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中，内迁企业主固然饱受磨难，而随厂内迁的工人，更是苦不堪言。
“八一三”事变中，受害最重的是上海工人。战火最激烈的地区都是工业最集中的地区，闸北损失为百分之百，杨树浦百分之七十。一位外国记者报道说：“经过虹口、杨树浦、闸北、南市，但见两旁街道尽为废墟，往往延长几里，三平方里以上的面积，往往片瓦无存，不足为奇。”（1938年3月19日《密勒氏评论周报》）多少工人死于炮火，零散记载随处可见，但不见完整数字。
内迁职工在拆迁中的表现可歌可泣。当时负责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的资源委员会官员林继庸，在《民营厂矿内迁纪略》一材料中，真实地追述了当时的情景：
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各厂职工们正在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所宝贵的机器。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敌机走了，又爬起来拆，拆完马上扛走。看见前面那位伙伴被炸死了，大家流着眼泪把死尸抬在一边，咬着牙继续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了，只好夜间开工，在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常笼罩着许多黑影在那里攒动，只闻锤凿轰轰的声响，打破了死夜的沉寂。
当内迁木船经过镇江、九江和穿越马当防线布雷区时，都要换船，随迁工人又都成了搬运工，挑行数十里，往返多次。在武汉第二次内迁时，上海内迁工人义务帮助当地厂矿拆迁，如上海新中工程公司的30余名工人，于1938年9月初支持湖北谌家矶造纸厂拆卸，拆运了各类机件300余吨，自制木吊杆，自钉木箱，将这些造纸设备肩挑背扛装船启运。如铸亚铁工厂和华成电器厂内迁工人，义务支援大冶各厂拆卸，此时日军前锋已逼近阳新，敌机每天在大冶上空盘旋轰炸，他们白天隐蔽装箱，黄昏将装箱抬至河边，夜间装船，将机件安放舱底，上铺煤屑。他们屡遭敌机俯视扫射，不少内迁工人当场牺牲。汉冶萍的汉阳钢铁厂，也是上海内迁工人花了1个多月时间帮助拆迁的。
在从宜昌至重庆的内迁途中，装货木船在无风时每天行50里，遇顺风每小时可行5里，内迁工人都背起纤绳，迎着冬天凛冽的寒风，踩着刀一般尖利的岩石，弯腰弓背，时爬时走，四肢鲜血淋漓，结上层层老茧。
从武汉迁往湖南、广西、陕西的内迁工人，更是历尽艰险，不少人在敌机扫射中付出生命。有些工厂因机器设备在途中全部损失，随迁工人连遣散费也拿不到，流落内地街头。
很多内迁工厂都倚山建厂，山坡陡峭，地势崎岖，有的要铲平山坡，有的要填没沟壑，有的要开凿窑洞，有的还要挖建防空设施，内迁工人又都成了开山打洞的苦力。如龙章造纸厂迁抵四川时，有两只各重12吨的大烘缸，当时正值枯水季节，木船泊岸距离陆地100余尺，没有码头，而工厂位置又在100余尺的山坡上，但工人们却仿照建金字塔的办法，蚂蚁啃骨头似的把两个庞然大物抬上了山。
随厂内迁工人大都是熟练技工，内迁初期，后方技术工人奇缺，他们帮助培训当地的农民成为技工。据1939年8月统计，重庆83家机器厂的4千余名工人中，熟练工仅占百分之七十不到，他们都是从上海和各地来的内迁工人。他们为战时后方民族工业的兴起挥汗流血建功立业，曾有人写诗赞曰：“华严楼阁现平畴，百炼钢成绕指柔。天道终由人定胜，考工子弟亦同仇。”但他们的生活异常艰苦，每天工作时间为12小时至16小时，吃的是黄米饭，有时粮食定量供应，常常吃不饱，工资也十分菲薄。从当时重庆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来看，1938年生活费指数为116，工资指数180，实际工资指数为154.6，养活自己，略有盈余。但随着连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到了1944年，生活费指数为39094，工资指数16808，实际工资指数只有43，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
他们曾以真诚的喜悦迎来抗战胜利，但胜利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更大的灾难。政府取消了工厂的定货，众多的内迁工厂关门，而像“永久黄”企业集团范旭东那样对职工一包到底的资本家，毕竟为数不多，他们一夜之间成了失业工人。一般工厂都给内迁工人发放了3个月工资的遣散费，以后就各奔东西。
从1945年8月下旬开始，官员们都带着眷属飞往各地大发“接收财”去了，他们“抗战八年”，如今“衣锦荣归”，那声势非同小可。同样“抗战八年”，刚拿到遣散费的内迁工人，卖光随身物品，有的乘木炭汽车，有的乘木船，返回上海或沿海城市。他们没有当年杜甫他老人家那种“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浪漫雅兴，他们只是巴望跟阔别了8年的亲人团聚，但又担心原来的那个家还在不在？
首批回乡的内迁工人，从1945年11月中旬离开重庆。这是“社会部民营工厂失业工人处理委员会”的木炭车，在经过贵州桐梓县娄山关时翻了车，一车49人，只剩下10名幸存者，他们在路上走了整整40天才回到上海。
第七批内迁工人乘木船溯江而下，在宜昌三斗坪附近触礁沉船，全船150人，只有40余人得以生还。
更多的内迁工人仍滞留四川，度过1945年那个寒冷而潮湿的冬天，在大雾弥漫的重庆街头，踯躅，彷徨，遥望江水东流，自己却有家难回。他们过了一个冷冷清清，惨惨的春节。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
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这是南宋末年文天祥写的《除夕》，孤寂，悲愤。而入川的内迁工人，8年前生龙活虎地为挽救民族危亡背井离乡随厂内迁，8年中他们耗尽宝贵青春年华，现在却成了失业工人，落魄潦倒，流落异乡。他们此刻的心情，也正如《除夕》诗中所反映的那样，看清世态，心比冰寒。
然而，回到家乡的内迁工人处境又如何呢？正如当时普遍流行的一句话：“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官员们从天上来，忙着接收敌产和非敌产；忙着让“抗战夫人”与“留守夫人”和平共处，再迎“接收夫人”进门；忙着“五子登科”；忙着在多如牛毛的接收人员中争夺权和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天天过年，夜夜元宵，有多少人还想到恢复生产稳定国计民生呢？更有几个人能想到那些失了业的内迁工人呢？
到1946年底，回到上海的内迁工人约1千多名，占随厂内迁工人的近一半。他们很多人都住在社会部上海复员站设立的“后方来沪失业工人招待所”里，名为“招待所”，他们所受到的“招待”是：睡水泥地地铺，吃救济总署发的面疙瘩，衣服破烂，几个月不理发不洗澡，疫病流行。但就是这样的地方也人满为患，以后又被送进冬令收容街头乞丐的“庇寒所”。
他们多次向政府请愿，提出他们不是什么失业工人，更不是乞丐，而是在抗战中作出过贡献的内迁工人。他们的要求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于是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不得不来到“招待所”讲了一通空话，当工人提出解决洗澡、理发等起码要求时，都遭到了拒绝。这就是内迁工人们的悲惨结局。正如宋代诗人吕本中在《兵乱后杂诗》中所写：
万事多翻覆，萧不辨真。
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
求饱羹无糁，浇愁爵有尘。
往来梁上燕，相顾却情亲。
看来兵乱以后古今情况都大同小异，误国者耀武扬威，小百姓家破人亡，艾萧遍地，幽兰枯萎，人际的同情心不如梁上飞燕，人们瞪大着眼睛问：难道这就是早晚期盼的“胜利”吗？
§§第十二章 舴艋载愁
抗战胜利了。这固然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但多少也有点令人感到偶然。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战场并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大会战，日本占领军的头儿冈村宁次等还神气得很。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日本人的气数到了”；念过几天古书的老夫子们则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这是由于美国人在广岛、长崎丢下了几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胜利的一环，很有点“水到渠成”的意思。如果当初日本人不偷袭珍珠港，不爆发太平洋战争；如果苏联人的骨头软一点，受不了希特勒那上万吨、上百万吨钢铁的漫天倾泻，他们不能一鼓作气地攻克柏林；如果英美盟军不在非洲制止住那条法西斯“沙漠之狐”，不能胜利实现诺曼底登陆；如果……然而，历史并没有“如果”。我们胜利了！百年来一直挨打的民族，终于头一回和“胜利”两字沾上边……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内迁的机关、工厂、学校纷纷“胜利复员”；“忍泪失声问使者，几年真有六军来”的沦陷区老百姓更是悲喜交集，欢欣若狂。1945年9月，是个欢乐的金秋，中国各个城镇夜夜放鞭炮，农村搭台唱大戏，提灯会上，8年不见的踩高跷又频频亮相，原来由黄包车拉着的戏文表演，如今上了大卡车，锣鼓喧天，笙瑟和鸣，人们沉醉于胜利的喜悦，陷入了对明天的美好憧憬。
从后方来的内迁工厂主，留在沦陷区饱受凌辱和折磨的民营工厂老板，也都雄心勃勃地规划着新的事业，连停工8年的资本家也都重新“出山”筹集资金，打算东山再起。
但是，这只是一瞬间。我们阅历丰富的祖先们一再提醒后人，月圆则缺，水盈则溢，在极度兴奋中要学会克制，就像东晋谢安得到“淝水之战”捷报时那样，装腔作势也要显出几分镇定与从容，这是东方式的绅士风度。南宋诗人杨万里写了《过松源晨炊漆公店》，他在这首诗中写道：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走下高山，浑身轻松，不料面前又有高山挡道，转来转去，走不出万山丛中。欢乐和喜悦，很快被残酷的现实碾得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