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儒过七十岁生日，各界人士拥集，场面庞大而又热烈。对于一个大半生都从事原本属于冷寂的文学评论工作的人来说，足以见得社会影响的广泛，远远超越了文学界。云儒约我说话，正中我表现欲念，连任何客套都不曾发生，我便踊跃而出，瞬即形成三句话，说给云儒。
第一句话，云儒是我的老师。这话不是客套，更不是恭维，而是真实的事实。
上世纪60年代初，西安市群众艺术馆为文学爱好者搞文学讲座，我是虔诚的一个听众。周六下午走到纺织城东边的水沟村，花两角钱在农民的家庭客店歇脚，天不明起身赶到西安聆听各种选题的讲座。约略记得是那年春末夏初的一个周日，我在讲堂里看到了走上讲台的肖云儒，竟然由惊诧而瞬间浮泛出悲哀沮丧的情绪来，概出于他那一张脸孔。不单是那张脸的俊气，关键在那张脸所标志的太过年轻的年龄，看去好像比我还要小几岁，我的沮丧以至悲哀便发生了，这样年轻的人登上讲台作讲座，而自我感觉比他还长过几岁的我坐在台下接受他的文学启蒙，还梦想搞文学创作，未免太晚了……
我还是耐心听讲。他的讲题是《散文散谈》。就是在这次讲座上，我亲耳聆听到他对散文这种文体的概括——“形散而神不散”。这句堪称精湛的概括，在我一遍成记。我那时正学习散文写作，这句话便悬在心中。几十年后的今天，云儒关于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的概括，不仅随处被人引用，业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关于散文写作最精到也最传神的概括，似可称为肖氏语录。而这样精准的概括，是他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作出的，足见其学养之不俗，以及横溢的才气。
我视他为老师，源出于此。尽管见面握手时直呼其名，老师的印记一直悬在心中。
新时期文艺复兴潮头伊始，陕西应运而出一茬青年作家，作品引起整个文坛的关注。几乎与此同时，陕西的中青年评论家组成一个纯民间性质的《笔耕》评论组，紧盯着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这一茬陕西青年作家的创作变化和发展，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品评，对他们的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云儒是《笔耕》评论组年龄偏轻却最敏锐的评家，他的笔锋触及到每一个作家的作品，赢得了作家们的钦服和珍重。我也是受益者之一，不仅在他肯定意见所给予的鼓励，更在对作品弱点的严肃的批评。记得我的《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时，得到的几乎是一口腔的称赞，猛乍听到他毫不掩遮的批评，而且是甚为致命的否定性批评。他既不管你获什么全国奖的影响，而且是在一个小型创作座谈会上正对着我说的。我虽然没有申辩，却基本不予接受。直到几年又几年之后，自我感觉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创作突破之后，我才一次又一次更深地理解了他的批评。确实说来，是一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老话题，也是创作的一个大命题。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对于创作的理解和感知，尚不能理解他的批评；反之，他对文学创作的理念和审美，超出了我当时的接受的可能性；当我后来的创作有所突破，大约才一步一步接近了他的那个文学理念和审美准则，钦佩便发生了，敬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听到也看到一些看人看脸却不看作品成色甚至掂红包轻重的评论的传闻，常会想起仁兄云儒直对着我面的毫不口软的批评，愈觉难能可贵。隐藏在心中三十年的这第二句话，在仁兄庆贺七十华诞的场合说出，在我算得是一个最恰当的机遇。
第三句话，是我刚刚意识到的，即云儒已经进入人生的又一个新的境界——达观。
生日庆典仪式的同时，云儒的散文随笔集《雩山》首发。我先读《雩山》自序，直感便是云儒已进入达观这种人生的高境界。我觉得尤为难得，人活七十现在并不难，难得的是进入生命体验里的达观境界。
我约略可以看到云儒抵达达观境界的一条途径，从文学评论形成广泛影响之后，即到新的世纪伊始，他的言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现实，完全成为一个视野宽泛且有独立见解的学者。说来有趣，每当有机缘听他发言，或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还有电视上听他侃侃而谈某个话题，都是一种新颖的理念，敏锐的思维；甚至刚刚流行的新鲜语汇，在他说来如道家常。在我这个受众的感觉里，既有对新理念的启蒙，也有新鲜语汇的普及……这种情景里，我突然会意识到，我还是近五十年前坐在文学讲座讲堂里的听众，是学生；他依然是登上讲台讲演的先生、老师。差别仅仅在于——
云儒已是进入达观境界的人了。
2010年8月31日二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