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缔造发展人民军队，在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采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人民的青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光辉灿烂的一页。朱德同志在他伟大的一生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本文就朱德同志青年时代在云南的一些活动，试图说明他思想发展的一些情况。
一、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斗争逐渐觉醒的时代。朱德同志就在1886年12月1日诞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的一个佃农家里。
贤惠能干的母亲一共生下了十三个儿女，由于贫穷，无法养活，只得忍痛把后生的五个孩子溺死了，就这样也丝毫不能减轻家里的贫穷。1895年的除夕，丁家地主强行夺佃，一家人为了活路，只得分家。
世间许许多多不平的事，骨肉分裂的惨景，饱尝饥寒交迫的痛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启发了他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促使他去寻求新的出路。
淳朴的农民家庭，为了想避免地主残酷的盘剥，希望家里也能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虽然朱德已过继给他的伯父做养子，但两家人总是努力地供他读书。
1889年除夕，一家人为了活路，朱德只得随着伯父移居大湾，并且进了席聘三先生的私塾。席老先生自称是“革新派的信徒”。他经常对学生讲：“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中国就快到面临最后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取灭亡？”他鼓励学生要为拯救中国做一番事业。席老先生经常用辛辣幽默的语言把历史上以及当时做官的人骂得狗血淋头。席老先生是20世纪初期“先进的中国人”，他的这些对封建统治阶级大胆猛烈的抨击，对科学，对西方的科学的崇拜和信仰，以及追求进步，关心国家的好思想，对朱德早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朱德说：“对科学的信仰从此而起，我也成了热心的信徒之一”。他称赞席老先生是“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
1898年，中国的改良派终于发动了戊戌变法，但它很快失败，接着，1900年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便爆发了，可是不久，义和团被西太后出卖了，被八国联军镇压了，“庚子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义和团运动后，清朝迫于人民的压力，宣布了一些改革，1906年，四川废科举，兴办学校，学习西方。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求知欲望，朱德决心离开私塾，去顺庆上一所由几个留学日本的新人物办的新学校，但在这里没有能满足他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欲望。后来，他得知成都新设立了一所官立高等学堂，而且特别设有体育专修科，一年毕业出来，就可以当教师，这些对朱德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抱着以教育唤起民众，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和改变外国人污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这样一个崇高的志向，决定去成都上这所学校。充满新生活的成都，给朱德打开了眼界。
一年以后，朱德从成都高等学校体育专修科毕业后，与四个同学邀约，在仪陇办一所新学，朱德也希望通过办新学来达到救国的目的，于是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邀请。在这里，朱德和他的同事遭到了顽固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造谣、捣乱、侮骂和殴打师生……最后强迫学校关门。而且把朱德等带到县太爷面前，责骂朱德的体育课是“太下贱”。朱德理直气壮地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并在家长们的支持和辩护下，终于获得了胜利。学校重新开门了，朱德第一次和封建主义的交锋得到了胜利。然而经过斗争，他意识到学生要获得新的教育权利是不容易的，因全中国都有这样的封建势力在压抑着这些新事物的成长，他终究得出了教育不能救国的结论。
二、选定道路，义无反顾
正在他处于彷徨的时候，他在成都的朋友秦昆来信约他到云南投考讲武学堂，他就欣然同意了。朱德和秦昆抱着寻找革命道路的热望，从成都出发，经历了十一个星期的长途艰辛，终于在1909年2月底来到了云南古老的昆明城。
他们认定军事可以救国，于是报考讲武学堂，可是，诚实的朱德，因照实填了籍贯和农民家庭而落榜。这对他是又一次的挫折，但他毫不灰心，没有改变他进讲武堂以军事救国的决心。他说：“我已经选择了我的道路，义无反顾了。”不久，在第二次报考中，他改填了出身和籍贯，获得了成功。这的确是朱德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情。他怀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心情说：“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进讲武堂后，朱德过着严肃、紧张而兴奋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特别着力于军事学、战术学、野战术、射击学和步枪实习，致使他成为讲武堂的高材生。他认为这对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是不可少的。
三、思想转变
朱德努力钻研军事的同时，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努力寻求新的思想。
1909年，在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下，朱德加入了同盟会。这个革命党人的秘密组织，在讲武堂内分做两支：教官自成一支；学员另组成一支。各支只有一个人同中央联系，两支互不通气，以防不测。这些不满于现状的青年，经常把从沿海偷运进来的文件抄录下来，互相传阅，发动革命起义是他们经常谈论和思考的中心问题。
这样，清政府为巩固封建统治而培养军事人才的云南讲武学堂，却变成了“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
在这段时间里，朱德经常去看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蔡锷，他尊敬这个人，看重他那种敏锐的思想和工作能力。朱德认为：他自己的成就不过来自勤奋的研究和踏实的工作，而蔡锷的头脑似乎充满了天才的智慧。他认为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会员，“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蔡锷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蔡锷的协统司令部就设在讲武堂内，在他的办公室里四周堆满了中文和日文书籍，朱德经常借阅，其中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书，他曾反复琢磨。他读了孟德斯鸠的《法意》，还读了意大利、彼得大帝、明治天皇改革政治的书。这些书，促成了朱德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在这里，还有一些进步报纸和杂志，猛烈攻击各式各样的帝制派，主张武力推翻清政府。这些，在青年朱德心中引起了共鸣，每每看完这些文章，他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讲武堂的这段时间里，除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同盟会革命的熏陶外，蔡锷的为人和蔡锷办公室里的书刊，无声地给这位未来的无产阶级军事家、革命领袖以重大影响。
四、第一个提出以人道对待士兵
朱德的刻苦研究和努力学习，使他获得了高超的军事技术，以及超群的政治见解，也使他在讲武堂的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为大家所钦佩。
他第一个在讲武堂提出了“以人道对待士兵”，当时的士兵是不被当做人看待的，这在青年的朱德是有切身体会的。那是在他第一次投考讲武堂失败后，他虽然没有灰心，然而从贫苦家庭出来的他，拿来的钱未能供他生活到第二次的投考时间。要达到愿望，就要生活，就要想办法。为了解决这一段的生活问题，他打破了当时受过教育的人就不愿去当大兵的思想，毅然去川军步后标当了大兵。也就在这时，他把四川籍贯改为云南蒙自县籍贯，把席老先生替他取的朱存铭改为朱德。
在兵营里，军官可以对士兵随意体罚，随时遭到残暴的侮骂和殴打，在这里，朱德和其他士兵一样，大凡大兵所做的苦工，艰辛的训练，清苦的生活，他都做了，也都受过了，这一切使得朱德不但在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贫苦农民在清朝腐败的统治下，常年在饥饿战线上挣扎的痛苦，同时也体验到了士兵在兵营里的苦难遭遇。这些促使着年轻时正直、憨厚勇敢的朱德，在讲武堂第一个第一次提出来应该“以人道待遇对待普通士兵”，在一批学员的支持下，他把它发展成一个运动，要求取消对下级士兵的体罚，并得到一些青年军官的赞成。这对朱德后来在革命中一直保持着平易近人，对下级对士兵非常关怀，以及无微不至的体贴的无产阶级优良作风来说，是有渊源的。
1911年，讲武堂第一批学生一百多人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分配到蔡锷部下当军官，朱德也分到该部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排长。他不允许队伍里有任何军官虐待士兵，这些士兵多半是从乡村征来的贫苦农民，他们本来就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地主残酷的压迫，以及兵营里面的打骂制度、克扣军人待遇的行为非常不满。朱德理解他们的遭遇、思想和苦难，和他们打成一片，帮助他们写信，向他们宣传同盟会的政纲，向他们揭露清政府对内的残酷压迫、对外屈辱和无能，把国家的主权出卖给外国的行径……朱德就这样不断地在士兵中散布革命思想，启发士兵的觉悟。
五、云南光复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给云南人民以很大的鼓舞。革命党人也在士兵中间加强了活动。当时，朱德奉命在云南巡防营一个镇统的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和鼓动，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危险的任务，士兵们枪毙了他们的长官，投入了革命。这时清朝统治者惊恐万状，云贵总督李经羲在总督衙门内外修建防御工事，下令捕捉革命党人，并撤换了第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李经羲还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关枪连，担任总督衙门的亲卫。其实卫队中也潜伏着革命的力量。李经羲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就是由机关枪营营长李凤楼秘密通知了革命党人的。这预示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1911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革命党人在昆明毅然举行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
由于被人告密，起义时间从午夜提前到九点开始。这时朱德的队官带了两排人逃跑，朱德果断地立刻追回了大部分士兵。蔡锷命令朱德指挥该队向省城进攻。把守城门的骑兵团也参加了起义军，讲武堂的学生乘势打开城门，午夜十二时，起义军全部入城，接着朱德率领起义军攻打总督衙门，由于朱德在卫队里做过革命工作，加之朱德在战斗中英勇无畏，卫队很快就缴械了。天亮时，昆明全城光复了。十一月一日云南成立了云南军政府。
为了援助四川的革命，于是云南革命党人决定派兵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等于旅）共八个营入川。农历十月间，援川部队从云南出发，这时朱德在援川军中担任左队队官（连长），正当援川军攻下自流井时，传来了端方在资州被起义军杀死的消息。不久，四川军政府成立，援川军就回云南了。这次战斗，由于朱德正确果断的指挥，身先士卒，英勇奋斗，他在全军大会上晋升为少校，并获得“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
六、怀疑与苦闷
辛亥革命很快地失败了，革命果实被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篡夺了。消息传来的时候，起初，朱德和他的同志们不相信：孙中山会辞职，会让位给出卖过戊戌变法的袁世凯？但传说终究变成了事实，而这事实在革命党人内部很快引起混乱和动荡。这使朱德陷入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中，他在黑暗中奋斗、摸索、寻求，然而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学得也不少，可是在中国却行不通？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反而支持中国的封建主义，压迫中国的民主革命势力？自己为了挽救中国的灭亡，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抛弃了“教育救国”走上了“军事救国”的道路，十几年来，为达到这一伟大理想，废寝忘食的学习，吃尽了千辛万苦，而且总是以充沛的革命斗志进行奋斗，为什么结果理想总是不能实现，革命也终归失败，国家的情况仍然一天一天坏下去？怀疑和苦闷占据了他整个脑海。
七、为共和再战
由于云南是由革命党人掌握政权的，因此许多被袁世凯恐怖统治所压迫的革命党人，都流亡到云南来，还有一些是一年前回本省参加革命的，现在讲武堂重新开学，特意回来完成学业。朱德一有空，就来听这些亡命者讲袁世凯怎样派人逮捕、禁锢和虐杀革命党人。特别是国际银行团和袁世凯正在谈判“善后借款”的事，认为这对中国危害是最大的。
在亡命到云南讲武堂当教官中的有两三个人是留法国的，其中之一孙炳文，不久就成了朱德最亲密的助手，在以后的七年中对他起了决定的影响。朱德用了很多时间向他们了解法国的议会制度，了解法国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中国革命却失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朱德的脑海里久久找不到答案。
接着到来的是袁世凯帝制的复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云南，于1915年12月，发动了震动全国的讨袁护国起义，派遣护国军第一军再次进入四川，迎击曹锟的十万“征滇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罗佩金任参谋长，共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朱德任第三支队司令，他又怀着新的希望，带领着他的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的士兵，为共和再战。那正是严冬时节，朱德和士兵同甘共苦，冒着严寒连续作战，一路所向无敌，连连取胜，他顶风冒雪，风餐露宿，浴血奋战了四十八个昼夜，打得张敬尧落马，曹锟溃不成军，朱德的名字也在他“为共和再战”的战火中威震四方。
由于云南护国军首先起义和各省的相继响应，袁世凯终于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和唾骂声中死去。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结果，是北洋军阀中的段祺瑞代替了袁世凯。中国继续处在军阀的铁蹄下，人民仍旧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朱德重新燃起的一线希望之火，又被事实无情地扑灭了。此后朱德在泸州的五年里，他和他的同志也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里，然而他们却还认为是在同军阀作战，是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这时期，就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封建势力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反动逆流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掀起了同封建思想展开激烈斗争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也波及了朱德，他的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孙炳文，写信向朱德介绍了一本新杂志——《新青年》，他以极大的兴趣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些文章，文章又不断地震动他的心弦，脑海里又不断掀起浪花。
八、寻求真正的真理
接着，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的促使下，朱德在泸州组织了第一个学习小组，小组吸收了这一地区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们。他们猛烈抨击着封建的社会习惯，阅读《新青年》杂志和其他进步书籍，研究新思想，研究十月革命。他们经常给自己提出问题：如为什么俄国革命者能够打败那样强大的军队，建立自己的政府，而中国革命，几经辗转，而终究失败了呢？他曾和他的好友多次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革命一定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有了错误。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依靠资产阶级领导，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他说：“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之后，朱德参加了靖国军召开的多次会议，决定回师云南，打倒唐继尧政权。
在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就中国的情势以及自己的前途，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讨论。他们决定离开军队，到外国去学习先进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约定孙炳文先到北京，朱德在打倒唐继尧之后去和孙炳文会合。
1921年新年刚过后不久，顾品珍很快地扑回云南，赶走了唐继尧，各地进步知识分子再度络绎而来，协助把云南变成革命的基地，使云南呈现了某种新的气象。但是，全中国仍然处于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把中国当做物品，任意拍卖给帝国主义，孙中山为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免不了一再被人出卖。于是，朱德正式向靖国军提出辞职，宣布了要去外国留学的计划，同行伍的军官多次挽留他，要求他在云南新政权稳定以前，继续留职，朱德同意了，但朱德的怀疑却不断增长和发展，去外国寻找新的革命道路的决心怎么也不能使他平静。不久，唐继尧开始反扑，那些军官却接受了唐继尧的诱饵，开始接应，知识分子有的外逃，有的合流，有的隐匿起来，混乱又重新笼罩了昆明。
这时的朱德，在十几年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多次的亲身经历，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确达不到革命的目的，必须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1922年初，他毅然抛弃了名誉、地位、温暖的小家庭，踏上了崭新的革命征途，经过千辛万苦，朱德到了上海，不久到了德国，因为他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
在那里，他努力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最后完成了他思想上的飞跃，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在这一年里，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同志开始了献身伟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历程。
从朱德青年时代在云南的一段经历，可以看出他思想变化发展的一个轮廓，我认为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首先，朱德是个贫苦佃农的儿子，从小饱受饥寒交迫的痛苦，地主的残酷剥削，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少年时代代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的席老先生，给他的启蒙、开导，对他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起了重大的作用；青年时代在讲武堂参加了同盟会，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以及蔡锷和他办公室里的报刊书籍，如孟德斯鸠的《法意》《乔治·华盛顿》以及意大利、彼得大帝、明治天皇改革的书，对他进一步形成自觉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起重大的作用的。此外，在朱德思想发展的最后几年里，他的好友孙炳文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孙炳文经常把《新青年》杂志给朱德看，把“五四”运动的形势也介绍给他听，后来他们一起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最终促成了朱德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其次，朱德在云南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是对他进行实际教育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段实践。
朱德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参加了推翻清政府的斗争、参加了打倒袁世凯的护国斗争、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然而，苦难的中国并没有得到挽救，革命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情况反而一天天坏下去，客观实际无情地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他的理想，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教训着他，苦闷、怀疑占据了他的心灵，一连串的“为什么”不断地在他脑海里翻腾。
最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促使他的思想最终转向了共产主义。
再者，以上几点，对朱德一生的转变起了重大的作用，但它们终究是外因。这些外因，和他同时代的人也还是有过同他一样的遭遇、经历，甚至有的人比他有更好的条件，如在上海、北京，就比朱德在云南、四川更容易接触到马列主义，然而，许多人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正如朱德自己所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陷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的人看到了新的革命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这就是朱德除了外因外，还有他自己的内因，这是主要的。如当他放弃“教育救国”兴致勃勃地从四川到云南来投考云南讲武学堂，寻求救国的另一条道路，他失败了，然而，他没有灰心，第二次，他成功了；当他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里，有名、有利、有地位、有共鸣的妻子、可爱的孩子……他没有安于现状，“怎样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是他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一直占据在他脑海里唯一的、神圣的、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的信念。也就是这种信念，激励着他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终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寻找到了真正能够救中国的道路——走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他在这一伟大的革命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为祖国、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