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要说明《战国策》的成书经过。
2.《战国策》一书在思想上有什么特色？
《战国策》以人物的游说活动为记叙的中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它描写人物非常广泛，上自国君、太后，下至平民百姓；老者“年九十余”，少者年方“十二”；公子王孙、武将谋臣、说客策士、嬖臣宠姬，无所不有，而且各具风姿。由于《战国策》不是一时之作，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家之言”的撰述，因而在思想上有一些混杂，这也使《战国策》所写的人物及其活动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总的看来，它所记述的人物以纵横家的事迹为多。这些人物大致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以追求个人功名富贵、权势地位为至高至上者
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动乱使人们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的发展，这也使《战国策》所写的人物及其活动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其中不少人物把追求个人功名富贵、权势地位看得至高至上，他们朝秦暮楚、纵横捭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有一定的处世原则，只是把所从事的策略当作谋取功名富贵的手段，把对功名利禄的争夺作为人生唯一的目标。
例如，《魏策四》写苏秦为了取得个人的名禄地位，起初本想以连横的策略游说秦王，帮助秦国统一天下，但到秦国之后“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自己的主张没有被秦王所采纳，最后在秦国落得穷愁潦倒、狼狈不堪，钱财用尽，大败而回，遂之转而以“合纵”策略游说东方六国。与苏秦同属一类型的人物还有张仪，为追名逐利而不顾一切。他学成之后，先投靠在楚国国相的门下，希望借以游说楚王，六国“合纵”以对付秦国。但是他刚到楚国不久，楚国国相的府上丢失了一块宝贵的玉璧，很多人就怀疑是张仪把玉璧偷走了。因此，张仪被楚国国相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只好回到家中养伤，他的妻子哭着劝他安于家事，平淡生活。但张仪却张开嘴巴问其妻，看他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回答，还在。张仪就说：“吾舌尚存，足矣”。并且发誓将来一定要以雪前耻。后来，他就又转而投秦，以“连横”的策略对抗以楚国为首的东方六国。由此可以看出，“连横”“合纵”两个相对立的政治主张，对苏秦、张仪这两个政治投机人物来讲，却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想方设法施展他的才华智慧，也只是为猎取功名富贵而已。
由于当时的一些纵横之士行无准则，唯功名利禄是求，甚至置社会道德于不顾，他们抓住各国诸侯的弱点、穿梭于各个邦国之间，利用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的关系来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如《东周策·东周欲为稻》中就记述，东周要种植水稻，而灌溉的水源却来自西周，苏代（一说是苏厉）对东周君说：“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这对于东周君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自然答应。于是他又对西周君说，如今西周没放水，东周已经全部种了麦子，你不如这个时候放水，这就会使东周的麦子遭殃，而东周有了水源，它一定会再种上水稻，那时你再断掉水源，东周所种的水稻又会遭殃。这样，东周所需要的粮食就一定会依靠你西周了。西周君听了他的话，就下水于东周。就这样，苏代就从两国都得到了好处。对于苏代来说，他并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也并没有什么功业的追求，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一己之私利。可以看出他的游说是不讲道义，甚至是不惜破坏社会生产、破坏人民生活为代价来满足一己之利，连起码的社会公德、社会良知都毫不顾忌。
二、各种类型的君主
《战国策》描写记述了众多的君主，而且也是各具特色，表现出在类型上的复杂性，其中刻画得最精彩的，当数赵武灵王、秦昭王、楚怀王。
赵武灵王是一位发奋有为，勇于革新的君主。他冲破阻力，倡导胡服骑射的行为至今仍被人们奉为美谈，其事见《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閒居章》。
“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写了赵武灵王发奋图强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改穿胡服的故事。这件事情发生在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此前，由于赵国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国土沦丧，国势日衰。秦国的军事威胁继续加剧，为了扭转这一严重危局，公元前307年春，赵武灵王召见大臣肥义、楼缓，同他们商讨治国强兵之道。他认为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笨重的战车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才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为了适应骑兵作战的需要也必须改穿胡服。但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的这一改革主张立即遭到了众大臣们的反对和抵制，这些王公大臣以维护国家安定为名，极力阻挠赵武灵王的变革。面对群臣们的非议，赵武灵王并没有退缩，他又召见了大臣肥义，向他申明了实施胡服骑射的必要性和巨大困难，并征求他的意见。
肥仪鼓励赵武灵王：愚昧的人只能看到事物的现状，有智慧的人就能看到事物的发展。赵武灵王得到大臣楼缓、肥仪的支持，因此大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实施胡服骑射的决心。他决定力排众议、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改革的步骤。
为了慎重起见，赵武灵王在下令全国实行“胡服骑射”前，他先派了王孙去其叔父公子成家里做说服工作，以期得到叔父及王公贵族们的支持。但出乎意料的是首先遭到了这也遭到了以他的叔父公子成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抱着华夷之别的传统偏见不放，认为这是“以夷变夏”。胡服被视之为奇装异服之列，是礼制所不容的。因此，他们对赵武灵王“袭远方之服”的行为，斥之为“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心”，而且“畔学者，离中国”，不合国情。甚至认为这必定会招致灾祸，企图要赵武灵王收回成命。
面对叔父的这些公开的责难和反对，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亲自去公子成的府上进行说服工作，并且据理力驳，认为富国强兵、洗雪异族入侵的国耻，这才是祖宗的遗愿，不能因怕担恶名而拒绝变革。他还指出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习俗、礼法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且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学习胡服的好处，并强调，今天胡服骑射，就是要发愤图强，振兴赵国。终于说服了公子成，他表示要听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政令，并接受了赵武灵王所赐的胡服。第二天，叔侄二人皆胡服上朝，赵武灵王随即向全国颁布了“胡服”令。
由于“胡服骑射”的采用和推广，使赵国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横扫北方诸“胡”，拓展了国土疆域，使呈衰微之势的赵国迅速得以中兴。
本文便通过他的这一系列举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积极开拓的进取精神以及超人的胆略气魄的开明君主。
此外，《战国策》中也塑造了众多胸无主见，听信谗言，荒淫无道，忠奸不分、贤愚不辨的昏君，并记述了他们的种种恶德劣行。如《秦策二·齐助楚攻秦章》中对楚怀王形象的刻画便是如此：
楚王大说，宣言之于朝廷，曰：“不谷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王曰：“不谷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王曰：“何也？”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
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至，称病不朝。楚王曰：“张子以寡人不绝齐乎？”乃使勇士往詈齐王。张仪知楚绝齐也，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使者曰：“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仪曰：“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而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国必大伤。”
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
在当时东方六国已建立“合纵”格局的前提下，楚国又实行了“联齐抗秦”的策略，这使秦国深感棘手，于是就派张仪来到楚国，张仪对楚怀王许诺，只要楚国断绝与齐国的关系，秦国就把“商於之地六百里（即今以陕西商州为中心的地区）”割让给楚国。这段文章就记述了楚怀王轻信张仪这一谎言，最后腹背受敌遭受惨败的故事。可以说是绘声绘色地状写了楚怀王在整个事件中的各种情态，着重反映了他既贪利又短见、既自大又无能的悲剧性格。当张仪为了离间楚齐联盟，在游说楚王时，信口许诺楚王说，若楚告绝于齐，就能得到秦国割让的六百里土地，从而引诱楚王与齐绝交。楚王先是沉醉于张仪的阿谀奉承之中飘飘然而解除了对秦国的戒备之心，从而把联齐抗秦的国策置于脑后。丝毫没有意识到张仪只是空口许诺，便急不可耐地在朝廷之上宣布，并对劝谏他的臣子说道：“不谷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于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对于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他自以为得了便宜而沾沾自喜，表现了楚怀王的利令智昏和愚不可及。面对陈轸严密冷静、入情入理的分析与直陈利害的提醒，他又表现得冥顽固执以至于恼羞成怒。可见他是一位完全丧失理性的大国之君。他为了表示背齐亲秦的“决心”，他接连派出两批使者与齐绝交，表现其愚蠢简单已经到了极其可笑的地步。尤其是当楚国受地的使者前去索地之时，面对张仪称病不朝而拒见楚国使者这样一种形势，他不去冷静思考是否其中有诈，反而认为是张仪对他与齐国断交决心的考验，立刻作出派人到齐国辱骂齐王的荒唐之举，足见其低俗无能到了何等地步。
当张仪的骗局完全暴露时，他恼羞成怒，理智丧失殆尽，轻举妄动，意气用事。他不审视当时的政治形势，置楚国的社稷安危于不顾，再次拒绝陈轸联秦伐齐以保全楚国的良策，一心只想报仇以泄其愤，执意出兵伐秦。最后，导致秦、齐、韩三国联合伐楚的局面，使楚军大败，死伤惨重，把原本还可以与秦国相抗衡的东方大国折腾得元气大伤。而最可悲的是此后又不汲取教训，竟然又屡屡受欺，连连受骗。再加之内惑于宠妃郑袖，壅蔽于奸佞小人，最后竟然被诱骗入秦，而身死秦国，终于自编、自导、自演地走到了人生悲剧的尽头，也把一个“地方千里，戴甲百万，战车万乘”的强大的楚国送到了亡国的尽头。
此外《战国策》还描写了诸如燕王吟、宋康王等昏庸的君主。燕王吟为了沽名钓誉，竟然昏头昏脑，听信谗言，拱手把君位让给专横独断的子之，任随他“南面行王事”，“国事皆断子之”，结果子之执政三年，“燕人恫怨，百姓离意”，（《燕策·苏代自齐使人》）将原本好端端一个国家搞得分崩离析。他本人也身首异处，贻笑后人。在《宋卫策·宋康王之时有雀生》中也尽显宋康王之昏庸荒唐。宋国只是一个小国，如果能够谨慎稳妥地对待国事，维持现状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宋康王见到异象之后，他就盲目听信巫祝之言，认为“小而生巨，必霸天下。”自我膨胀，极不现实的估计自己的力量，“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甚至“射天答地，斩社翟而焚灭之。”要征服天下鬼神。“剖讴者之背，锲朝涉之胫”，狂妄至极，干尽了令人发指之事，当齐国得知这一状况之后，趁机出兵，也使这位宋康王身死国灭，这当然也是咎由自取了。
三、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义士和勇士
书中记述了众多的出身社会下层的人物，如侯嬴、毛遂、蔺相如、荆轲、唐且等，这些人都在不同的事件中表现了他们见义勇为、机智勇敢、不畏强暴、反抗暴君的精神。《战国策》中也刻画了坚守正义、恪守节操、不谋私利，为人排难解纷而一无所取的有志之士，并展示了他们的高风亮节。
如《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中记载，秦国的大军包围了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遭受惨败、一蹶不振的情况下，又再次面临着强秦兵临城下的严重威胁。要挽救赵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与赵国有姻亲关系的魏国求救。但魏王慑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怕因此得罪了秦国而祸及本国；但又考虑到，秦一旦灭赵，必然会趁机出兵攻魏，因此犹豫不决，踌躇两端。因此魏王就只是摆出一幅救赵的姿态，却又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行动。虽然派出大将晋鄙率兵出动，但半道上却驻军不前，隔岸观火。而暗中又派出客将军辛垣衍秘密潜入邯郸，劝赵国尊秦为帝，想以赵国的投降来解邯郸之围，并以此保全魏国。在这种情况下，鲁仲连站在维护东方六国利益的立场上，力主抗秦，反对投降，与辛垣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并用历史上大量事实反复说明“帝秦”的危害。以机智雄辩的言辞，晓之以理，动之以利，使得辛垣衍不得不心悦诚服“不敢复言帝秦。”鲁仲连又为救赵国四处奔走游说，说服了其他诸侯出兵助赵，“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迫使秦引兵而去，秦对赵国的包围得以解除。赵王及平原君对鲁仲连自然是感激不尽，“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受。又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后来鲁仲连又解救齐之聊城，齐国人要封赏他，鲁仲连干脆“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拙（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可以看出在鲁仲连的身上体现了坚持正义、反对侵略、淡泊名利、蔑弃高官厚禄的傲岸品格、无所求报的高风亮节。他也因此而令后世无比钦敬，以至于成为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和人格偶像。
在《战国策》中，还写了一些个性非常鲜明又颇具时代特色的人物，他们个性张扬，品格正直，安于贫贱，蔑视权势。比如《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章》记载：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陇五十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陇也。”宣王默然不悦。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愿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
本节描写了齐国的隐士颜斶。有一次齐王与颜斶谈话，在交谈中，齐王对他的话兴趣倍增，便颐指气使地招手命他到自己的面前，这对一般的人来讲，应该是受宠若惊的事情，但颜斶却在这位自矜自贵的君王面前毫不让步，反而针锋相对地对齐王招了招手，让齐王坐到他跟前来。这样一种举动自然引起了齐王与众大臣的不满意而受到指责，他却振振有词：“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也就是说，我到你跟前去是仰慕权势，你到我跟前来是爱才之举。与其让人们认为我仰慕权势，还不如让人们认为你爱才。但齐王却认为谁到谁跟前去的问题涉及谁为贵的问题。他于是就向颜斶提出了“到底是君为贵呢，还是士为贵？”颜斶回答地异常干脆，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士人高贵，王者不贵”的惊人之语。齐王就命他讲出道理，他当时秦国攻打齐国，到了柳下惠的墓地时，秦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说在柳下惠墓地五十步之内，不准人去打柴割草，如果有人胆敢违背了这条命令，立刻处以死刑；同时，又发布了另外一道命令：“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然后他得出结论：“由是观之，先王之头，曾不如死士之垄。”说活着的诸侯王的头不如一个死去的士的坟头，说得齐王无言以对。最后，齐宣王要请他为师，并且为他讲作王者师的好处：“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你每天与寡人在一起，每天都吃上等的食品，出门有车子坐，你的妻子还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面对这些权势与名利的诱惑，他断然表示拒绝，并且表示只希望“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显示了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操和对权贵的蔑视。
四、写上层女性及其宫闱斗争
《战国策》还记述了一些统治阶级中的女性争风固宠的斗争，并揭露了宫闱斗争的丑行。如《楚策四·魏美人掩鼻》记载：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说之。夫人郑袖知王之说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王曰：“妇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
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妬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曰：“妾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无使逆命。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后妃们争宠、固宠的斗争，实际上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地位之争的特殊表现形式。对郑袖来说，能否永远保住自己的地位是她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当郑袖知道魏国给楚怀王送了一个美女，楚怀王也非常宠爱这个美女之时，她必然要想方设法地除掉这个魏女。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自然有非同寻常的手段。当“郑袖知王之说新人也”，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嫉妒和怨恨，更没有表现出一般女人所常用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伎俩，相反的却竭力表现出“甚爱新人”，对待魏美人如同姐妹一般，把最好的衣服和车驾都给魏美人。这种反常的表现，连楚怀王都被她感动了，觉得郑袖大度、体贴，如同“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而大加赞赏。于是楚怀王和魏女都消除了对郑袖的戒备和防范。到了这个时候，郑袖才开始实施自己铲除魏美人的诡计了。一天，郑袖对魏美人说道：“大王认为你什么都好，就是你的鼻子长得不是太漂亮，所以我建议你以后见大王的时候用袖子把鼻子遮掩起来”。早已同郑袖“亲如姐妹”的魏美人自然是深信不疑而欣然照办。此后，魏美人见怀王的时候果真用袖子盖起自己的鼻子。魏美人的这一举动便引起了楚怀王的猜疑，就问郑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时候，郑袖看时机成熟，但却引而不发，只说：“妾知也。”直到楚王迫不及待地急欲知道结果时，她才火上加油地说：“魏美人说她不喜欢闻你身上的气味”。听闻此言，楚怀王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命人把魏美人的鼻子割掉了。
通观这一事件的发展，表现出她性格上的三大特点：一是为了巩固自己受宠的地位，时时留心，刻刻在意，窥探情报，施展计谋。其二是阳奉阴违，善于伪装。当郑袖“知王之说新人”的时候，她并非是一味地与新人争风吃醋，而是先把她阴险凶狠的一面包藏起来。要消灭新人，却先“关怀”新人，投其所好，消除对方对自己的戒备。其三是两面三刀，心狠手辣。当她“知王以己为不妒”的时候，她阴险凶狠的本性才暴露无遗，看准时机置对方于死地。这个故事揭露了郑袖颇有心计，城府很深的狠毒、狡诈的性格，当然也反映了后宫斗争的激烈与残酷。这在《战国策》中可谓又一阴险毒辣者的典型。
此外，书中也描写了诸如秦宣太后淫乱无耻，私爱魏丑夫，死后还想把魏丑夫随身殉葬等事件。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贵族阶级腐朽残暴的生活。
《战国策》就是通过对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物的记述，从特定的角度、特定的视角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生活及其特征。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认识那个时代留下了生动而宝贵、丰富而多彩的记录。这些也都为司马迁《史记》的写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启迪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