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了自私自利思想的人，能表现出客观、永恒、无限的精神，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世世代代的人的尊敬。那些能以神圣的谦卑放下架子的人，他不仅清除了自身的自私品性，还把自己无私的博爱精神奉献给别人，使他的才能受到极度的尊崇，并掌握人的精神世界。
所有否定个人的奢华享受和回报，拒绝世间的权力之争的人，能够真正领悟超脱个人的客观真理。比较他们的生活和信念，你可以发现同样的纯朴、自我牺牲、谦卑，还有他们实践并宣扬的高尚品德与爱。他们遵循同样不变的原则，并付诸实现以消灭罪恶。
人生在世能减少一些麻烦，就多一分超脱世俗的乐趣。如交际应酬减少，就能免除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困扰，闲言乱语减少就能避免很多错误和懊悔，思考忧虑减少就能避免精神的消耗，聪明睿智减少就可保持纯真本性。假如不设法慢慢减少以上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反而千方百计去增加这方面的活动，那就等于是用枷锁把自己的手脚锁住。
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直到七十多岁高龄，朝廷才允许他退休。接替他的任尚向班超请教对治理西域的经验，班超忠告他说：“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要他以简易宽和为主。任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就抛之脑后，还对人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后来不过四年，任尚因过于严苛急躁，失去与边疆民族的和睦关系，导致西域各国纷纷叛汉来攻打他，任尚退到班超精心经营的疏勒根据地，靠疏勒人的保护才捡回性命，但西域的土地却全盘丢失了。可见求大同、存小异，才能真正把握全局。班超经营西域达三十年，得到西域各民族的钦佩和拥戴，使汉朝扬威异域直达中亚细亚，因功拜定远侯，正是依靠这一要领，可见这乃是英雄人物处世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做人术中，“大智若愚”演变为一套内容极其丰富的韬光养晦之术。
乐毅率燕军踏平齐国，田单又率齐人大破燕军，功成名就之时，却都是遭君王猜忌之日。那些见过大风大雨的“过来人”对老子的名言“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理解格外深刻。因而每当身处一些“特殊关系”的微妙场合，或者在面临生命威胁的紧要关头，韬晦一方无不恬然淡泊，大智若愚。
商纣王荒淫无道、暴虐残忍，一次作长夜之饮，昏醉不知昼夜，问左右之人，“尽不知也”，又问贤人箕子。箕子深知，“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于是亦装作昏醉，“辞以醉而不知”。
战国四君子之一魏信陵君广结天下豪杰，广纳天下贤才，“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拥有足以与魏王抗衡的政治实力，魏王也不得不让他三分，可是当他公然“窃符救赵”，违背魏王的意志，解救了正受秦兵压境威胁的赵国，建立巨大功勋之后，却使魏王难以容忍，“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秦国马上施以离间之计，促使魏王剥夺了信陵君的实权。魏王担心信陵君威望犹在，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仍然视作心腹大患，信陵君为此“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以降低人格的方式减轻魏王的戒惧。
韬晦之术在汉以后的所有做人术中发展最为充分，许多成大事者，在成就之前都有韬晦的历史，那些看似胸无大志，实际暗伏杀机的身边人，无不以弱者的形象做出强者的举动。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俊杰，并非专指那些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冲锋陷阵无坚不摧的英雄，而是应当包括那些看准时局、能屈能伸的聪明者。所有的俊杰，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即能够正眼看待现实，不浮躁，不虚妄，敢于直面人生的悲欢遭际。
圣人、智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已经领悟到最深刻的卑微，具有无私的品质，并且放弃了一切，甚至是自己的个性。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神圣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他奉献，却从未想到索取；他努力工作，从不为过去感到遗憾、后悔，而且永远不求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