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了那么多，其实都是我家的故事——是围绕父亲三次外出寻女我家发生的故事。按说，故事到此就该结束了，剩下的事听者自己去揣摩。可有人偏偏有“打破砂锅璺（问）到底”的毛病。有人就问：“你和那个张石柱到底结婚了没有？婚后在哪里生活？”“你父亲真的把虎子卖了吗？卖给了谁？卖到了哪里？”“你大哥出狱后又创业成功了吗？”“你的那位留在山里的断腿公公，他真的去告发张大顺了吗？那些拐卖你的人贩子被抓了没有？”有关这些事，我不想展开说，只向诸位听者简单叙述一下。
我和张石柱结婚了。父亲把我们的婚礼操办得很红火，像我姐和袭真的婚礼一样红火。婚后，我们到离家较近的包头市打工。父亲没有卖虎子。父亲没有卖虎子的原因除了我和我姐极力劝阻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二哥出面帮了忙。我们是在婚后三个月后外出的，此时，二哥已由他供职的那个县的县长升任为县委书记，并且兼着市里常委的职务，享受副厅级待遇。二哥的仕途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他能快速升官的个中原因，我们无法弄得清。反正他是升了，而且升得快。如今的官员，官做得越大，联系面越广，门路也就越宽。他听说我和石柱要外出打工，又听说父亲要卖掉虎子给我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子安家，便也极力劝阻父亲，并拍着胸脯说月姣买房安家的事他来解决，并保证我和石柱一进入那个城市就有房子住。父亲不放心，再三追问房子的来源，二哥便如实告诉父亲，说他任职的那个县有个很有名气的房地产商，在包头开发了一个住宅小区，开发时资金短缺，就求二哥帮忙在本市的一家银行贷了一笔款，小区建成后，非要送他一套住房做为酬谢不可。二哥不要，房地产商说，你不要是你的事，但房子我给你留着，你廉价卖也好，送门亲戚朋友也好，反正是你的。二哥说，他送房子，不算行贿；我要了他的房子，也不算受贿，因为我帮他贷款在先，他送房子在后。但为了避嫌，我决定以成本价购买，也就几万元钱的事。二哥让我和石柱去住着，买房子的钱他先垫着，等我们打工挣了钱再还他。他这样一说，我们心中就有了底。可父亲还是有顾虑。一则顾虑二哥白要人家的房子，日后犯错误；二则顾虑我们欠着二哥的钱，进城打工不轻松。父亲没卖虎子，却把二头奶牛卖掉了，把钱硬塞给二哥，廉价买了那房子。我们的工作也是那位房地商给安排的，我在他们的建筑工地当库管员，石柱不识几个字干不了别的，只能搬石头和灰当小工。
当年我心气高，既不想仰仗大哥，也不愿仰仗二哥，可到头来，还是仰仗了二哥。严酷的现实生活教育了我，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高傲，更不能任性。
几年后，我们积攒了些钱，辞了工作，在包头开了一个陕北风味餐馆，生意很兴隆。我们终于走出困境，有了自己的事业。
大哥出狱后，也到包头来创业。大哥不愧是当过老板的人，依然有着老板的创业手腕。他先在那个与二哥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房地产商手中当小包工头，之后资金越做越大。三年后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当了老板，只是还没结婚成家，独身过日月。
这里我想重点说说我的公公断腿老汉。
断腿老汉在我和石柱成婚后不几天就死了，是张大顺打来电话告诉我们断腿老汉死了。那个电话张大顺同样是跑到乡电信所打的。我们离开叉八村前，石柱把我家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张大顺，嘱托他如果家中（其实就是断腿老汉一人）有事，就打个电话给他。张大顺说断腿老汉是滚崖摔死的，就死在石山下。我姐夫龚真开着车送我和石柱连夜往回赶。我们赶到家时，见断腿老汉已被乡亲们抬回家中，安放在窑洞门外一个简易棚内。我们查验尸体，见头被摔破一个洞，苍白的头发都被血迹染红了。不过老汉的面目倒还安详，睡在那里，闭着眼，像睡熟了一样。我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安葬了老人。自然，悲痛是难免的，石柱呼天喊地几乎哭昏过去，我也悲痛难忍哭成一个泪人。
关于老人的死，成了我和石柱心中一个不解的谜。张大顺一口咬定老人是上山打石头失足摔下崖头的，乡亲们也都众口一辞说是失足摔下崖头的。我们也到现场看过，老人摔下崖头落地的地方，确实留有一摊血。令我们不解的是：老人断腿后上山打石头都打了好多年了，从未失过足，咋会偏偏在我们走后不几天，会失足摔下崖头呢？
安葬了老人，我们在窑中守孝七天。在第七天的夜里，石柱梦见他大回窑了，依旧架着双拐，依旧断着一条腿。他清清楚楚听他大说，我们走后，他就去找张大顺了，劝他到公安局自首供出人贩子。可是张大顺不但不肯，还破口大骂，并且放出恶语，谁敢把叉八村买婆姨的事捅漏出去，他就让谁死。老人说到这里，对着儿子哇哇大哭，哭着说他死得冤，死得屈，他不是失足摔下崖的，而是被人推下崖的。是谁推的他，他也没看清，只是觉着有人从背后推了他一把，他欲回头看时，已滚到了崖下。他让儿子赶快走，赶快离开叉八村，不然也会出危险。
石柱讲罢那个梦，又失声痛哭，说自己对不住父亲，不该离开叉八村，不该把父亲一人留在家里。
可梦毕竟是梦，又不能拿出来做证据，只能留在心底了。我们只能感叹，面对恶势力，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那就等吧，盼吧，盼叉八村尽快富起来，盼叉八村人尽快觉悟。
最后，还得再说说我父亲。我们离开家后，父亲一直跟着我姐过。父亲卖了奶牛，每天可做的事就是带着孙子玩，带着他的虎子玩，也算逍遥快乐。去年春节，父亲备足了年货，又一一给大哥、二哥和我打电话，让我们都务必回家过年。年三十的晚上，我们都聚在父亲身边吃年饭，连虎子也不例外。父亲格外高兴，始终乐呵呵地笑着，不让他多喝酒，可他还是要喝，说自己高兴，喝多了也不要紧。
不过，席间的一个插曲，给欢乐的气氛掺进去了一丝悲凉——已经是五岁的平平偎在爷爷怀中向各位长辈敬酒接收压岁钱，酒敬到龚真手中，高声叫“爸爸”，敬到大哥手中时，却高声叫“大舅”，叫得大哥心里酸酸的，我们心里也酸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