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春。
取得海上霸权的吴三桂，一面开始进行海上贸易，一面开始在朝鲜进行农业上的改革。因为小冰河气候对整个大明帝国的影响是致命的，而朝鲜虽然也受到影响，但是却比大明帝国要好的多。
在吴三桂的前世，“明实亡于万历”的说法一度非常流行，不过那其实不能怪万历本人，因为万历皇帝遭遇的是几千年、乃至于万年、百万年都很难遭遇的极度寒冷时期。万历时期明朝三大征，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不幸的是从1600前后，极度寒冷的时期骤然加剧，粮食产量骤然下降，这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这样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极度削弱了明朝的国力，以至于后来发生的萨尔浒之战中，以火器军械为主要战力的明军被迫在粮草和装备都匮乏的情况下和建虏开战，而且在萨尔浒之战中的三个分战场上，明朝军队的数量都不如后金军，后金军以其机动性取得了每每数倍于明军的优势兵力，结果可想而知。
崇祯即位以后，灾情更是进入了谷底。
在崇祯当政的短短十七年里，就有一半时间以上时间中原关中地区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天启二年至崇祯二年，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崇祯六年西安旱灾，米脂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通常旱灾一旦形成，就是寸草不生，赤地千里，影响范围相当大，而旱灾过后，必然会引起蝗灾，蝗虫的灾害很容易蔓延到旱灾以外的地区，因为蝗虫的灾害是移动性的，使得离旱灾极远的地方，都会遭到波及，而稻麦皆被掠食光。
苛捐杂税和天灾无疑是流民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但流民问题持续出现并一直得不到解决。就反映出隐藏在后面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和吏治极端腐败。明末的土地兼并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而兼并的主角又是宗室藩王。这些宗室藩王们兼并了土地，又不会老老实实纳赋纳捐。所以土地兼并就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时流民越来越多，二是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少，这又使得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自然有造成更多的流民，形成一个无法解套的恶性循环。
吴三桂要想帮崇祯缓和一下大明帝国的矛盾，就必须要帮助崇祯解决流民的问题，而要解决流民的问题，就必须在朝鲜进行农业的改革。只有这样，吴三桂才能为大明帝国争取时间，也为他自己争取时间。
农民的问题是困扰了中华大地几千年的大难题，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朝代在刚建立政权的时候，基本都是通过采用平均地权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把农民控制在自己的那一小块田地里。然后随着政权的稳定，很快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并且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是农民破产，破产后的农民就会起来造反，打倒旧王朝。
即使是朝廷强力抑制兼并，重新分配地权，然后将税收直接从农民头上征收，然后再由朝廷实施分配。但是朝廷不可能做的太彻底，因为每一个朝廷所代表原本就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严重损害地主的利益，就是损害朝廷的统治基础。这样一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难免会受到打击，因为无论他们种出多少粮食，大部分都还是被官府征收了，留下的不过是口粮而已。就算有多于的粮食，也只能留在下一年继续吃，根本没有市场渠道转换成钱来改善生活，所以，每朝每代的粮食总是不够吃，一旦发生一点水旱虫灾，就更加入不敷出，造成大量的流民。那么农民也就自然不可能在农业技术上有所革新，农业生产工具也不可能会有太大的发展，田地的亩产量也一直无法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即使种出了更多的粮食，农民也无法获益，为国家中粮，自己却连糠都吃不上，傻瓜才干这事。
吴三桂认为就眼下的情况来看，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体根本就不现实，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朝廷所代表的也是一部分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其实就算是到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代表的也是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和封建王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吴三桂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恐怕也无法防止土地兼并，但是他坚信，如果能好好的引导，土地兼并其实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如果土地兼并之后，实行的不再是国家征粮，而是选择采购粮食呢？那样的话，大地主产出的粮食有了更好的市场，能赚到更多的钱，那么地主就会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使用更好的农具，兴修更多的水利，发展更好的农业技术。只有自发的去使用发民的新技术，才能真正带动农业的发展。
所以，吴三桂决定先在朝鲜这块土地上来试验一下，看看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正好朝鲜经历过与建虏的大战之后，已经残破不堪，田地荒芜。吴三桂借助朝鲜王的手将整个黄海道的田地都收归国有，然后对大明的地主公开拍卖，并且规定田地中生产出来的粮食都将有朝鲜朝廷收购，价钱也比当前市面上的价格高两倍有余。
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大明帝国的地主们纷纷开始蠢蠢欲动了，尤其是中原一带的地主更是如此，整个中原的地主已经被接二连三的灾害和流民搞得心慌意乱了，虽然眼下流民的势力已经被压制下去了，但是所有的人都看出来，形势实在不容乐观，因为只要灾害不绝，流民就不会断绝，大明朝廷能压制的了一时，却压制不了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