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本书的第一个意图是想描述关于中国上古史事件的完整过程。这一事件究竟是何面目？从上面的研究回顾中已经知道，中国学者至今还无人比较详细地介绍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这段历史，更谈不上分析。西方学者虽然已有不少深入和有针对性的论述，可是往往只侧重问题的某一方面，也缺乏全面的描述和通贯的介绍。
第二个意图则是，在理清事件来龙去脉、还原出其基本面貌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编年史到底对启蒙时代的欧洲人产生什么影响，在欧洲思想近代化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如毕诺、安田朴或其他一些人所说的，引起了可用狂飙巨澜来形容的风波，使欧洲思想界一时间处于紧张对峙状态？还是在以一种缓慢的方式渗透？是立时被激进派思想家祭起为攻击《圣经》的旗帜并取得显赫战果？还是在以其他什么形式发挥影响？是否可以说欧洲人因为发现中国而发现了世界？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可以整理出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这个启蒙时代里欧洲思想界变化的主要线索。尽管欧洲思想史的题目并不新鲜，论著汗牛充栋，但立足中国上古史事件这个点以管窥豹或许仍非全无必要。
第三个意图是，从中西文化交流这个角度来考虑，中国上古史在欧洲思想史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该如何评价，这时期假耶稣会士之手传入的中国历史知识和其他中国文化知识与真正的中国有多大距离，对欧洲文化发展的影响该怎么认识。
本书分三编，第一编描述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上古史形象，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塑造的依据。第一章回顾耶稣会士入华的背景，他们在欧洲兴起并作为教皇的忠实捍卫者和教会海外传教事业的主要代理人而权倾一时，他们伴随葡萄牙殖民者东来并长期是葡萄牙“保教权”的支持者，因此而与西班牙殖民者及西班牙所支持的其他宗教修会有矛盾。第二章简介耶稣会在华的适应政策及其塑造“中国形象”的来。耶稣会士传教事业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奉行结交上层和灵活传教的策略，这为他们带来成功，也同时招致其他修会的非议和嫉妒。当耶稣会立足中国后，它的灵活策略、它的霸道作风、它享有的特权、它引起的敌视同时也带了进来。为了在中国求得生存，为了持久保持欧洲方面的赞同与支持，也为了维护在中国传教区的优势地位，以利玛窦为首的在华耶稣会士把他们惯有的灵活性发挥到极致，宣称在基督教与中国古代儒学思想间有天然一致性。因此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适应中国士人的习俗、伦理和思想以求与中国社会相融合；一方面努力向欧洲介绍中国文明悠久发达且同基督教义没有根本性违背，以论证自己实行文化适应政策的合理性。但耶稣会士的策略和实践终于引起其他修会成员的怀疑和反对，并以“礼仪之争”的形态爆发。在这场持续100年的争议中，耶稣会士更加迫切地需要捍卫自己的适应政策和对中国祭祀礼仪的立场，因此催生更多论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礼仪的作品，希望欧洲人了解中国并接受中国，实则是希望欧洲人接受他们所选择和强调的那个有利于其传教利益的中国形象，在此过程中，耶稣会士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仿佛他们已经完全相信了流传于他们中间的那个中国形象，对中国上古史的描绘就是这个中国形象的一部分。这部分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关于葡萄牙人海外扩张、耶稣会史尤其是在华传教史、礼仪之争的前人论著。
其后几章是本编重点，介绍耶稣会士文本中呈现的中国上古史面貌，主要目的是想揭示，耶稣会士向欧洲介绍中国上古史是为了配合论证适应政策和礼仪立场的合理性，完全着眼于塑造一个符合自己的神学观念和传教政策的中国形象，而并不关心让欧洲人了解真实的中国上古史。这一根本立场导致他们在选择可资译介的中国文献时违背了利玛窦制定的依从古代儒家这一原则，却充分发挥了利玛窦适应政策的权宜性本质，不惜搜奇猎异以获得自己所需。在这一过程中显然也大大歪曲了中国上古史的面目，至少它不是中国主流派所认可的形象。
得出上述结论需以还原耶稣会士文本的中文依据为基础，这一工作主要是针对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中国上古史部分展开，通过将其同宋代以来传世的论及中国上古史的编年史著进行多方对照——如帝王谱系、帝王在位时间和年限、帝王事迹——而判断出它最可能参考了哪些中文史书（详见正文）。因此，这部分所使用的资料一是杜赫德和其他耶稣会士（卫匡国、柏应理、安文思、李明、曾德昭、利玛窦和金尼阁）的作品，以西文资料为主（原著或当时的英译本），来自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馆藏1850年以前西方人论中国著作的缩微胶片（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Microfilms）。第二类资料是宋代以来流传于世的编年史书，如司马光《稽古录》、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苏辙《古史》、郑樵《通志》、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陈桱《通鉴续编》、康熙《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今本竹书纪年》，这些史著所据的版本为《四库全书》本。此外还要参考的有，张澍集校《世本》和宋翔凤集校《帝王世纪》，来自《续修四库全书》；《史记·五帝本纪》、李昉《太平御览》之“皇王部”、“天部”、“礼仪部”、“乐部”、“器物部”，《古今图书集成》之“明伦汇编·皇极典·帝纪部”、“经济汇编·食货典·饭部”。为何选择这些著作为考察范围在正文中有详细论述。
除以《中华帝国全志》为个案辨析其中国上古朝代史部分的中文依据，本编还试图对耶稣会士的中国古代历史形象进行更广阔的描述，介绍耶稣会士对中国古代的科学、艺术和宗教的描绘，不仅因为这些东西与帝王世系、历史年表共同构成中国上古史的内容，共同体现出耶稣会士的思想倾向怎样左右着他们的话语，也因为它们同是欧洲人争论中国上古史可信与否时的具体论题。这一部分继续采取中西文史料对照分析的思路，先辨明耶稣会士所提供的内容可能来自何方，然后判断他们的叙述是否大体忠实原文，或者他们所采用的资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否有足够威信。进而论证，除了一般文化传播中难免的隔阂与变形之外，在耶稣会士主导的这一场文化传播里，耶稣会士基于特定目的（中国拥有古老灿烂而又并非迷信的文明，种种迹象表明古代中国人曾知晓唯一真神上帝，这证明在中国最适宜开展渐进式的、适应性的传教）的主观选择是造成文化传播失真的关键原因。此部分论及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中国文字和“五经”的来历、中国人对“天”的观念、古代祭天制度的设立和演进，也介绍耶稣会士中的“异端”索隐派对“道”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此相应，所使用的西文资料仍以前面提到的杜赫德诸人著作为主，所采用的中文史料除上面那些编年史书中的部分之外，增加了历代正史中的《天文志》和《十三经注疏》中的“五经”部分。
第二编介绍启蒙时代欧洲的知识背景，旨在通过对此背景由远及近、由大到小地介绍，给中国上古史问题一个正确而明晰的定位，使第三编对中国上古史问题的讨论在此规定下进行。先介绍整个社会背景，所侧重的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对知识活动造成的直接影响，即以前作为欧洲社会权力核心的天主教会在政治、思想、信仰、知识等多方面的控制权都松动和衰落，世俗力量在各个领域兴起，致使从事知识活动的人、机构和知识活动的性质、论题都有了鲜明变化，概括而言就是社会宽容性增强使知识活动更加普及、自由度更高。其次介绍知识界风气的一般性变化，这就是对未来产生强烈的乐观情绪，同时伴随着对古人的怀疑和批判，包括对教会和《圣经》描述的古代产生怀疑。重点放在对这一时期知识活动和思想演进有着方向性影响的变化，一是哲学独立于神学，并以寻求理性的确定性为职志，自视为神学的对立者和替代者；二是怀疑论兴起，怀疑与寻找确定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导致了否定教会和经院哲学提供的知识的来源和原因，并寻求重建知识和思想体系。怀疑论与寻找确定性既表现在形而上层面，也反映在经验层面，就是要求获取“事实”和检验“证据”，这就引出了下一个主题——史学研究的转向。与知识界的总体风尚相应，以上帝的目的为核心和基础的基督教史学也面临怀疑主义的挑战，怀疑首指教会权威，同时指向历史认识手段的可靠性，还指向历史知识的终极意义。近代史学从这些怀疑和对怀疑的回应中逐渐显形，以证据批评法（critical method）为历史研究的牢固基础，将“历史”从神意的传递者转变为探讨人类社会变迁的学问，对以往充当人类古代历史唯一依据的《圣经》从文本到观点都展开批评性研究。从而我们的视线最终着落在“圣经批评”这一具体领域。启蒙时代欧洲思想界的怀疑态度主要是针对教会权威，并且是在批判教会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重塑知识体系和认知结构，则怀疑论最终要把矛头指向被教会号称为一切思想和知识来源的《圣经》。历史怀疑主义是这整个怀疑主义的一部分，但它质疑《圣经》时的着眼点不同于哲学性的怀疑，主要考察《圣经》所叙述的历史和《圣经》本身的历史是否可靠，强调文献学的证据和有关人类历史起源的证据。在围绕圣经历史的种种争议里，新的史学观念、尤其是世界史观念成长起来。
之所以对欧洲知识和思想背景不惜笔墨地铺叙并最终落足于圣经批评，乃因中国上古史在欧洲掀起巨大波澜的根源就是它同圣经历史有冲突，它在欧洲的所有经历都是在欧洲思想界日趋世俗化、《圣经》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日渐动摇这个框架下完成，它本身就是对《圣经》所述人类历史起源故事的极大挑战，它是作为支持或否定《圣经》所述历史的证据而被欧洲学者关注，它参与了上述欧洲思想史的变迁，并且是在这个变迁过程的阶段性要求之下出演角色。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这部分开篇所展示的欧洲人论中国古代历史作品的庞大规模，这不是由于单纯的好奇和对异国情调的迷恋，也不是纯粹追逐时髦（没有一场时髦能够持续一个半世纪），而是因为中国上古史问题乃是欧洲这个转变时代的主旋律中一个重要伴音，故而几乎与其相始终。与“罗可可”风格这类事物相比，甚至与18世纪中期的启蒙文学家借中国制度讽喻本国现状相比，欧洲人总体而言对中国上古史问题持比较严肃的态度。
本编主要依据的是西方学者关于启蒙时代和欧洲思想史、史学史的论著，以近些年出版的英文原著和重要的翻译著作为主，英文著作因只限于国家图书馆和本校图书馆能够提供的部分，无法通过学术史回顾之后筛选出最有权威的作品并按图索骥，所以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第一、二两编可以说分别刻画了中国上古史论战产生的两个背景，即耶稣会士为何要把特定的中国上古史知识推荐给欧洲人，欧洲的时代环境中有哪些因素将导致论战产生并沿着一定方向发展，这两方面内容对于引起论战都是缺一不可。第三编就要在上述基础上讲述欧洲本土这场中国上古史论战的由来始末、发展变化。第一章介绍中国编年史问题怎么产生。17世纪初的在华耶稣会士已经发现中国史书记载的历史长度同欧洲流行的世界史年代学观点不符，出于立足中国传教的考虑而接受了中国人的说法，并设法弥合两种编年史间的差异。17世纪中期卫匡国为辩护礼仪而赴欧洲，并出版了几部著作宣扬耶稣会士的中国形象，其中《中国上古史》一书对中国历史古老和文明昌明的描绘正是第一编所分析之“中国形象”的体现，事实上，耶稣会士有意识和系统地向欧洲人赞美中国文明的价值这一叙事传统正是由《中国上古史》开创，而此书也首次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有违圣经年代学的中国年表，因此使中国上古史走入欧洲人的视野并引起争议。
接下来的二、三、四、五、六章分别讲述欧洲人对中国上古史的几种态度：1）调和中国编年史与圣经编年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相信耶稣会士的说法并以中国上古史证明《圣经》，一类是承认两种编年史有差异但在维护《圣经》的前提下设法调和；2）对中国编年史证据的批评性研究，这又可分为捍卫《圣经》者、捍卫中国史书者、只服从科学检验结果者；3）利用中国上古史质疑甚至批驳《圣经》。自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上述三种态度都有全程体现，但每种态度又各有其表现突出的一个时期，调和两种编年史是17世纪后半叶的主旋律，对有关中国历史的证据提出疑问并行检验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比较醒目，利用中国编年史来批判《圣经》则要到18世纪中后期才蔚然可观。这种演变实与第二编介绍的欧洲知识风尚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17世纪后半叶的欧洲知识界面对科学与宗教、哲学与神学的矛盾时，主流态度正是“调和”，“调和”中隐含了认为《圣经》可以被证明的思想；检验证据、判断事实在17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在实验科学和世俗历史学领域大行其道，到17世纪末已经比较成熟并开始为圣经学者所注重和借用，初衷是为证明《圣经》，然而结果走向反面；普遍的怀疑主义态度出现虽早，但在17世纪末才成气候，受其鼓舞，并出于对科学方法和事实的日渐信任，18世纪对《圣经》的态度从普遍相信其可被证明走向越来越大胆的怀疑和否定。所以绝大多数欧洲人对待中国上古史的态度完全扣紧其时代需求，在时代主流允许的范围内表达对中国上古史的意见。反之，17世纪中期已出现利用中国历史知识质疑圣经历史的言论，18世纪末仍有试图调和两种编年史的努力，尽管前者当时被置之不理，后者令时人感觉落伍可笑，但正说明任何一种思想变迁都不是一蹴而就，从萌芽到结束要经历漫长过程，过程的开端与前一个时代、结束与后一个时代的衔接过渡有时平缓得难以确定分界线，从而大大磨损了某些激动人心场景的变革性光芒。
在第五、六两章还分别谈到中国上古史争论之后的两个遗产：“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摆脱基督教普遍史观束缚的新世界史书写中纳入中国。在欧洲学者将中国古代历史知识作为一种需要核实的证据进行批评检验时，不懂中文也不熟悉中国文献的他们不可能把握中国文献自身的脉络来研究它，而是把在欧洲情境下发展与成熟的文献批评与历史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问题上，由此已经确立了欧洲汉学的方法论特征。也是在证明或证伪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萌生了欧洲汉学几个最初的命题，即中国历史研究、中西交通史研究、中国人的民族起源。其中中国历史研究和这里没怎么涉及的中国语言研究一向是19世纪欧洲汉学的研究基础，甚至构成了传统欧洲汉学区别于二战以后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但本书涉及汉学学科兴起时比较注重其所包含的思想史意义，而不是只把它看作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即“汉学”传递的也是一个“中国形象”。至于世界史观念的转变，则是《圣经》描绘的世界史图景发生动摇之后的相应结果，当人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历史起源与《圣经》无法调和，而中国历史又可以被接受，便一方面借助中国批判和否定传统的世界史图景，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建树起一种能够容纳中国历史和其他非欧民族历史的新世界史。与中国历史对《圣经》的批判性作用类似，中国历史对欧洲新世界史观的形成也发挥着一种外来刺激的作用，而新世界史观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仍存在于欧洲思想史的内在逻辑中。
这一编采用的史料是从前述伦敦大学藏书胶片中择取的17、18世纪欧洲学者论及中国历史的著作，显然这批藏书并不完整，许多重要的著作没有包括在内，而有些著作则因为语言限制无法阅读，因此也只能因陋就简，就能够找到和可以使用的材料进行叙述。为弥补史料不足，也尽量从现代西方学者关于耶稣会士传记、汉学史和欧洲思想史的著述中爬梳整理这时期欧洲人对中国上古史的论述。此外也尝试利用网络资料，但收获不大。事实上，在国内作这样一个题目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难寻，因为事件的场景发生在欧洲，讨论所需的最重要的两部分材料——耶稣会士在欧洲出版的作品和欧洲学者谈论到中国上古史的作品——绝大多数只能在欧洲的图书馆查获。所幸可以利用伦敦大学藏书的胶片，使文章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但即使如此，胶片中包含的一些非英文著作目前仍无法充分利用，心有不甘却又莫可奈何，实为本书憾事。此外，现代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不在少数，但流传到国内的不过是零星几部，这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陷。在资料方面的这些先天不足令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常感惴惴不安，惟恐贻笑，迫于时日，只能因料成文。
“余论”简要介绍18世纪初已经出现的虽承认中国历史悠久但否定其价值的看法，这种意见在19世纪之后长期位居主流，实则也在启蒙时代造端。基于此点及前文所述而分析，中国历史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的阶段性变化实由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变化所主宰。在近代“欧洲”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异域文明一直是欧洲人自我认识和认同的手段，17、18世纪对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其他内容的关注并不能说明欧洲人对中国有几分了解。
总而言之，如果说中国上古历史是启蒙时代欧洲人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那么本书则希望通过这面镜子位置的移动、被擦拭的程度或其他一些外观更改来了解这时期的欧洲发生了什么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