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概说
文学的起源远在文字之前，口口相传是它最早的流播通道。我国最古老的文学便始于诗歌以及神话之类的传说。我们的祖宗创造了文字，这既给原本口头流传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流播工具，也给人们记录生活提供了方便，于是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创了重视记事的传统。我国的散文也由此而开始了萌芽、成长的历程。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是硕果累累，成就辉煌了。
先秦时代是我国古典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以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最早的“书面文学”应该起于商朝的甲骨卜辞及铜器铭文，这也就是我国散文的起源。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文化的变迁，给散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孕育、发展的环境，从而使我国古代散文迅速繁荣，成就辉煌，大放异彩，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一、先秦散文发展的基本原因
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先秦散文的迅速发展、高度繁荣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总的来说，先秦散文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大放光彩，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剧烈的社会变革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各种矛盾的激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的时代，新生产力的出现导致了旧势力的衰落。一方面，周王室在动乱中逐渐失去了对各国的控制，它的统治地位和权威急剧下降，实际上已沦为附庸。另一方面，诸侯和卿大夫的势力不断膨胀。春秋战国之交，田氏伐齐，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旧的奴隶制政权已经发生动摇，地主阶级作为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封建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也导致了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动，这种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不断进行，也在不断加剧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各个阶级、乃至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文化等领域里顽强地表现着自己。这种激烈的斗争也把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诸如如何结束天下的动乱？如何实现天下的统一？创建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面对这些问题，各个阶级、各种派别都在努力按照自己的愿望做出回答，都在尽力按照自己的愿望描述着未来社会的蓝图。这促使人们对这些问题不断地进行深入、理性的思考和争论，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因此而展开。先秦散文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这场激烈争鸣的成果和产物。
另外，西周以来，周文化突出地表现出理性精神高扬的特点，他们把殷商时代关注上天的眼光移向了对人类自身行为的关注。历史是人类昨天的现实，关注历史，以史为鉴，这种新的历史价值观就成了周文化的一个突出的亮点。这对于推动早期历史散文的写作无疑具有重大影响。不仅如此，在这一广泛而激烈的争鸣中，从思想家、政治家到说客策士无一例外地继承了周文化的这一优良传统，他们对历史价值的重视更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这场争鸣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不管他们的立场是何等的对立，也不管观点和主张是多么的不同，他们都在竭力呼唤着历史的亡灵。他们或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游说天下，或以史为鉴、以史为证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不管是对历史散文的发展来说，还是对诸子散文的发展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第二，“士”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士”阶层的产生和崛起为散文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条件。孔子开创“私学”，这是我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之而来的是“私学”风气的日益兴盛，这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人才，也促成了“士”阶层的产生和崛起。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某种专门的知识与特长，他们积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到处游说诸侯，献计献策，甚至著书立说，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在社会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春秋中期以后，尤其是到了战国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日趋尖锐，各种斗争进入白热化，诸侯国相继灭亡，贵族们纷纷垮台，那些原本依附于诸侯、贵族的“士”树倒猢狲散，被推向了社会，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寻找新的生存平台。同时，这种新的现实也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因为，激烈的现实斗争也使那些开明的君主和贵族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大力搜罗各种人才，以至于“养士”成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都是以养“士”超过三千而闻名天下。凡有一技之长者都可以成为他们收养的对象，甚至于鸡鸣狗盗之徒。他们或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或为了维护贵族自身的利益而作人才的储备。而当时的“士”阶层，利用广阔的社会舞台，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斗争，从列国争雄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到贵族之间的权力地位之争，乃至后宫之争，无处不见他们的身影。他们不遗余力地运用自己的学识才华及奇谋异智，或建功立业，或追逐名利，或游说辩论，或著书立说，追求人生价值的充分实现。他们的价值也得到了社会普遍的认可和尊重，如在齐国稷门附近，两代齐王专门在此设立学宫，为他们提供自由辩论、著书立说的条件，先后到达这里的学者有千人之多，使这里成为当时东方的学术中心，可谓极一时之盛，历史上称之为“稷下学派”。“士”阶层的努力和当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为先秦散文的发展和繁荣无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三，自由开放的思想环境，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七国争雄，原有的政治结构在不断解体，旧的社会秩序在分崩离析，思想观念上的桎梏在被不断打破，学术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活跃局面。从春秋末年起，文化熏陶、文化传播的范围渐渐下移和扩大。随着“私学”风气日炽，教育也逐渐向平民开放。孔子教授三千名弟子，其中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他们再将孔子的学说宣扬开来，于是形成了儒家这一学派。进入战国后，讲学从师以及著述之风更加兴盛，出现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邹衍、慎到、公孙龙……都是既讲学，又著书的士人。他们以满腔热情关注现实，干预现实，提出自己解决社会矛盾的方略，开出救治社会弊病的良方。
由于思想观念、利益趋向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思想派别，其中著名的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还有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以上被称为“九流”，再加上“小说家”又被称为“十家”。这种学派林立的局面，就已反映出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盛况。他们不但争相著述立论，自由抒发己见，而且还互相驳难，展开辩论。激烈的辩论批评不但在不同的学派之间进行，而且还在同一学派内部进行，足见其思想活跃的情况。这种百家争鸣的情况，成为我国学术史上最令后人羡慕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我们今天看到的先秦诸子散文，就是百家争鸣留下的丰硕成果。先秦散文作家们为了扩大文章的影响力，增强表达的效果，从而使人们对其学说及思想产生兴趣，他们都非常讲究文章表达的方式，注意结构、修辞，力求语言生动。为了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作家们甚至大量采用历史传说、寓言故事，民歌谚语以及比喻、夸张等手法，这也就促进了文学手法的丰富和文学技巧的成熟。
第四，文学本身的发展。
文学本身就有它的生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人类的思维能力及表达能力的提高等因素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发展。先秦散文的发展成熟即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思想主张，旧有的《诗经》式民歌已经不足以表现这么多变复杂的新内容，早期《尚书》式的古奥文体也不能满足现实的急切需要，因此在文学上就自然出现一种能切合需要进行叙述的文体，这就是散文。其次，在历史学方面，史官的设置由来已久，史料的累积已经相当丰富。从春秋以后，史书的编写备受重视，空前活跃。墨子曾说他看到“百国春秋”，其中包括《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又读过《夏书》、《商书》、《周书》。孟子也曾见过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等等，说明当时的史料已经相当丰富，这为历史散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诗经》、《楚辞》等作品中深刻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优美的表现艺术、高超的语言技巧等和散文互相影响，成为密切的姊妹艺术。其他如音乐、舞蹈、雕塑、绘画及民间艺术等也在春秋战国时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间接的影响，提供了多元的审美观念及文学技巧。此外，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作家们的认识能力、思辨能力、表达技巧以及表现手法都得到了有效的锻炼和提升，这些也都为文学的发展以及先秦散文的繁荣提供了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二、先秦散文发展演变的阶段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体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先秦散文的发展演变明显地经历了如下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殷商到西周时期。这是先秦散文的萌芽阶段，作品主要有甲骨卜辞、殷周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辞》、《爻辞》和《尚书》中的《商书》、《周书》等。
甲骨卜辞原是商代帝王占卜时写在龟甲兽骨上的简短记录，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散文片段。它的内容多数是预测祸福、判断吉凶之类，也有少部分的记事文字。这些甲骨文的字数，少则几个字，多则百余字，但是现在能加以辨识的文字还不到一半，有许多文句无法理解，但仍有一些比较完整可读的片段。例如，“葵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这是卜问将从何方降雨的卜辞，它的文字清晰，句意明显，叙述完整周到，可以说是记叙散文的胚芽。
殷周铜器铭文是殷商及西周的帝王、贵族镂刻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大体说来，殷商的铭文比较简短，最多四五十字；周代的铭文则有所扩展，最长的近五百字。铭文主要记载贵族的功绩、讼断、赏赐等；大部分是散体，少数则为韵文。它的风格庄重典正，但缺乏文采。此外，因为文字难以识别、多有磨蚀，再加上对当时的贵族生活及名物制度不易了解，因此他与甲骨卜辞一样难解，所知非常有限。
而现存《易经》原本是一种专门为卜筮所用的书籍，而其中的《卦辞》、《爻辞》就是我国早期的述说记叙的文字，这些文字大约产生于商末周初。其中涉及对殷商时代的战争、祭祀、风俗等等情况的记述，表达出某种生活的经验和哲理。它的记事虽然也很简短，但比起甲骨卜辞则更趋完整，并含有某些生动的描写和一定的形象性。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散文集，汇集了从唐尧至秦穆公以来，历代帝王的誓词、政府文诰和贵族的劝诫之词。现存的《尚书》，其实就是唐、虞、夏、商、周五代历史的记录。它比起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篇制更完整，已经不是分散零碎的片段，而是初具规模的文章。其中有些语句甚至可以看出一定的技巧，使人感受到当时的气氛和口气。
第二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出现了大量的历史著作，《春秋》、《国语》和《左传》是其中的代表作。《春秋》是现存最早的编年史，它用极其简括的文字记载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提纲式的大事记。现今流传的《春秋》，据说是孔子依据鲁国的史料编纂而成的。《国语》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起自西周穆王，讫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它最初的记录者可能是各国的史官，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国语》的记事比《春秋》详细生动得多，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与《国语》平行而稍后的《左传》，是仿照《春秋》的记事次序，博采当时官方史料和许多流传在民间的材料所写成的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左传》全书规模宏大，近二十万字，内容又比《国语》更广阔丰富，叙事状物、镂刻人物、语言表达和结构布局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散文已经臻于成熟。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这段时间，诸子散文开始崭露头角，出现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等著作，基本上是以语录体、格言体为主要格式，文字比较简练质朴，篇章短小，长的几百字，短的只有几个字。这些诸子散文，内容往往具有深刻的哲理性、策略性，所以又称为哲理散文。但是，这一时期作品的论述往往没有充分展开，还带有某些片段性，正说明了这时的哲理散文还处在初创阶段。
第三阶段是战国中期。这一时期以《孟子》、《墨子》、《庄子》为代表。这时期的诸子散文以辩论说理为主要形式，在体制上已具有一定规模，语言生动活泼，表达自由酣畅。其中《孟子》是孟子本人与弟子共同编订的，全书以语录体、对话体为主，有的篇章已逐渐向论说文的方向过渡。《墨子》生活于孟子之前，但《墨子》一书却成于《孟子》之后。《墨子》书中有一部分是有标题的专题论文，多数非墨子本人所作，而是由他的三、四传弟子将他的语录拼凑组合而成的。而庄子这个人大约与孟子同时或稍后，《庄子》的出现则又晚于《墨子》。《庄子》书中的《内篇》出于他本人之手，《外篇》则是他的门人所作，《杂篇》则出于道家后学。比起前面几部著作，《庄子》的文体比较复杂，大多仍有对话和片段的痕迹，《杂篇》中的体制似乎更趋于完整。至于其他各家著作，如《商君书》、《公孙龙子》、《尹文子》、《申子》、《慎子》等，大体上也产生于这个时期。
第四阶段是战国晚期。这个时期，全国统一的条件越来越成熟，百家争鸣的情势已经发展到总结融合的阶段，《荀子》、《韩非子》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都不再局限于对话体的辩说，而是围绕着某一中心而作的专题性的探讨。文章结构紧密，讲求逻辑和修辞，反映出先秦说理文章的高度成就，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的成熟。而由吕不韦集合门客集体编著的《吕氏春秋》，则是企图融合各家于一炉的创举。它的内容博大，体制宏伟，系统周详，把历史和哲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有叙有议，有纲有目，创造出和别家不同的风格。《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几乎同时出现，都是为大一统的帝国制造舆论，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立场不同而已。
此外，有些散文著作成书的过程较为复杂，如《管子》、《晏子春秋》、《战国策》、《礼记》等等，由于这些书的出现都和战国末期的社会需求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不妨把它们列入先秦散文发展的第四阶段之中。
三、先秦散文的整体特点
先秦散文在我国散文史上独树一帜，是源头，又是高峰，而且具有许多特色，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概括地说，先秦散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的叙事散文；一类是以议论、说理为主的散文，通称诸子散文，又称哲理散文。它们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些特色广泛地表现在内容、体裁、风格、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
1.从文体上看，先秦散文众体兼备，百花齐放
先秦时代风云变幻，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学派林立而各展风采，就使散文以不同的文笔体裁、形式风格而各领风骚。就历史散文而言，《国语》、《战国策》为国别体；《春秋》、《左传》、《竹书纪年》为编年体。《尚书》、《国语》、《战国策》以记言体为主；《春秋》、《左传》、《竹书纪年》以叙事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有的记言体著作也有叙事篇章，同时叙事体著作里也有大段的记言内容，不能截然分割。就诸子散文而言，《论语》是语录体，《老子》、《孙子兵法》是散韵结合的格言体，《孟子》、《墨子》、《庄子》主要为对话式的论辩体，《荀子》、《韩非子》多为专题式的论说文。这些文章篇幅有长有短，有零有整。诸子散文虽然大多数为说理文，但也有例外，如《晏子春秋》及《吕氏春秋》主要就是记叙文。由于成书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的诸子书中也存在不同的文体，如《墨子》、《韩非子》、《管子》，既有论辩体说理文，又有语录体及解经体。
2.从内容上看，先秦散文文、史、哲不分，学术性与艺术性相结合
先秦散文不少作品既是历史学、哲学作品，又兼具文学色彩。由于作者的思想、气质、政治流派不同，他们的文章便明显地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个性。总体来讲，《论语》的风格雍容和顺；《孟子》则灵活善譬，多辞好辩，具有个性张扬而以气制胜的特点；《庄子》想象丰富，具有浓厚的南楚文学的浪漫色彩；《荀子》结构谨严，论断缜密；《韩非子》词锋峻峭，说理透辟等等。同时，在许多哲理著作中，往往又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的片段，包括一些珍贵的上古数据；而在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大量反映出当时的政治观念和哲学思想。在诸子的作品中，除了哲学和政治观点外，都还广泛地牵涉到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甚至军事学、自然科学等等多方面的知识。从文学的角度看，其中有些艺术性相当高，有些只能说具备一定的文学性，有些则属于专门的科学文字，如《墨经》六篇、《备城门》以下十三篇，以及《黄帝内经》之类，一般就不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欣赏了。
3.从性质上看，先秦散文都是密切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产物
先秦散文的产生、发展与繁荣都与现实密不可分，那个时代基本上还不存在为艺术写作的问题。许多著作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作家首先想到的是实用价值，而不是美学欣赏。就历史散文的写作而言，毫无掩饰的功利性的目的是为了记载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指导现实并开创未来。诸子散文则是诸子们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乃至军事、经济等思想的载体。其目的或在于“干世主”，以取得卿相之位；或在于既期望干预现实，又期望传于后世，影响未来；还有些则旨在批判社会现实，揭露社会弊端，表达出对现实社会的评价和看法，从中也体现出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即就是像《老子》、《庄子》那些专门表达哲学思想的著作以及其他诸子著作中体现的哲学思想，也都表现出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表现出他们对自然以及自然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形而上的深刻思考。虽然有少数作品似乎与现实斗争关系不那么密切，但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并不能算是纯粹欣赏性的文学作品。在当时所谓的“文”或“文学”，其实都不是自觉的艺术创作，这点与同时代的《诗经》、《楚辞》是不同的，跟魏晋以后的“文学”“文章”的概念更不同。因而在先秦时代，对于散文的界定，应该比后代更宽泛一些。
先秦散文的这些特点，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先秦散文的实际影响，从它产生以后就开始发生。《春秋》影响于《左传》、《史记》等自是不争的事实，《左传》影响于《战国策》，《战国策》影响于《史记》以及后来的散文写作也都显而易见，而且是一脉相承，代有创新，促成了无数优秀作品的诞生。
两千多年来，先秦散文以其博大丰厚的思想内容、辉煌的成就，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伦理等方面发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为我们中华大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文学方面，先秦散文的各种表现手段和技巧，一直被视为后世各类文体的重要基础和楷模，许多文体都可以在先秦散文中找到它的源头。
此外，后世有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标举和借鉴先秦散文。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设有《史学》、《诸子》等专章，对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文学价值作了精辟的论述。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有《言语》、《叙事》等篇，总结了历史散文的写作经验。唐代古文运动也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就曾说他“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穷究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柳宗元也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使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北宋的古文家们也提倡先秦散文的传统。欧阳修就曾说过：“《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荀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到了清代，以桐城派为首的古文家大力提倡推崇先秦散文。方苞曾指出：“古者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
可见，先秦的散文在我国文化史上、文学史上、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