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才，学不浅
雨润桃花，绿肥红瘦，正是好时光。纵晓风糊涂，漫卷黄沙，颜色依然遮不住，艳一路。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她自小就展现出对文学的特殊兴味，灵敏慧黠，深得长辈喜爱。”在张子静的眼里，母亲黄逸梵喜欢姐姐更多一些，咿呀学语时，她就在她的床上，跟着她吟诗颂词。
7岁，她已经铺纸研墨，一起笔，就有一股摧山撼岳的豪气：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宏大的历史，时代的断面，她是不惧的。这才情，华丽丽地透纸而出，连父亲看得也笑了。
但他还是希望她只做个大家闺秀就好，再有才，请个私塾先生，也只需在家里施展才华。这是他的坚持，是他赖以生存的传统精神风骨。
因此，她10岁时，母亲黄逸梵一再要求让她去上学，父亲坚决不同意。直到黄逸梵“绑架式”地将她送进小学，她的文学之路才算有了像模像样的起点。
正值豆蔻年华，她未识愁滋味，却仿佛阅尽人间春色，笔墨深处，竟是整个人生。圣校年刊《凤藻》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不幸的她》。12岁的她，颇为老成地说：“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天！”
后来，她又爱上了《红楼梦》。这时节，母亲远走他乡，继母冷淡，但父亲还有些许柔肠。看小女沉迷于研读《红楼梦》，也禁不住赞赏。
时光迷离成过往，纵然颓废，他也有自己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红楼梦想。煊赫家世，豪奢旧生活，怎奈贵族末路，不过是南柯梦一场。他解其中味，自然有话说。
于是，小书房，女儿未梳妆，书声朗朗，不娇憨，却让老父柔肠百转。张爱玲的古典文艺功底很深，其实和张廷重不无关系。
中学毕业，她已文采斐然，笔锋更加老道。17岁，她挥笔写就《霸王别姬》，比起华丽的辞藻，她的精巧构思，文章的深度，才更让人拍案叫绝。她的国文老师汪宏声甚至说：比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否谬赞，每个读者心中都有数。
凤起蛟腾，入浅水一湾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和父亲诀别，让张爱玲把世界看得更加真切。但真切的社会总是冷的，能温暖她的，就只有自己的路，而她的路数，也只有勤学苦读。
她原来就设想好了自己的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父亲对她的软禁，大病抽丝，这场劫数，乱了她的头绪，乱了她的路数。
住到母亲那里，又是多如牛毛的琐事。光一个适应环境的教习，就让黄逸梵身心俱疲。母亲没有多少财产，衡量再三，问她：“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打扮自己，如果要继续读书，就没有钱来买衣服了。”张爱玲自然要选择学习。
拮据的黄逸梵，还是专门为她请来了家庭教师。没有二话，只有焚膏继晷、挑灯夜读，虽没有坐薪悬胆，却也绝对心无旁骛。
苦心人，天不负，她终于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伦敦大学。却不料，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伦敦大学暂停招收留学生。张爱玲的出国梦，再次破灭。她被转往香港大学。
那也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也许，有滞重的冷酷，但于此绝尘而去，却也称得上是一个美好的去处。
带着母亲留学时提的小手提箱，张爱玲上路了。天是碧的，地是暖的，心，也是快乐的，就连离别的伤情，都是轻落落的。
回头再看上海，灯红酒绿依然在，人影氤氲。亲近的情，带不走的，冷漠的恨，凝重在那，心，还是痛的。走吧，走个彻底，走到一个新的山头，那里总不会又是冷清新一秋。
果然，人未到，暖风熏，又是一重山水一重昏。她冷眼看着：“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一样的繁华，一样的属于他人，她，还是要归属自己的落寞，还得自卑着自己的落魄，不过借一点繁华的滋味，调剂一下对未来的勾勒。
初到港大的日子，她还是忧郁的，思念不浓，但愁忧甚郁。她就是这样的性子，兴冲冲走向世界，越近却反而越无兴致，她真正爱的，还是自己内心的世界。
没有别的幻想，她便把全部的心思都用来读书。读到深处，恨不得把自己也嵌入书中，演绎书里人生。
可惜流年，蹉跎了学子之心
大学的日子是悠闲的。月下花前，正是好时节。女生，男生，在这里都忙着编织风花雪月，贵族、非贵族，在这里也都急于争宠新潮流。张爱玲是没有这样的闲心的，赴英的希望尚浮在空中，这里，只是中途，哪能闲过好时光。
还是挑灯夜读，还是刻苦努力。她唯一的快乐，来自好友炎樱，她喜欢她跳跃的灵性，她喜欢她率真的性情。
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为了这重归，为了这寻回，她们不知踏遍了多少花丛，不知道饱览了多少蝶舞。
除此而外，她就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瘦长寂寞的身影，惊不起一点遐思。没有凝眸处，也没有一段新愁。
她的学业始终是好的：“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她为此而骄傲。
一年级时，上海黄氏兄弟（黄嘉德、黄嘉音）主编的《西风》杂志创办三周年征文比赛，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获奖。
因为比赛限定字数，她只得了末奖，又看到头奖字数超出很多，心下愤愤，以至于后来她总认为“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只有痛，没有任何兴奋可言。
但对文学的爱好，还是有增无减。在港大的日子里，她读过很多中外优秀名著。弥尔顿英文原版的《失乐园》，她读了一遍又一遍，直至背诵如流，依然难舍难弃。这使她的英文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几年间，张爱玲接连获得了两个奖学金。按校方的规定，照这样的成绩，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保送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可惜，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沦陷。港大一时成了战地医院，她的赴英之梦再次破灭，她的求学之旅，断没在一场烽火硝烟之中。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又千叠。
不知道战争是否也一点点磨蚀了她对母校的爱，在她后来的文章里，竟寻不到一点学子对母校的依依深情，也没有年轻人对战争的憎恨和火热的战斗情怀，有的，只是冷漠和无奈：“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她就像她承认的那样，自私着，没有悔改，却把这自私也玩弄于笔端，写出花来，如罂粟，妖冶着，挑动人的心弦。她太看重那暗色的调子，以至于把自己的一点点不靠谱的思想，也都拿出来，大大地嘲弄一番，却不想打开心，放进一点阳光来。她一生的悲剧，早就植根于她对自己的这种态度里了。
一座城市的陷落，成就了她
暗雨红湿浓烟，朗月清风渐无，好事留不住。在港大做了一段时间的看护后，1942年，张爱玲重回上海。而上海，早在1937年，就已经沦陷。但这里有西欧国家的租界还未被日本控制，相对自由安全，也因此成了特殊的“孤岛”。
回到上海，张爱玲以卖文为生。这本是一个扭曲的写作环境，一些人噤声，一些人抗争，暗淡忧伤的背景，却独独成就了张爱玲。
连张子静都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外面是战火硝烟，张爱玲小窗独坐，锦心绣口，文章得来全不费功夫，奋笔疾书，一气呵成。
1943年4月，张爱玲将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捧给了“哀情巨子”周瘦鹃。这位《紫罗兰》的编辑，一拿起这手稿读将起来，就连连称叹，欲罢不能。不久，小说就在《紫罗兰》发表，并且一炮走红。好梦，瞬间成真。
抗争是疲惫的，“大无畏”的英雄精神，是那个时期的需要，却也是那个时期的疲劳。紧绷的神经，急需要一种轻巧的松懈，一刹那就好。携一缕风，倏然而至，不炙手可热似乎才无情。
到1944年，她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传奇》，里面除收录了《沉香屑》这两本小说外，还有《茉莉香片》、《心经》、《花凋》、《年轻的时候》、《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琉璃瓦》十个中短篇小说。
每一篇，都有别样的才情，另类的风月，没有大是大非，只是寻常性情，让读者一时耳目一新，于苦涩时期咀嚼，更有一种风情，自然贪恋。仅四天的时间，《传奇》就又再版，由此可见她在当时是怎样震动了孤岛时期读者的心。
孤岛，成了她的孤岛，她，成了孤岛的她。正是，柳暗花红得意早，衔泥筑巢亦争春。没什么不可理喻的，所有的不可理喻，都是因果的必然，除却风雨后，才是现世的偶然。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偏爱。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以同样的速度，在文坛销声匿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