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有一个简要的说明：“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日：‘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这就是说，法家这一流派，大致是出于理狱定案之官员，既有信于赏，也不苟于罚，用以辅助礼制，这是其长处。如果是刻薄而不知变通的人列于这一学派，那就不重视教化，也不讲仁爱，只用刑法这一手，甚至什么关系都不顾·，忍心加害于最亲的人，什么人情，一概不讲。
实际上，法家的主流就是社会上从事国务活动的政治家，他们行政治国，争权夺位，总结了一套经验和理论，逐渐成为一个系统。法家学者，多数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有志于涉足官场的人。把法家的思想和理论仅仅归结于施罚行刑，显然是不全面的，法家涉及的是当时的治国理民的理论，就其基本体系和主要内容而言，正是那时的政治学。
法家的源起很早。春秋时期的管子、子产，都有法家的倾向和特征，因此，他们也被视为早期的法家。公元前536年，子产在郑国作刑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后来，邓析又在郑国修订法律，刻在竹简之上，史称“竹刑”。公元前513年，晋国把刑书铸于鼎上。李悝通常被看作是战国法家之祖。他著有《法经》一书，强调以法治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在某些重要内容上与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有些相似，而商鞅所定的法律。也显然受到《法经》的影响。据说，商鞅到秦国去谋出路，就是带着《法经》而行的。
李悝撰《法经》六篇，这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法典，其内容分为六篇：一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囚法》，四为《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法》，原文已经失传，“商鞅传授，改法为律”，作为法家，商鞅是李悝最直接的继承者。
不过，必须注意，战国时期的法家又有不同的侧重。
战国的慎到强调“势”。
慎到（约公元前395一约前315年）是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很有名气。他认为，君主持国的奥秘不在别的，而在于“势”，而势，是由法和权构成，一有权，二有法，君主就拥有了势，这样，即使一个平凡的君主，也可以“抱法处势”，统治天下，其原因，他的解释是君主“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这就是说，君主的德才不见得比众人强，但他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有权有势，足以使众多的贤才畏服。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常谈到“势”。势是什么？简而言之。居高临下，居强凌弱，都可以说是具有势利。君主高高在上，对于臣下来说，同样具有势，他的地位，他所拥有的权力和法律，使他具有“势”，只要他利用得好，并不需要在各方面样样都胜过臣下，也就可以轻松自如地驾驭臣下。
法家所说的势，就是一国之内独一无二的地位和权势，高高在上，唯其独尊，使君主以下的臣民感到折服，战战兢兢，畏慎知重，这样，统治地位就巩固了，最高统治者也可以“无为而治”了。
历代统治者都是知道“势”的重要性的。巍峨的宫殿，高置的龙座，威严的仪仗，动辄让三公九卿下，跪的圣旨，无不是“势”的具体化。西汉初年，大乱之后，一派萧条，甚至有天子都找不到纯一色的马来拉车，将相只能乘牛车的夸大之说，但就在这种情况下，相国萧何还修建了很有气派的宫殿未央宫，刚当上皇帝的刘邦对此很生气，质问萧何，为何急急忙忙这样做，萧何的回答是：天子以四海为家，不把宫殿造得壮丽一些，就不能显示出威风来。原来，这也是为了“势”。
所以历代专制统治者要确定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允许僭越，独一无二，君临天下之势，只能属于一人一家。随着专制统治的发展，属于皇帝的君权不断提高，因此，专制政治之势，也就愈益加强。这在明清两代，十分清楚。
申不害强调“术”。
申不害（约公元前385一前387年）是郑国人，曾在韩昭侯时任相十五年，在韩国实行过改革。他认为法洽，从根本上说是“术”，所谓术，无非就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也就是说，君主要善于操纵臣下，用各种手段监督他们，把他们的升降甚至生死都牢牢地掌握着，这样，君主就好当了，统治就得心应手、毫无困难了。
申不害完全从技术观点来看君主对统治权的运用，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技术，说得再得意一点，甚至是一种艺术。庄子讲过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讲一个厨师宰牛后分解牛的躯体是如何的熟练，但他以此打比方，讲的是“养生术”。申不害所说的“术”，却是统治术的熟练和老到。正因为申不害真正讲的是术，所以，与其称他为“法家”，不如称他为“术家”。
老到的统治者，无不懂得“术”的重要，又无不能把术运用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地步。此术真是一种特殊之术，说它是艺术也好，说它是技术也可，但似乎艺术、技术都没它那么妙。它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因为它玩的是人。
历史上精明的统治者，无不善用权术。用得适当，并不引起人们反感，甚至流传后世，成为佳话。弄得不好，就会被视为奸雄，遭到唾骂。曹操就是一个把权术用得淋漓尽致的人。像什么割发代首啦，借仓官的头平息众怒啦，都是例子，但他未免做得太过分，令人憎恶。当然这也和《三国演义》的艺术表现有关。
如果说，“势”是以权力为基础，可以看作权力的外在表现的话，那么，“术”几乎就是阴谋的同义语。对于申不害所重点强调的术，韩非指出其缺陷是“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阴谋玩多了，还是不行的，术，给予智者以更多机会和便利，也使政治领域的偶然性更容易胜过必然性而起作用，到了一定的时候，往往国君也会智穷术乏，陷于困境。
商鞅也涉及到势和术，他所理解的“势”是“名利之本”，他说“术”时则喜用“数”：“术者，人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所以，他也持“人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的观点。但和慎到、申不害比起来，商鞅无疑更侧重于法，也就是形诸文字而公开宣布的法律。他相信法律具有最有力的规范和督导作用。势也好，术也好，都要在法的范围内、在法的前提下操作，这才合适。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详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老庄）六家的主旨与优缺点。谈到法家，他是这样说的：“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日‘严而少恩’。其尊王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法家是不区别亲疏，不分什么贵贱的，只是根据法来断事，对亲者亲，尊者尊这些都根本不管。这样，可以用于一时，但不能长久，所以说法家是“严而少恩”的。但是法家的尊王卑臣，明确他们各自的身份和职责，使之不能相逾越，这对百家都是不能改易的原则。
由此可知，法家在思想和处事原则上，把“人情”降到了最低的程度，所根据的就是法，对违犯了法的事情，就要处罚，不讲情面，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法家的精神就是公正无私，一视同仁。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但是，法家也就有两个不可克服的弱点了。
其一，世界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法不能包罗万象，也不可能规定一切。法，虽然被人们比作准绳、尺度，但无法把大大小小的事情应该怎样都规定好，所以社会生活除了法的管制机能外，还需要其它方式、规矩。单纯靠法是不行的。
其二，人终究是有情感的社会动物，人的思想、情绪，也总在变化之中。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不能没有法，但一切都由法管得死死的，也确实使人感到窒息。社会生活机制需要一定的弹性，像法家这样把弦绷得过于紧的思想和学说，也不能不使人难以持久地忍受。
实际上，真正铁面无私的法家，不能说没有，但也是少有，特别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家人物，实际上也很难做到执法无偏。就是像商鞅，也毕竟不能对太子驷动刑嘛，结果拿公子虔和公孙贾开刀，在这两人看来，商鞅也没有做到“刑无等级”呀。更不要说，有的法家完全是搞权势那一套的，与司马谈所论的法家也大不相同。
法家错误地认为，用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用刑就可以使人民畏惧，实际上，法既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严刑酷法也不足以使人民屈服。最严酷的刑罚无非是把人杀死，然而，老子早就认识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深则积怨，弄得不好，极少数自认为高明的法家政治家就有可能站到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那边去。“秦任法律”，秦始皇之所以从雄才大略、一匡天下之主而终为独夫民贼，原因正在于此。
正是在如何对待人民的问题上，儒家就比法家高明，是视民为赤子，还是视民为草芥，儒家表态是选择前者的。孟子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儒家向来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既认识到人民的伟大力量，也懂得民心不可悔，民意不可违。至于像法家那样一味用高压手段对付人民，强迫人民服从统治者的意志，更是为正统儒家所反对的。
儒家又重视用思想教育、道德感化这样一些软处理的措施来进行统治，对社会矛盾进行一些疏导。孔子说得很明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的意思是：对于民众，用政治法律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整治他们，都只能是让他们不犯罪过，但他们并无自觉的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齐他们，人民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真正诚服，心无二意。显然，孔子非常重视心教与心化，懂得教化能收到法律无法达到的效果。
商鞅也并非对于民心丝毫也没有顾及，你看他不也说“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之”。但如何能得民心，商鞅只考虑满足他们的求富求贵的愿望，并且用严刑把他们管着，而忽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情感影响，因而，绝大多数人的欲望是不可能满足的，倒是严法酷刑使人民难以忍受，所以，这种方法单一的统治难以持久。
总之，法家学说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难以单独发挥优势了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化的有机体，因此对社会进行统治管理的方式方法也应是多种多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