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八道湾，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周作人，以及他的苦茶庵。八道湾仿佛是因为苦茶庵出名的。梁实秋说：“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文笔简约，像建筑师般把苦茶庵的横截面临摹在纸上，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缩影。
八道湾实际上也和鲁迅有关，1919年底鲁迅携全家从北京菜市口的绍兴会馆搬来，周氏兄弟及家属亦同时迁抵。所以解放后，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一度被称为鲁迅故居。而苦茶庵的名称，则几近于失传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人都在回避周作人这个名字。甚至努力将他的文本从记忆中淡化掉一历史以这种措施处理尴尬。其实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当时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的，几天后鲁迅便收拾行李与母亲迁出，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也就是说，鲁迅只在此生活了几年，周作人则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并以此为一生的归宿。但八道湾依然算鲁迅故居，谁也没有勇气在院门口立一小块纪念性的牌子，上书“苦茶庵”。
张中行老人说：“我由上学时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他兼而分折：“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种近真？也不好说。但从受用方面看，疑总难免小有得而大失。”如此裁判已堪称勇敢了。更勇敢的是，张中行在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后，还多次以学生的身份前去拜访：“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也一变而凄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北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是自己或羽太夫人。”苦茶庵给张中行的印象是萧条困顿的，他甚至引用了“门可罗雀”的成语，其风格大大迥异于梁实秋眼中的。毕竟是两个时代了，就像有两个苦茶庵一样。那么，哪一种更真实呢？这同样不好说。
后来电视台采访鲁迅故居在八道湾拆迁区中的存留问题，镜头捎带着拍了一下周作人的苦茶庵，灰墙斑驳，光线昏暗，原来和普通老百姓的旧宅没有二样，惟一的区别是屋檐下镶嵌了一排褪色的砖画，尚有那么点文化气息。想当年，苦茶庵的主人曾凝视着这典雅的画面品茗吧？品出什么滋味了吗？那一切都被风吹走了。正如主人指主义的空中楼阁。还是鲁迅的《野草》说得好：“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是否在暗喻兄弟二人？遗憾的是，枣树兄弟也闹过矛盾。斯人俱往矣。
有几位居委会老太太曾在电视镜头前一边晾衣、洗菜，一边回答记者提问（大意）：连鲁迅故居都要拆，怎么向后人们交代呢？到哪儿重新盖一座呢？八道湾，这座曾旁听过周氏兄弟恩恩怨怨的院落，作为两位文化名人的物证，而今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家生意红火的房地产公司。看来，在金钱面前，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妥协的，甚至妥协到虚无。
八道湾，这个即将被人们遗忘的地名，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