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漫步西四，已看不见高耸的牌楼了。自从这标志性建筑被拆掉之后，西四牌楼便简称为西四。明朝时又叫西市，是处决死囚、或杀或剐的刑场。“西四牌楼者，乃历朝行刑之地，所谓戮人于市者也。”（引自杨士聪《甲甲核真略》）消失了的牌楼，很是见过一些腥风血雨。昔时曾专门树立一根比牌楼还要高的木杆，悬挂被割下的头颅示众。在那个时代，杀人是一种仪式，很有些热闹可看：辚辚作响的囚车，枷锁镣铐的罪犯，乃至赤膊上阵、挥舞鬼头大刀的刽子手。“丑陋的中国人”爱看热闹，首先是从看杀人开始的，他们不仅迷恋生活，对光天化日之下的死亡同样也充满了兴趣。
西四牌楼见证过许多血淋淋的镜头，譬如凌迟处死武宗的时权宦刘瑾，“都人鼓舞称庆，儿童妇女亦以瓦石奋击，争买其肉啖之”。写下了《石灰吟》的民族英雄于谦和勇冠三军的民族英雄袁崇焕。
于谦和袁崇焕，这两位北京城古老的保护神，都曾以血肉之躯抗柜胡虏侵袭。悲哀的是，他们未能如愿以偿地阵亡沙场，而是不约而同地死于自己不惜抛洒血汗所捍卫的城市，死于族人的刀斧之下，真不值得啊！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漫长悲剧，于谦与袁崇焕并不是开始，岳飞的风波亭可比西四牌楼早得多了。当然，他们血染闹市，亦并不代表悲剧的结束。
假如民族英雄的宿命如此，这又是怎样一种逻辑？仅仅靠英雄作为牺牲品，并不足以增添这个民族的光荣，它又被浓重的阴影给抵消了。史学家说，崇祯杀袁崇焕，等于自毁长城。建长城很难，毁长城则很容易，无异于自杀，尤其当他拆除的是“血肉筑成的长城”，是良将与忠臣，就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这毁灭性的错误，使得一个民族首先从精神上便开始垮掉了。
元朝时，北京（时称大都）的刑场在柴市口（今东城区交道口）。文天祥（详见？248“文天祥”）这位写有《正气歌》的南宋状元宰相，正是在柴市口，实现了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最髙理想。
清朝取代明朝后，将杀伐的刑场，由西四牌楼转移至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不论是元之柴市口、明之西四牌楼，抑或清之菜市口，当时皆属交通要道。在闹市区行刑问斩，便于示众。
菜市口的名扬天下，自然与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详见9260“戊戌六君子”）有关。与菜市口相距不远有一胡同，名为教子胡同。当地老人笑谈，教子胡同的人教育孩子，往往会说：“听话，要不然，给你拉到菜市口咔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