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各个国家民营工业大量涌现的前后，都爆发过战争和混乱。所不同的是，有些国家走出战乱后，“乱中求治”，大力支持发展本国的私营民办工业；而旧中国的历届政府却是千方百计要“吃”掉民族工业。
就以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攘夷倒幕”运动，经过内战，推翻了幕府统治，15岁的睦仁天皇被捧为国家元首，定国号为“明治”，开始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扫除了一部分封建障碍，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到了1880年，就颁布了向私人出让除了军火工业以外的国有工业的规定，大部分企业廉价地转到大“政商”和大商人手里，例如“三井”，取得了幌内煤矿、三池煤矿、新町纺纱厂、富冈缫丝厂；“三菱”取得了长崎造船所、神户造船所、高岛煤矿、佐渡金矿、生野银矿。企业的售价只是投资额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以后，政府还用给予特权、补助金、借款、赠予等手段，扶植私人资本的成长。如原来经营商业和钱庄的三井家族，在“平乱”中给了新政权很大财政支持，因而取得“三井票”的货币发行垄断权，直接经营国库收支和汇兑，在此基础上，三井家族于1876年创办了三井银行，成立了垄断对外贸易的三井物产公司。三菱集团支持政府对外用兵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每年从政府取得25万日元的补助金，变成了垄断海上运输的大财阀。从1884至1893年的10年中，日本工业资本增加了14.5倍，商业资本增加了3.3倍。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1893年，拥有10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日本已有3019家，其中有675家使用机械动力。
然而，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中国清末的洋务运动，走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老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办实业，最早的是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但举步维艰，障碍重重，即使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出面操持，也是“顶着石臼做戏”——吃力勿讨好。洋务派企业宛若官府衙门，官僚机构中的万千弊端，在企业里也花色品种一应俱全。虽然后来他们也实行“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但并不是扶助发展民营工商业，而是将民营企业资本为它所用，一切权力仍旧归“官”。不是让利，而是巧取。
洋务运动没有为民营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而是形成了中国的官僚资本集团。如出身于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办过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办过大冶铁矿、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任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总理，集铁路、银行、矿务于一手，是清末民初实业界的显赫人物。再如上海的大资本家虞洽卿，以洋行买办起家，先结交陈其美，再仰仗段祺瑞，后勾结蒋介石，从“颜料大王”到垄断上海航运业和证券市场，挣下偌大家产。他们亦官亦商，以官为主，如盛宣怀是清廷邮传部尚书；虞洽卿是清末江苏候补道，晚年又被任命为云南省副主席兼昆明市市长，只是未来得及上任就已病故。这些“顶戴商人”的商务活动，都和他们的政治生涯紧密相依。他们留给自家子孙的，不是企业，主要是土地、房产、金银和货币。
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后来的经济官僚以及“官倒”。和前人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倚仗官势巧取豪夺，是官的“变种”，没有顶戴的“顶戴商人”；和前人不同的，是他们已不需要购房置地，而是悄悄地将财富存于国外银行……
满园春色，都被官家独占，民族工业哪能沾到半点温馨？
以税收为例，美国独立战争后，于1789年通过的第一个关税法案，进口关税的税率只有5%—15%。但随着工业发展市场扩大，为了扶植本国工业的发展，于1816年进口关税率提高到7.5%—30%，1924年平均关税率提高到40%，1928年再提高到45%。这三次提高关税率，保护了美国工业，使它避免外国商品竞争而顺利发展。
中国则不然。中国历来的传统是“重农抑商”，鸦片战争后又变成“怕洋商压内商”，所以，“内税”一向大大高于“外税”，就像一道捆绑手脚的绳索，遏制民族工业的发展，帮助洋商来占领中国市场。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故事：1934年间，日本纱布跌价倾销，民族纱厂受到打击，以致停工减产或关厂停业。这年10月，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天津、无锡、汉口等分会的负责人一起赴南京请愿，要求提高进口关税，对本国纱厂发放贷款，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他们和官府之间开展了一场“对话”：
当请愿代表讲明来意提出要求后，财政部长孔祥熙立即不耐烦地说：“你们纱厂只会赌交易所，不改进生产，自然竞争不过日本。”
到会代表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都十分气愤。汉口裕大华纺织集团董事长苏汰余，立即站起来大声说：“请问部长，谁在赌交易所？”
此言一出，满堂哄笑，赢得一片掌声，弄得孔祥熙非常尴尬，不得不放缓口气说：
“日纱质量好，价格低，是因为机器新，技术好，你们纱厂不换新机器，不改革技术，自然产品质量不好，敌不过日纱。动辄要求增加关税是做不到的。”
但苏汰余这位性格倔犟的四川人，就是不买账，他继续针锋相对慷慨陈词：“中国人穿破衣服，是因为穷；我们不能换新机器，是因为资金缺少。现在日货倾销，我们只能来请愿，政府为维护华商纱厂的利益，应该增加关税，使民族工业得以生存。”
其他代表也相继发言，但孔祥熙缄口不言，以沉默表示否定，当然请愿也毫无结果。
其实，作为山西票号巨商出身的孔祥熙，并非不懂得这些道理，问题在于当时的政府不敢得罪日本这位“亚洲霸主”，自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这些话在公众场合说得出口吗？所以，在旧中国的官与民之间，因为考虑事情的出发点不同，见解各异，所以也就始终坐不到同一张板凳上。不是中国老百姓难说话，而是中国的官员身份太高，“乌纱略带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他们宁愿词不达意而不肯坦抒己见，始终要在官民之间划上一道深深的鸿沟。所以，历来有人用“太极拳”、“琉璃球”、“八级泥水工”来形容某些官场人士，好像也并不算很过分。
有人说，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没有出现像华盛顿、明治天皇、彼得一世那样的“铁腕人物”，只出了一个祸国殃民的慈禧那拉氏，所以中国老百姓遭殃，中国民族工业倒霉。这也许有点道理。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在同一时代，当时国情也大同小异，结果却完全不同。区别之一在于：日本的“维新”，能想到发展民间经济；而中国的“洋务”却是把官势渗透到近代工业系统，其实质一点不“洋”。
慈禧，不过是5千年泥淖深潭中冒出的最后一个“泥美人”。因为中国有个云梦泽，所幸，它如今已成为河湖港溪，云梦，已成了古代留下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