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城的一角，有一组坚实的房子，外面有高高的围墙，并有卫士守卫着，这就是秦国的国家粮仓。粮仓门前的水沟和城外的渭河相通，停泊在渭河的粮船可以逐一地开到仓前来。
粮仓的门前，人声喧嚷，马嘶骡叫。前厅摆着许多木桶，这种木桶称为斛（计量工具，每斛合当时十斗）。人们赤膊着，汗流浃背地，把船装、车运来的粮食验看质量，一斛一斛地量好，然后倒进仓里去。
内史（掌管全国财政、粮食等事务的官员）今天亲自来检查粮食进仓的情况。忽然，他冲着一个刚进来的官员问道：“你又送粮食来了？多少？”
“一万斛。”那官员指着门前的粮船说。内史的眉头皱起来了，板着脸再问道：“你们郿县今年规定送十万斛来咸阳，早已送齐了，剩下的应该都在郿县贮藏，听候调拨。你们怎么自作主张，又送一万斛来呢？”
“郿县的粮仓装不下。”押送粮船的郿县县丞解释说。
“去年已经指示你们扩建粮仓。你们为什么不听？”内史怒气冲冲地说：“不收！不收！你带回去！”
自从废除井田制以来，粮食产量连年上升，政府的税收迅速增加，一到秋收，官府的粮仓都装得满满的，咸阳这么大的粮仓，也曾发生过装不下的紧张情况。除了修建一些新仓以外，内史还根据各地粮仓容量、调拨需要量和交通情况，规定了每个仓的贮粮数字。现在郿县的做法打乱了他的计划，所以他要生气了。
当天下午，内史就把这件事报告了大良造商鞅。他认为郿县县令事先不清示，忽然把一万斛粮食运来咸阳，打乱了统一的贮粮计划，应该给以处罚。
商鞅也不满郿县的做法，但他认为应该找出原因。他想，从郿县到咸阳，水陆运输很费劳力。为什么郿县不惜劳力，硬要违抗上级指示，把粮食运来呢？难道真是来不及扩建粮仓，郿县没处贮藏吗？
商鞅沉思了一会，叫人去请尸佼来商量。原来，自从商鞅担任左庶长以后，尸佼也来到了秦国，完全接受了法家思想。商鞅订立法令，计划工作，常常找他商量，他出过许多好主意。
尸佼听商鞅说了情况，感到这里面有问题，就去郿县进行调查。他发现郿县的斛比咸阳的斛大四升（也就是大百分之四）。从郿县运十万斛到咸阳，变成了十万零四千斛。
他追问县丞：“你上次从郿县运出的粮食，交给咸阳粮仓十万斛，应该多余四千斛。这四千斛哪里去了呢？”
原来，县丞、县令和几个经手人把这四千斛贪污了。他们贪心不足，不顾运输劳力的浪费，擅自加运一万斛，估计又可以贪污四百斛。不料这一来，就泄露了秘密。
商鞅大怒，下令把郿县县令、县丞都撤职逮捕，依法判刑。
事后，商鞅问尸佼：“我们不是发布过统一度量衡的命令吗？为什么各县的斛大小仍不一样呢？请你把命令底稿找出来，我们研究一下。”
尸佼从柜子里找出底稿，打开念道：
“度制：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量制：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桶（斛）。”
“衡制：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商鞅点头道：“对，当时因为各地贵族各用各的度量衡，制度十分混乱。这道命令规定统一的单位名称和进位法，废除贵族原用的混乱制度，并且还规定各地的度量衡器具要以成阳官府所用的器具为标准，我以为事情就办完了。那时因为太忙，对于各县制造和使用的度量衡器具没有进行认真的校验，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可恶的郿县县令就钻了这个空子！”
“正是这样！”尸佼说：“别的县也许还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赶快把这个漏洞补好。我想，应该做一套标准的度量衡器具发到各县去。”
他们立即找了有关的官员来谈话。这官员是管理山林河湖的，商鞅问他：“你们采办木料，冶炼铜铁，全国都跑遍了。你知道，大王下令统一度量衡，现在已经六年了。那么，现在全国的尺是不是一样长？斛是不是一样大？各地的秤称出来的斤两是不是一样重？”
官员着慌了，红着脸，结结巴巴答道：“这……这可说不准，没有……没有调查过。”
商鞅严肃地说：“没有一套标准的度量衡器具发到各地去，是做不到真正统一度量衡的。限你半个月内，制成斛、秤、尺各三十几件，除留在咸阳的以外，每县发一套。斛用国家粮仓的斛做标准，秤、尺就用你们现在使用的秤、尺做标准，务必做得精确，毫不含糊。”
半个月后，这些斛、秤、尺都已做好，校验合格后，分发到各县去了。商鞅还请秦孝公再发一道命令，规定全国的度量衡器具不论官府的、商用的或家用的，都要用这一套标准器具校验，不合标准的器具一律销毁。以后新制的度量衡器具，必须校验合格以后才能使用。如果发现不合标准的器具，制造、保存和使用的人都要逮捕处罚。
商鞅还觉得，这些器具除秤锤是铁制的以外，其它都是木制的，不能永久保存。所以他又叫有关的官员做了青铜的尺和升，分发到各县去。
统一了度量衡，使官府和民间物资的收支、统计、买卖、调拨都比较方便，有利于各地经济交流，也有利于发展生产。
商鞅把统一度量衡看成是加强政治统一的一种手段，他十分重视这件事。每逢新县官上任的时候，他总要叮嘱说：
“还有，度量衡制度也是一件大事，不能疏忽。要随时检查，不能让坏人钻空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