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时读了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李天焕的《气壮山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8年3月，我当兵后，随部队在张掖、武威等地驻扎多年，经常听到有关西路军的故事。武威东关居民指着路旁参天的白杨说：“这是当年被俘红军将士栽种的！”武威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折断这些参天白杨的树枝，可以看见横断面上有一颗五角星。”我常常在参天白杨的林荫道上散步，但没有勇气拣起一根树枝试一试真实性，怕失去这个美丽的传说。一位流落武威的红军女战士的孙子说：“这是真的！”2008年9月，我陪《血色黎明》的作者夏宇立又一次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会宁，踏上了西路军西征的河西走廊，一直到西路军余部左支队进疆的星星峡。在武威，我想亲眼见一见这些红五星，但道旁数里长的参天白杨早已荡然无存。因虫害肆虐，白杨被蛀空，被全部砍伐掉了。这几乎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然而有幸的是，临泽西路军烈士公墓墓冢长着一棵白杨，白杨枝条的横断面上也有红五星。我原以为红五星只是大致相似，没有想到枝条中心的红五星极工整、极标准，和红军将士帽子上的红五星一模一样。而其他地方的白杨树枝条横断面都没有这样的红五星。这真让人称奇，生出无限感慨。
我当记者时，因为采访三番五次出入河西走廊，到过虎豹口、吴家川、一条山、大拉排、干柴洼、古浪、武威、永昌、山丹、高台、临泽、安西，到过西路军兵败祁连的入山处梨园口，西路军余部左支队出山的公岔山口等，完成了从西路军渡河的虎豹口到最后一仗的安西等全部主要战场的考察，对西路军被俘将士的主要监押地西宁、张掖、武威、永登、兰州也做过考察。
我用了两年多时间，写了《西路军喋血河西》（1989年连载于《阳关》杂志，12万字；1993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3.5万字）。河西走廊的弯弯堑壕和迷茫硝烟渐渐模糊了，可思绪的长楫却仍然拨动心的波澜，我把最深沉的苦涩咽进肚里，又用了两年多时间写了《西路军生死档案》（1992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32.2万字），写下了西路军将士冷寂而又辉煌的生命篇章。
两书出版后，我继续收集材料，做进一步的补充修改，并准备写作《西路军奋斗新疆》。我两次去新疆。第一次考察了西路军左支队的进疆路线，星星峡、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第二次到了南疆的焉耆、库车、阿克苏、巴楚、喀什等地。一种理想，一股豪情，伴着考察的足音，自心底横流四溢，飞舞在苍穹之下。开拓者以人类的坎坷为道路，我以笨拙但真诚的笔触，趑趄地追随前行者至真至纯的脚步。为了彪炳红军西路军，其伟大、其辉煌、其荣耀，我努力完成了全景式的西路军史：《西路军·生死档案》《西路军·河西浴血》《西路军·天山风云》。西路军史是一部英雄的、悲壮的、不朽的史诗；西路军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与先进文化的纪念碑。
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就是说，历史的主体是人，是活生生的，追求各自目的的人。只是我们出版的许多党史讲义、著作，通篇是政治、经济、军事、会议、文件等，唯独很少写人。写到的时候也多是群体的人，而不是个体的人；是共性的人，而不是有个性特点的人；是上层的人，而不是作出各种贡献的一般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传统史学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史传文学，或者说传记文学。“本纪”、“世家”、“列传”，正是通过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党史著作、军史著作应该继承传统史学写人物的优点，写好写活党史军史人物。《西路军》正是想要尝试通过人物来叩问历史，给西路军史一个清晰的述说。
当前，历史的观念本身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人们并不注意“事件的历史”与“述说的历史”二者之间的“鸿沟”。其实，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都是指“述说的历史”，都是人们运用语言，选择、理解和解释的结果。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很少人能亲眼目睹书上记载的事件本身，甚至许多第一手材料也很难弄清，因此“述说”就必然带有述说者的局限。事实上，“述说的历史”无非就是某些人对历史事件的知识。这种知识基于历来的记述，基于述说者本有的知识和他当时的希求与目标，即便述说者有较大的史家气魄和在观点上保持客观公正的史德。历史学家构筑成的历史恰恰反映了他自己的头脑，而历史学家的头脑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必然和历史人物的头脑不同。但是，历史学家永远不能摆脱事件的“原初历史”的制约。历史学家可以从各个方面，用各种方法来研究自己的对象，然而最接近历史事件的述说却只有一种。历史述说者只能在补充前人或者否定前人的基础上才能前进。
我愿意让自己的《西路军》承当起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让读者通过作品了解人类前行者的艰辛而壮丽的历程。
《西路军·生死档案》、《西路军·河西浴血》、《西路军·天山风云》渗透着我的劳动和努力，更渗透着有关西路军的许多党史军史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与西路军有关的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以及一些地县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投入了人力物力收集、采写了大量的回忆录、访问记。他们不辞辛劳追踪到天涯海角，寻找幸存下来的每一个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他们遍访当地老人，挖掘最接近真实的材料，从而使这段历史的研究极其深入。离开了他们长期而扎实的劳动，就没有《西路军》成书的基础。
鲁迅先生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西路军》也不会是完美无缺的。敬请西路军研究者，党史军史工作者批评指正。
我得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王敏同志。2000年10月，我去出版社和他认真谈过《西路军》，春节之后他专程到兰州取了一趟书稿，但因种种原因而没有能够出版。至今，整整过去了八年时间。八年来，他不弃不舍，最终书稿得以出版。他的一丝不苟、坚持不懈，令我这个作者感激和尊重。这次，又是两位责任编辑专程从西安到兰州来取书稿。在此，衷心地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
最后，我还要衷心地感谢下列单位和人士，在写作材料和实地考察方面提供了方便，或者他们的研究成果，论文、著作等促使我不断深入思考和认真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