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8世纪，世界充满了巨变。英国由于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发明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正是封建的大清帝国鼎盛时期。
18世纪末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因此，马戛尔尼此次出行的目的，是要敲开东方清王朝的大门。
1792年的9月26日，英国皇家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几艘船只正准备出发。这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的庞大的访华使团的船队。为首的是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乔治·斯当东男爵，访华的成员共有800多人。他们将远渡重洋，前往遥远古老的中国，参加当朝的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
乾隆皇帝得知英国使团前来为他祝寿的消息，是在马戛尔尼启程一个月之后。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百灵用英文和拉丁文写的秉文，通过两广总督郭世勋送到乾隆手中。乾隆当即下了一道廷寄谕旨：准许英国使臣来华，并命令沿海各督抚准备接待。
英国使团没有在澳门登岸而是被允许直航天津，主要是因为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体积过大，走陆路容易损坏，其次，英国人想尽快赶到承德与乾隆皇帝见面。
按照清朝礼仪规定，外国使臣觐见皇帝，必须接受跪拜礼的训练，否则将会被驱逐出境。档案记载表明，英国人并没有拒绝演礼训练，也许，他们的曲意敷衍，是为了能见到皇帝，完成马戛尔尼所负的使命。
就在英国使团带着大量礼品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时候，乾隆早已住进了避暑山庄。
可是，英国使团到达北京以后，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马戛尔尼委托瑞徵带给军机大臣和珅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要他行三跪九叩首礼，那么，必须让一位地位与他相同的中国官员，对等的也向英国国王的画像行同样的礼。
也许是意识到英国人这个要求太过分，瑞徵并没有转交这封信，而是在英国人抵达承德的当天，将这封信退还马戛尔尼。此时，离原定9月10日的接见只剩下两天。
乾隆得知这个消息后很不高兴，立即取消了原定的八月初六的觐见活动。尽管乾隆下达了对英国人“稍加裁抑”的指示，但他仍然派人继续同英国人磋商礼仪问题。
辜汤生（1857～1928年），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张中行先生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权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1793年9月14日，乔治·马戛尔尼成为第一位以英国政府特使的身份，走进避暑山庄大门并且会见了乾隆皇帝的英国人。马戛尔尼一行还游览了避暑山庄各处景点。
而中英双方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大家争论的焦点并不是通商，也不是关税，更加不会扯到互派大使之类。焦点居然在于：马戛尔尼所率领的英国使团是否应该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
当时在承德磋商的最后结果是：9月14日在万树园举行的非正式宴会上，允许英国人行英国礼。9月17日在澹泊敬诚殿的“万寿盛典”上，马戛尔尼向乾隆递交国书，行中国的“三跪九叩”之礼。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当时只有12岁，他的日记被西方学者认为最为可信。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单膝跪地，俯首向地。我们与其他大员和王公大臣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所不同的是，他们双膝跪地而且俯首触地。”
英国带来的的礼品共19宗、590余件，都是当时英国的精品，也是英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作。清王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分别赏赐英王及使臣、随员一行丝绸、瓷器、玉器及各类工艺品3000多件。英国的礼品后来被分别陈列在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地，供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们欣赏。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一行参加完乾隆的万寿庆典活动后，很快便起程回到北京。清政府曾规定，凡是外国使者在京逗留的时间不能超过40天，因此马戛尔尼原准备在北京过春节的计划被拒绝了。
当初在离开英国时，英国国王曾经交给他一封极其重要的信，让他转交给乾隆皇帝。
对于这封历史性的书信，马戛尔尼刚到热河时候，就多次的想通过大学士和珅转达给乾隆皇帝，但每一次话都是刚一出口，就被和珅巧妙地回避了。于是马戛尔尼就按照信中的内容直接给乾隆皇帝写了一封信，并想方设法把这封信递到了乾隆皇帝的手里，这封信的标题写的是：“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马戛尔尼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是：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洋行买卖货物；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使用；请求对英商货物实行免税或减税；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等。
乾隆知道信的内容以后，大为恼火，他严厉指出：“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随即，乾隆以皇帝向天下臣民颁发的谕旨形式给英国国王回了一封信，交给马戛尔尼带回。
在他给英王的信中说：英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华，特遣使携带国书，航海来此，叩祝万寿，词意诚恳，足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可嘉。你国王虽恳请一人居天朝，监管买卖一事，此项要求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所管地方，非常广远，凡外藩使臣来京，行止出入，均有传统规定，从来不准任行其是，怎能因你一人之请，更改天朝百余年法制。天朝德威远播，万国来朝，种种奇珍异品，纷纷来献，无所不有，无须你国制办东西。此次，你国进贡各物，照顾你诚心远来，特令收纳，以上各条特作开导，并遣令你贡使回国。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二月九日，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乘坐“狮子号”军舰从广州黄埔港起锚回国，英国国王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全部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
23年后，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了访华使团，以罗尔·阿美施德为正使、当年的副使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当东为副使，目的是到中国再次提出英国的要求。这次因为英国使团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驱逐出境。
乾隆以自己独有的自大与顽固，拒绝了中国真正平等开始工业化的机会。而当小斯当东下一次到来的时候，带来的就不再是大量的礼物，通商的意愿，而是舰队与鸦片。
马戛尔尼对当时的中国有一番堪称为经典的论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他断言，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但是马戛尔尼不主张对中国发动战争，认为那样将会影响英国的商贸收入。他预言，如果中英发生冲突，中国的西藏将出现麻烦，台湾与朝鲜将脱离中国政府，俄国也会出兵侵占中国领土，中国国内将会发生暴乱。
历史的机会，错失了。这样的机会也许还会再有，但却不知道那时，我们是否还能抓住，又不知道到那时，我们又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历经明清两代的外籍大臣——汤若望
汤若望（1592～1666年），原名约翰·亚当，德国科隆的日耳曼人。耶稣会士，学者。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安葬于北京利玛窦墓旁。
1618年4月16日，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22名传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从里斯本启航东渡。
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其时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取道北上。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
汤若望到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我国的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马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汤若望在天历等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以及撰写的一系列注重实践的著述，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