昏庸愚昧，就像久风。高拱认为，《洪范》里五事与庶征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五事与五征硬要随心所欲地联系起来，那就必然导致天人感通、“天人一理”了。他进而质问道：如果“天人一理”，可以感通，那么，“则‘貌’何以为‘雨’？‘言’何以为‘暘’？‘视’何以为‘燠’？‘听’何以为‘寒’？‘思’何以为‘风’？‘时雨’必有‘时暘’，是‘肃’则不必‘乂’也；‘时燠’必有‘时寒’，是‘哲’则不必‘谋’也；而‘恒暘’必无‘恒雨’，是有‘僭’应则无‘狂’应也；‘恒寒’必无‘恒燠’，是有‘急’应则无‘豫’应也。初岂若是胶固矣乎”？高拱对《洪范》的质疑和批判，揭露了天人感应论的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另外，明代官方认定对《尚书》的注疏为南宋理学家蔡沈所著《书经集传》，高拱对此也作出激烈批判。他说：“《书》注未善者多，而《洪范》更甚。如五行自五行，五事自五事，乃比而属之曰：‘貌泽，水也；言扬，火也；视散，木也；听收，金也；思通，土也。’岂不牵合无当乎……若谓范畴必配五行，则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又何不分配之哉”？蔡沈在《洪范》注释里，把原来五事配庶征的天人感通的思想萌芽，进一步发展为五行配五事，五行配庶征，五行配龟兆，其目的完全是为天人感应制造理论根据的。高拱对此一一进行了驳斥，认为他对《洪范》的注释纯粹是比属牵合，望文生义，于理不通。
针对“灾异谴告”说，高拱也进行充分的批判。天人感应思想，在《洪范》中有了萌芽；春秋时注入占星术的迷信思想，使之深入化；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又注入了阴阳与五行生胜思想，使之系统化；汉代大儒董仲舒又把它进一步发展为神学目的论，提出“灾异谴告”说，使之体系化。董仲舒认为，天是最高主宰，天神能干预人事，人事也能感通天神自然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神对人们特别是对君主的谴告和嘉奖，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他建构“灾异谴告”说是以《春秋》为论据的。因此，高拱对灾异谴告说的批判也就从《春秋》开始。他说：“孔子之《春秋》也书灾异不书事应……彼灾异之不可以事应言也，乃其理自如此。圣人盖灼见而实言之非故有意隐约乎其间也”。他坚持认为灾异自是灾异，人事自是人事，二者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既不相通，也不感应。《春秋》书灾异不书事应，是以实言之，理本如此。其间决无隐约之意，绝不能用《洪范》的感通之言来解说《春秋》。因此，他“以为论灾异者，必当以《春秋》为准，其意真，其辞直，确乎不者也”。
但是，自从董仲舒开创用阴阳感应解说《春秋》之后，后世儒家莫不效法，认为《春秋》只书灾异，其间必有隐意，因而或从灾异引出事应，或从事应附会灾异，甚至从字里行间玩弄文字游戏。宋朝程颐云：“《春秋》书灾异，盖非偶然。不云‘霜陨’，而云‘陨霜’；不云‘伯夷之庙震’，而云‘震伯夷之庙’；分明是天有意于人，天人影响有致之道也”。对此高拱批评道：“天道远，人道迩，灾异本不可以事应言，故《春秋》书灾异不书事应，乃其理本如此，非圣人有隐意于其间也。而后儒必以事应言之，殊失圣人虚平之旨。且不曰‘霜陨’而曰‘陨霜’；不曰‘伯夷之庙震’，而曰‘震伯夷之庙’；分明天有意也。乃世不曰‘雨下’，而曰‘下雨’；不曰‘雪落’，而曰‘落雪’；岂亦谓天有意也”？程颐认为只要谓语之前没有主词就表示“天意”。这样从字里行间找根据，靠文字游戏作论证，高拱认为其完全是对孔子本来意旨的歪曲，灾异谴告说是根本不可相信的。他揭露说：“信斯言也，则所谓水旱凶灾者，君当之欤？民当之欤？年虽大杀，何艰于君，而民则流殍且相食矣。天诚有意诛罚无道，乃降水旱凶灾之谴，而使无辜之百姓当之，亦非所以为天矣，而况其理实有非人所能测识者乎”？如果天有意降灾谴告，诛罚无道，但对无道之君却无损一根毫毛，而使无辜百姓却遭受流亡饿死的灾难。这就从事实上揭穿了灾异谴告说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高拱对程颐发明的记异之说也进行了批判。所谓记异，是指国君无道，本应得到上天凶灾的谴告，但实际上却是五谷丰收的“有年”，这种“反常”现象谓之“记异”。高拱指出，《春秋》“祥则书之为祥，异则书之为异，乃直笔也。今既书‘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则为记异，圣人固不若是诡也”。“《春秋》书灾异，不书事应，而后儒必以事应符合之，盖非惟无以得圣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启人君矫诬之心”。这里既揭露了记异之说的主观随意性，也揭露了瑞应之说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既然“天人感应”、“灾异谴告”是不正确的，那么一切自然灾异是怎样发生的？人们面对这些应该怎么做呢？高拱认为，一切自然灾异是天地之间气的运行是否顺利而导致的。他说：“盖天地之间，惟一气而已矣。气之行也，有时而顺，有时而舛；而其复也，有时而速，有时而迟。时而舛也，虽尧、汤不能御其来；犹之时乎顺也，则庄、宣可以安享者也。不然，可谓舛不为尧、汤，而顺独为庄、宣乎？复而迟也，虽尧、汤不能躯之去；犹之复而速也则戊、景可以坐值者也。不然，可谓迟不为尧、汤，而速独为戊、景乎？此其理自有在，可以深思而默会者也”。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气而已。气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时顺时舛时速时迟，这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客观存在。对于气的自身运行规律及其所形成的灾异，人们只能深思默会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
灾异既然是一种客观自然现象，那么人在它的面前是否完全处于被动和无能为力的地位呢？高拱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盖天有天之道，而人有人之为。强调对灾异要做到有备无患，人定胜天。为此，首先必须通过灾异征兆来认识它，然后才能谈到应付它，做到有备无患，人定胜天。他认为灾异所以出现虽是“天道运行微乎微者矣”，其理深奥微妙人不可能预先测识，但却有一定征兆可供认识。他以人之有病必有征兆为论据，说“灾亦有征，在天则见于象纬，在地则见于山川，在物则为鸟兽草木之妖，在人则为奸宄寇贼之戾，皆元气之不足为之也。其灾不一，亦杂出而互见焉者。非谓以人之变致物之变，以人物之变致天地之变也”。灾害有征兆可见，则气之方舛可知。但灾来的大小深浅是难以窥测的，灾去的迟速快慢又是难以度量的。因此这里有一个灾害是否可怕的问题。高拱认为，灾害并不可怕，提出“修人事以胜之，庶乎有不为害”。所谓“修人事”，就是要做到“有备无患”，谨慎地预防灾害。他劝告统治者说：“谨灾者必为之修纪纲，审法令进忠贤，黜谗邪，省刑罚，薄税敛，逋负，广储蓄，祛烦苛，收携贰，除盗贼，慎边防，以固国家之元气。凡皆尽其在我者，以俟之而已。迨其气之既复，陂者平，否者泰，而吾亦无所损失败坏于其间，则以有备无患，理之固然者耳”。他对有备无患思想作了一个通俗而深刻的比喻，说：“犹之寒暑者，天也；而吾为之裘，为之葛，裘葛诚具，则寒暑不侵焉，备在我也。非曰‘吾有裘葛，而天遂不吾寒暑也’。然而，寒暑有时迁也。犹之风雨者，天也；而吾为之室，为之盖，室盖诚具，则风雨不侵焉，备在我也。非曰‘吾有室盖，而天遂不吾风雨也。’然而，风雨有时止也”。在他看来，在天灾面前，有备与无备，后果决然不同。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善论治者，不计灾与不灾，但视备与弗备。如其备，不灾犹善，灾犹可无恐也。如其弗备，不灾犹未可矣，且如有灾，何乎？”不管处常处变，只要尽人事，做到有备无患，则天也不能违背人意，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明确说过：“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也。”
总之，高拱在对天人感应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认为一切自然灾异都是由“气”的运行导致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在面对自然灾异时，他倡导的是不管有灾情还是没有灾情，关键是有防备和无防备。只要能够“修人事”，做到事事有备，则天也不能违背人意，就会永远立于无患的不败之地。正如他说：“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也。”由此可见，高拱阐发的“人定胜天”即“修人事以胜天灾”的实事精神，其目的就是要破除对天的迷信崇拜，消除对天灾的恐惧心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天意拉回现实，从迷信拉向实际。从这些可以看出，高拱不愧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明代的救荒思想我国古代的救荒思想由来已久。在先秦元典《周礼》的《地官司徒》《春官宗伯》里，保存了包括“荒政”与“荒礼”在内较为完备的救荒思想体系。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明代，中国传统的救荒措施趋于完备，救荒思想趋于成熟，不论是灾前防御、临灾救治还是灾荒善后都十分完善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