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丽、最富于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观看着它的人同时也可衡量着他自身天性的深度。湖边的河生树是这眼睛边上细长的睫毛，而四周林木郁郁葱葱的群山和悬崖，则是悬在眼睛上的眉毛。[1]
——梭罗生态文学世界是意象纷呈的世界，作家们通过不同的文学意象传达出他们对世界的生态关照、生态理解、生态思考和生态理想，很多意象由于自身具有丰富的生态价值内涵和可供展开生态反思的广阔空间，能较充分表达作者内在生态体验而被作家反复书写。如“自然”、“城市”、“乡村”、“荒野”、“动植物”等，这些意象在生态文学写作中表现出许多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意象内涵。
我们对技术的痴迷取代了往昔对自然奇迹的痴迷，这已成为屡见不鲜之事了。就像小孩子会认为面包是从商店货架上长出来的，我们开始忘记技术只有应用于自然界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着人口的增加，随着我们更高消费要求的继续增长，我们向文明索取想要的一切，却忽略了造成所有自然系统结构破裂的紧张和拉力。在感性上，我们离超级市场更近，而不是麦田。[2]
——阿尔·戈尔生态问题最直接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整体的自然范畴和实体的自然现象描写在生态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然意象也就有了独特的生态表现价值。我们说起自然时，总是把它与大地、生命、丰富、野性、和谐、自由、自在、本色等联系在一起，“自然”不仅具有自身的生态内涵和价值，还以其巨大的包容性成为所有生命和存在得以生存发展的依据和背景。自然是生命启程和回归的地方，是所有生命得以存在和共生之所，它是人类文化孕育的摇篮，是生命状态的参照。无论是作为万物生命在栖居中展现的大自然还是顺应天地法则、生命秩序的自然状态，自然一直处于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地位而与人的生存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人类最早的文学就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产生的，生态文学写作也是在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自然既是实体，也是本源。“自然在一切现实之物中在场着，自然在场于人类劳作和民族命运之中，在日月星辰和诸神之中，但也在岩石、植物和动物之中，也在河流和气候中……我们甚至也不能用某个现实事物来解释无所不在的自然。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出现，阻止着任何对它的特殊驱迫。”[3]那么，应该如何认识和界定“自然”这一概念呢，柯林伍德在《自然的观念》中指出：
“在现代欧洲语言中，‘自然’一词总的说来是更经常地在集合的意义上用于自然事物的总合或聚集。当然，这还不是这个词常常用于现代语言的唯一语言，它还有另一个意义，我们认为是它的原义，严格地说，是它的准确意义，即本源。……它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从而它成为这种东西行为的根源，这是在早期希腊作者们心目中的唯一含义，并且是作为贯穿希腊文献史的标准含义。但非常少见地且相对较晚地，它也富有第二种含义，即作为自然事物的总合或聚集，它开始或多或少地与‘宇宙’、‘世界’一词同义。”[4]
贾丁斯指出：“这种词义重心的转移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在近代思想中，‘自然物’取代了‘自然’的位置。”[5]自然一旦成为一种具有消费和使用价值的物体，人们过去对它的神圣感和奇异感也就消失了，自然遭到全面破坏的危机时代也就到来了。中国古文化中，“自然”更多的是从本源上来理解的。如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就是在这一层面上使用的，自然是左右所有的大道法则。而“在现代语境中，‘自然’一词，首先指向大自然，也就是日月星辰旅行其中、水火石土寄寓其中、花草树木生息其中、鸟兽虫鱼繁衍其中的作为人栖居之地的自然界”[6]。其实，无论我们是从本源的意义来理解，或是把自然视为一个整体总合来关照，还是将自然视为由无数实体组成的自然物，自然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据所在。
中外历代文学作品中都大量存在着表现自然的文学作品。早期人类还处在孩童般蒙昧未开的状态，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还很朦胧，缺乏把自身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能力，物我不分、万物有灵，自然与人和人的生命是一体的。从各民族最早的神话和传说看，尽管人类早期的神话可以借助神的力量实现对自然的控制，但实质上人对自然的感情和观念是建立在对自然的依附和敬畏之上的。人类起源的故事几乎都在诉说人与大地、与动植物之间的联系，所谓征服自然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想象。在现实中，自然不会总是与人类保持人类所希望的“和谐”，它要按照自身的法则来运动和呈现。很多时候，如果仅仅从人类需要和愿望出发来看的话，大自然对人类并不总是仁慈的，它甚至有极为残暴和毁灭性的一面，尤其是自然灾难爆发的时候。当然，自然灾难不等同于生态灾难，自然灾难的直接原因是非人为因素，主要是自然地理运动造成。当自然灾难爆发的时候，甚至地球本身对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比如，地震和火山爆发，整个世界被强大的力量所控制。当然自然灾难和生态灾难之间也有联系，很多自然灾难往往会伴随和引发生态灾难，这也是人们对自然力充满畏惧的主要原因。“基本上说，在传统的民间社会里，自然力经常被想象、被塑造成为‘神’；这些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又‘异化’到人类对立面的‘神’给予人类许多的压力和庇护。神话与仪式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正是表达这种关系。”[7]从各民族早期的神话、传说来看，自然神几乎都居于主导地位。如，古希腊神话中就有大地女神、太阳神、海神、森林女神……当时的人类对自然的感情取向是矛盾的：既感激敬畏，又满怀恐惧和渴望征服的梦想。这是早期人类生态意识的表达。“土地依然是人类立足的根基，河流依然是人类发育的血脉，天空依然是人类敬畏的神灵，草木、鸟兽依然是人类生命亲和的对象……人们对自然既持有疑惧、敬畏的膜拜之心，又怀着亲近、依赖的体贴之情。”[8]而大自然的气象万千和不受人事束缚的自在状态使得其后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把自然诗意化为主观情感的载体和隐喻，自然成为人类精神特质的象征。
中国文学历来有着关心大自然的传统。早期的《诗经》里面就有关于大自然的描写，但那不过是一个起兴的作用，并没有将大自然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形象加以特别描绘。此后，一些记述山水的文字，也大多把山水自然物象当做情感的外化和陪衬，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都把大自然作为一个陶冶人们心灵、涵养性情的寄托物，对自然本身的生命活力和人与自然的本源关系表现得不多，作家常常通过精神性的象征活动以形而下的实体性的自然物，如天、地、万物等，来象征和表达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自然成为自然生命状态的写照和自由闲适心境的象征。中国传统文学在对意境的营造中创作了大量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情景交融的篇章。但总体而言，这类作品没有把大自然作为一个主要的文学形象加以描绘，作家的文学表达主要是对人而非自然，是站在人类主体关照的结果。此外，自然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还因为它包含了“自由”这一内涵。在中国古代文献的绝大多数语境中，自然都不具有现代汉语中“自然”的“自然界”这一义项。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自然”大多取《老子》和《庄子》中的“自然”的内涵，此内涵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解释为“自己如此”，这是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最基本规定，自然如果是按其本性“自己如此”的话，那么，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状态。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体现着自由内涵的作为理想状态的自然使自然范畴成为美学范畴，而实体性的自然则因为是体现着人类主体自由本质的作为理想状态自然的象征和确认而成为审美的对象，作为审美对象的实体性的自然的美学内涵植根于体现着自由内涵的作为理想准状态的自然。实体性的自然物象是以其外表形状和生命节律上与人类主体的自由本质异质同构而成为人类主体自由本质的象征和符号。至于作为对象的自然物本身的实质和内在规律，则很少在中国古代文人考虑范围之内，那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所探讨的。”[9]
在欧洲文学历史上同样有书写自然的传统。早期的神话史诗中不乏大量描写大自然伟力的内容，自然成为人感知自我生命存在的巨大背景和舞台。面对大自然的变化，人们感受到大自然中蕴涵和充满了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人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神灵方能对自然进行干预。早期人类生存资料的获得是没有保障的，只能依靠大自然的赐予，但这个春华秋实充满生命更替斗争的大自然却激发了人类丰富的想象和无上的敬畏，自然绝不只是食物的来源和外在的环境，而且还是一个神圣的生命体，有着难以想象的力量和意志、丰富的情感和旺盛的生命力。作为它表象展示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无不具有神秘的力量，充满着灵性和神性。它们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死存亡，而且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人的生命存在是由大自然来决定的，大自然因而成为人崇拜的对象。卡西尔指出，原始人的自然观“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交感的，即一体化的。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动、植物和人处于同一层次，并不认为自己处于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其二，各不同领域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栅栏，而是流动不定的，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没有特殊的差异，一切事物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10]。当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时，他们把这一切看做是自然的无私馈赠或赏赐。因此，人们在劳动之前，会谦卑地向自然祈祷；收获之余，也真诚地向自然感恩。对大自然的雄伟神秘和力量，他们没有太多好奇，因为无端地探究和窥视自然的奥秘，同样是对自然的不敬、亵渎。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用心去凝视，坦然接受大自然赐予自己的命运遭际。然而，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思潮的深入，自然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了，文学描写中自然逐渐成为一个可供人类随意改造的对象，人类可以凭借自身的强大力量从自然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库。尽管在浪漫主义作家那里，自然再度获得了自由的文化精神和独立的文学表达，在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批判中，自然的自由、野性、和谐、慷慨等精神特质在很多作家作品中都有表现。如卢梭、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雨果、梅里美等。然而总体而言，自然在西方文化世界中的地位和角色已经发生了漂移，成为人的异己，可以凸现人类英雄本色和主体精神力量的对象，如同浮士德和鲁滨孙终于在对自然的征服中获得了他们最大的满足一样，自然在人的眼里已经开始变得不自然了，这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眼光，是从人类自身生存利害关系出发站在我者立场上把自然对象化的眼光。人们对于自然的想象能力已经很有限了，不再感到自然是美的，只有在人的主体精神和力量对自然的改造中才会对自然进行价值思考，人们歌颂的是速度、是发展、是机器、是现代的城市景观……自然本来的样子被遮蔽了，失去了它本来的样子，成为人化的、没有神性和生命的自然。
随着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人实现了对自然实践意义上的控制。人类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借着科技的力量展开了对自然大规模的入侵，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局面被打破，科学助长了人的自大和盲目，曾经充满神性的自然陷入了被随意分割和破坏污染的境地，既不能和昨天重合，也不能为明天提供可能性，人和自然似乎相互依存又相互拒绝，命运紧密相连却又独自演绎。在想象与现实中，生态问题被凸显出来，随着自然生态的恶化，全面生态危机的时代到来，生态文学也正式登场。生态文学力图修正人类对待自然的错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重寻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在文学中建构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话语，使人们看见自然的真实，看见我们的存在，重新选择我们寄寓自然的方式、我们理解自然并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它旨在改变人们对自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人∕自然、主人∕奴仆、文明∕落后、征服∕利用等话语的对峙中寻找和解的渠道，颠覆这些话语中反生态的取向。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据和最终的归宿，它赋予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它的生机与活力直接影响到所有生命体的存亡，人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处有着对自然的最亲密、最原初、最直接的情感。因此，面对大自然，人们都会涌起一种源自生命的感动和温暖，与自然疏离或看到丧失生命景观的自然时，也必然会萌生出浓郁的乡愁和伤感、忧虑。海德格尔从农鞋中看到了农妇的生活和生命中的所有，人类从自然中领会到的是对生命存在的承诺和安慰。一旦自然陷入绝境，丧失了对生命和存在的保证时，必然带来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忧思。此时，自然也就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自身心灵和行为的不同样貌。人类存在的价值不能通过增加物质含量而增长，过度的物质需要和消费反而会使人的精神需要萎缩，因为物质带来的功利、享乐和浪费会耗损和遮蔽人的真正需要。生态文学对自然的表现是在看到自然在生存需要中的不可替代性和生命场景存在的重要性基础上展开的，是基于对当下现实和历史中的自然的变迁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而提出的。当然，文学的生态描写并不要求让人回归人类早期的蒙昧和生产力低下的洪荒时代，因为这时的生态意识是基于人的本能而不是清醒的理性认识之上，它意味着人类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能力还很低，人还没有拥有自我意识，其实质是将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和生命力抽取出来投射、附加到自然万物之上，这样的结果导致人对自然的认识陷入了另一种盲目中，只能充满恐惧地拜倒在自然面前，失去自我的生命活力和力量，这并非是生态思想观念所倡导的，我们不可能在今天重新为自然披上神秘的外衣，把自然视为绝对的精神主体来压抑人。“在农耕和畜牧的初始阶段，稀少的人类分布于广阔的大自然之中，那时候人类可以说只不过是生物自然界中的一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和结果，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密度的提高，人们对于栽培植物和家畜这样的特定的动植物的依存度也随之提高，大自然向着人为的自然或人类的自然加速度地改变。在过去的数千年之间，若干地域变成了人为的自然、人类的自然，其结果演化成为不毛的大地。而且，在现在的地球上，没有人类涉足的自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人类依然不能超出作为生物的自然的一员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未来的自然总体上看将会更加成为人为的、人类的自然，而此时的自然，也正好映衬了自身的形象。”[11]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大自然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今天对自然的描写必然要超越传统而展现出大自然应有的生态精神内核，从中发现和展示人与自然新型的生态关系。今天的自然，已经在新的语境下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和谐生态系统的象征，包含了和谐、健康、完整、自由、规律、绿色等生态内容。传统文学中生态话语表达极为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对自然的影响和适应能力有限，人的存在是受制于自然的，自然总体上处于能够自然而然地存在的状态。由于科学的探索对人们思想和方法的支持有限，作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生态思想和自觉的生态立场，文学中对自然的态度因关照的眼光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甚至存在着生态保护与反生态共存的话语。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中对自然的态度就表现为一方面承认自然具有超人的力量，人应该顺应自然，同时人又拼命与自然抗争，具有征服自然的渴望和永不言败的勇气。中国古代神话中则存在很多过分强化人的气魄、精神的作品，常常通过藐视自然并向自然宣战而获得英雄主义的色彩。如，羿射十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
作为生态文学写作来说，自然写作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向度，这也是有人干脆把生态文学称为“自然写作”的一个原因，自然在生态文学写作中获得了较传统文学更加丰富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我们将穿过喧嚣纷争的‘现场’，去寻究那种更本源的隐藏于问题背后或底层的因素。通过对人何以会有自由的追求的追问，最终到大自然这一更深远的境域中去探究自由的真正源流与更深的基础究竟何在。它曾经‘在场’，而现在却被历史、文化、利益和理念一层层严密地遮蔽起来，使人们越来越忽略它的存在。”[12]自然具有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价值，它具有“如其所是”展现自己的特征，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一种自在生成之美。自然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在自然的演进中不断上演着生命诞生、繁衍、毁灭和彼此争执的情景，它是人类最早的情感和智慧之源，因为人类的生活原本就是在自然中的生活，人的内心具有对自然和自然状态的亲近感。人的幸福感的获得是不能缺少生命的自然性满足的，即使受到文化的巨大改造后，人类同样在追求生命的自由舒展。
对于今天穿梭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人而言，自然不仅比钢筋、水泥更具天然性，能够成为工业化、功利和污染等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立和反动，更由于自然已经成为一种生态理想的表达和象征，可以成为现实的指喻。从自然的属概念来说，自然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各种生命诞生、成长、繁衍和死亡的舞台，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核心。从具象来看，自然中的每一种物象和生命景观，又是我们人类生命的参照，是人类生活的紧邻和伙伴，不受制于物和某种中心和霸权之下的纯然，关乎每个生命存在的价值、尊严和意义。因此，自然已经成为一种媒介和象征，这与生态文学写作寻求生态和谐与存在的澄明具有内在的一致。在文化发展的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极为微弱的，人类更多的是遵循和适应自然，人类的文化产物是与自然相容和同质的，人类对环境的改变不是与自然相离和征服，而是把自然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才使人类生活和文化的重心从自然转移到了城市。自然的生态书写拓宽和提升了自然的文学内涵和精神意义，它不是停留在物性上的书写：“不可以将本真还原为某个形而下对象及其对它的天然感情。本真不可实在化，实在化就是凝定化，凝定化就意味着不自然。陶潜以鸟之恋林比回归自然。鸟之恋林，好像是因为有了林，好像归林就成了鸟的本真之求。其实，鸟之所以爱林，是因为笼之不在，它在这里可以飞来飞去……林可以有助于自由的对象化，但自由不是某个对象，自由只是飞来飞去。”[13]因此，只有在现当代生态文学中，自然才真正回归了它的本源，超越了神秘性、主体性、功利性、科学与理性等片面、狭隘的眼光，成为与人类休戚与共的生命存在，重新获得了人们对它的诗意言说。生态文学家站在传统和现代生态思想的立场上，表达了人与大地的原初关系，让大自然的无私宽厚与人的自私暴虐形成鲜明对比，并对丧失再生和自洁功能的大自然可能产生的生态灾难向人类预警，力图唤醒人类感恩大地、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作家在与大地及万物的交流和对话中真诚地体验、拥抱、感悟和赞美它们，让它们在自己书写的世界中重新“复魅”。
自然作为独特的文化符号，为人类提供了一块可以诗意栖息的文化土壤。“到自然中寻根的人，却发现自己与自然的遭遇隔了一层割弃不掉的文化的面纱。”[14]生态文学写作通过人类与土地、与自然、与生命、与故乡、与家园的血脉联系，在生命体验和情感关照中以生态思想、生命意识和审美批判的目光使自然意象获得了新的文学表现，让我们可以通过自然意象去寻究那种更本源的隐藏于存在背后或底层的根源，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深化拓展已有的认识和理解。在生态恶化的现实焦虑中，自然是对和谐生命状态的憧憬和重新想象，是人类永远的乡愁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