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梅初识春风面
红娇绿蕊，正是寻春好，莫待红落花残，惆怅怨芳时。
他们相遇的地点，是北平，他们相遇的时候，是夏天。他是一个穷编辑，她是一个穷学生。不是学富五车的才子，他空有一腔报国之志。不是妖娆妩媚的小姐，她只在矮檐冷屋中习字写诗。
他在探索自己的未来之路，她却在陌生的世界里彷徨。小小年纪，她也算经历艰险。
她出生在富庶之家，享受过外祖父官府的至尊荣华，从小就跟随母亲诗书词画。然而，父亲早殇，母亲带着丁玲姐弟俩回了娘家，自此寄居舅父篱下。
从此，快乐成了难得相见的贵客，心酸、凄楚，倒成了日日相依的朋友。很小，她就体会了人情冷暖，很小，她就学会了抗争、抗争。
她有一个优秀的母亲，她以32岁高龄入常德女子师范速成班学习，在大多数女人还为男尊女卑的思想束缚，她已经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
母亲赋予了她女性自由的思想，也赋予了她一个充满新奇的人生。少谙世事，她不惜和舅父决裂，不惜和表兄悔婚。一个人头也不回地直奔上海，又辗转来到北平。
本想在这里出人头地，但真到这里后却发现举步维艰。就在她感觉前途无望时，又收到弟弟夭折的噩耗，顿时黑天暗地。尽管身边有朋友的安慰，却也是哀思如潮、闷闷不乐。
他知道了她的痛苦，用纸盒装满玫瑰，写下一张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他比她年长，却情愿以一个弟弟的身份，来安慰她孤寂痛苦的心灵。
她大概看过他情深的双眼，但她完全没有感受到他内心的波动。一个满眼迷茫的女子，大概解读不了爱情的痴迷。
他们就像阶前两株芳草，他在微风中呼吸着她的气息，她在雨露里憧憬着在大千世界中成长。
因此，当她从北平回家，而他居然千里迢迢追到她的故乡。她真的诧异了。同时诧异的，还有她的妈妈。
他站在她家的门前，蓬头垢面、穷顿不堪。就连到她家的车费钱，都是她的妈妈帮他付的。
这是怎样的爱情呢？不惧一无所有，不覥一事无成，那也是不得不归的霸气，那也是舍我其谁的豪情。懵懂的心境，虚无的城府，倒更显出几分淳朴和天真。和这山村本色，倒十分协调。
她无奈却欣喜，她的妈妈嗔怪却也有些欣赏。她们接待了他，他向他倾吐思念之情，她，慢慢地，慢慢地向他敞开了心扉。
她，和他，伴着晨露炊烟，听梦里乡音，赏山中美景。她成了乡里村姑，他成了山林隐士，不用体会生活的艰辛，也不用理会世俗的纷扰。静静的一个山石的影子，都是美的，浓浓的一个阴雨天，也是甜的。
他们结婚了，这本是童话世界里的幸福结局，可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个开始。
多情自古原多事
不久，胡也频带着丁玲回了北京，他重新做回他的编辑，而她，则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活，好像要归于平淡，然而微风起，卷帘处，红花微颤。
在北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就是沈从文。胡也频和沈从文是脾气相投的文友，而沈从文和丁玲却是性格特异的老乡。
在沈从文的《记丁玲》里，他这样写道：“从她住处的河边，驾了小小的单桅篷船，沿江上溯就可以到我的故乡”，大有一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情思。
他没有去过她的老家，耳朵里却满满是那里的故事。他说着他的家乡，也连带讲述着她的故里，仿佛前生他们就相识，今世重又见面，那缘分，绝非一般。
她也是兴致勃勃，讲起自己的少年逸事：小时候读的那些新书，少年时期和家庭决裂，女扮男装走南闯北。仿佛在和久别重逢的人，叙述别后心事。
坐在他俩中间的胡也频，倒成了局外人，向左看看，是一张桃花粉面，谈兴正浓，向右边看看，是一个俊逸才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他偶尔搭上一句话，话一出口，连自己听着都觉得格格不入。他不由得脸一冷，心一灰，默默地移开。心里恨恨着，准备给他点颜色看看，也让她懂得收敛。
然而转回身再看，他是正襟危坐，谈笑是鸿儒相对，她也是正气凛然，言语里不过是游子的乡情。他放了心，重新归座，再听他们的谈话，怎么听，都是清澈透明。
就这样，他们组成了极为罕见的三人组。他和他一同办报，他和他，以及他的她，就同吃同住。
那时候的她，是一个男孩子，不善修饰，逸韵豪爽。她出自大家，却不是闺秀，走南闯北的经历，使她像个江湖侠女，不喜欢矫揉造作，也不会羞涩扭捏。一切都看得通通透透，一切做得也是明明白白。
外人传着他和她的三角恋，然而他和她却未必真动过情。同在一个屋檐，同坐一张餐桌，狭路相逢，抬头看，不过是同胞兄弟罢了。真有那么一两次暧昧的磕碰，中间隔着她的他，眼神一调理，那暧昧萌动，也就瞬间烟消云散了。
他们三人一直友好相处，从北平，到上海，他和他，一直在办报，他和她，还是伉俪情深。两两相接，是铁三角，却不是三角关系。
沈从文后来曾经说过，“我最理想的是女子必聪明得你说一样她知道十样，你说的她明白，不说的她也明白。她一定又美丽，又尊贵，又骄傲，才能使我发疯发痴。”
或许，她不是又美丽、又尊贵、又骄傲的，没能使他发疯发痴，所以，他和她才能平淡如水，又浓情至深。
只可惜，后来，为了一个信仰，他们分道扬镳，从前的这份高情厚谊，反而倒成了后世的羞耻。同甘共苦后，却不是风雨同舟，未免可惜可叹。
壮志未酬身先死
在上海，他们一同办“红黑出版社”。这三个喜欢文学的青年，在一年间的相处中间，却慢慢有了不同的路线。沈从文更喜欢《现代评论》、《晨报副刊》的陈源、徐志摩，而胡也频和丁玲却对鲁迅情有独钟。
胡也频喜欢马列主义，红黑出版社停办后，他一度想要去福建去参加革命，因为不是共产党员，才没有成行。
他于是去山东教书，在学校里，他依然满怀热情，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带着学生参加各种活动，结果惹怒当局，上了黑名单。他不得不重新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他很快知道“左翼作家联盟”刚刚成立，他带着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个联盟。他确定了自己的方向，也为她确定了人生的方向。不久，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看起来柔弱，也很多情，可是铮铮铁骨，却一样精悍。民族处于危难，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他要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挑起拯救国家的重担，为此，他不惧牺牲。
他的坚毅，让她更加笃定，他的向往，就该是她的信仰。她跟随着他，一步又一步。如果民族有希望，那么即使捐献生命，他和她，都会果断地执行。
他和她，都知道这条路的艰辛，他和她，也曾设想过革命牺牲。然而，那时候还是豪言壮语，风萧萧，易水寒，这寒还只是言语的壮怀激烈，送行时的意气激昂，到底是壮胜于悲。
然而未几，事已成真。1931年1月17日上午，他告诉她，要去参加一个左联执委会。
他吻别刚出生不久的小宝贝，她则笑着让他早早回来。他并未行色匆匆，她也毫无不安之态，生命里的又一个朝阳，似乎和往常一样。
他走后，她就在家里收拾行装。他已经做好了去苏区的准备。她也做好了把孩子送回老家的准备。
然而直到很晚，他都没有回来。她忽然心惊了，仓促间出门四处寻找，四处打探，不是毫无音信，而是噩耗频传。她踉踉跄跄，勉强回到家中，看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更是心焦火燎。
第二天，沈从文来了，他告诉她确切的消息，他被捕了。他和她，筹划着怎么去营救，他和她，四处奔走找人，从上海到南京，又从南京到上海。然而，该说的话说了，该找的人找了，该做的事情也做了，希望却越来越渺茫。
一个月后，更大的噩耗传来，胡也频牺牲在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的龙华塔下。丁玲痛不欲生。这痛并没有摧毁她，反而让她更坚定了他选择的道路。沈从文更加难过，同甘共苦的兄弟，昨日，他们还相谈甚欢，今天却已阴阳两隔。
她还要按照原计划送孩子回去，他义不容辞地一路护送。一路上，他以丈夫的名义悉心照料。稳固的三角，失去了一格，残破的格局，让他和她都没了精神。
再回来，他因为耽误了返校的日期，丢掉了工作。他们还是知己，他，依然愿做她的依靠。
她，再回来，已经没了痛不欲生，而更多的是热血沸腾。她接过丈夫手里曾经的工作，更专心地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