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的1938年，在人烟稀疏的关中荒原上，一座座新竖起的大烟囱，形成这莽莽僻野的一道新奇的风景线。这是从汉口撤退到陕西的内迁工厂。
抗战的第二年春天，徐州沦陷，日军溯江而上，武汉震动。荣氏企业集团在武汉的申新第四纺织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决定内迁。尽管在上海董事会的大股东们的意见不一致，但当时的战争形势急骤直下，荣氏集团在武汉的负责人李国伟当机立断，拆除“申四”、“福五”两厂设备，一部分包了怡和洋行的“嘉和轮”和铁驳运往重庆；还有一部分器材运往陕西宝鸡。
李国伟毕业于唐山路矿学院土木工程系，在郑州陇海铁路总工程局任设计工程师，他和荣德生长女荣慕蕴结婚2年后，正值荣氏兄弟在汉口创建福新第五面粉厂，聘他为协理兼总工程师。李国伟主持“福新”的创业，3年后又在汉口筹设申新第四纺织厂，从1931年起，他担任两厂经理。抗战爆发，李国伟力主内迁，他和内弟荣一心考察了四川重庆、成都等地，又风尘仆仆赶往宝鸡，购进斗鸡台建厂基地。
“申四”、“福五”的内迁艰险重重。“福五”一套1千瓦发电设备拆卸装箱后，在运往刘家庙途中，沉没于汉水；“申四”最后一批机件装满火车车厢，在行驶到武胜关时，正值双方军队交火，货车已无法前行，只得退回汉口，结果全部损失。他们沿途历尽磨难，从汉口出发，随迁员工乘敞篷货车，沿平汉路北进。一路上不是遇到敌兵的阻拦，就是遭敌机袭击，又逢日夜下雨，车辆破旧，有时一阵颠簸，就会有一节车厢脱钩，被甩在后面不动，等到发觉后，员工们立即回头找车，有时要跑几十里。列车时开时停，停车时，车上的员工就钻到火车底下睡觉……9月4日，在滂沱大雨中，“申四”和“福五”的第一批机件运抵宝鸡。
宝鸡，是陕中小城，北倚黄土高原，南沿陇海铁路，中间有片高地，名曰“长乐原”，但这里并不“长乐”，茫茫荒原，荆棘丛生，夜晚熊吼狼嗥。宝鸡城内只有5千多居民，连电灯也没有，小小车站，只有几个老弱病残，算是“装卸工”，没有任何装卸设备……
和“申四”、“福五”同时内迁陕西的，还有武昌的震寰纱厂、汉口的东华、隆昌、善昌新、福新4家布厂以及民康药厂等企业，机器设备无法下车，只好靠人力从车上往站台上翻滚，很多重型设备受震动、撞击而损坏；机件运输靠肩扛背驮，速度缓慢，大批物资积压车站，铁路两侧堆放的内迁物资，延绵长达25里，宛若两条不见头尾的长蛇……
“申四”、“福五”的厂址选定在斗鸡台，这是一片长满荆棘灌木丛的400亩荒原，随迁员工白天披荆斩棘，伐木砍草，但正值雨季，遍地泥泞，人，变得像一个个泥团；夜晚睡在用芦苇搭起的简易工棚里，为防强盗和野兽，“申四”工人将装机件的箱子叠起，在芦苇棚周围堆起一圈“围墙”，他们在“围墙”边还打死过一只豹子，活捉到一只狗熊。
野兽易防，但“两脚豺狼”难躲。1938年11月，日军占领灵宝，威胁潼关，西安行营通知迁陕各厂准备再迁，但这些内迁厂早已精疲力竭无力再搬，只得“听天由命”。但日寇未敢孤军深入，这些工厂总算死里逃生。1939年春局势缓和，“申四”、“福五”着手建厂，他们在长乐原下建设窑洞车间，连续两次遭到日机轰炸，原上房屋被震倒，但窑洞内却安然无恙。“福五”厂宝鸡分厂直到1940年10月才正式开工，日产“牡丹牌”面粉2000包；而“申四”的布厂则到1942年3月才开工，开动布机322台。
随迁职工都像当地居民一样，开凿窑洞作为宿舍；资方和高级职员住在宝鸡城内，每天步行或骑马上班。
创业，是艰苦的。我们通常惯说“艰苦创业”，但和战时迁陕的这些企业来比，实属小巫见大巫，何况后来有些地方的所谓“艰苦”，其中掺杂太多的水分，什么几块几角钱办起了一爿厂，什么办企业只靠一只炉子一把扇子……真是说得比神话还“神”，然而，上级相信，社会承认，还像煞有介事地轰动一时，所以，浮夸、虚报之风常刮不衰。而真正“艰苦创业”的人，却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他们不需要讨任何人的欢心，更毋需在社会上沽名钓誉，他们只是尽到一个中国人的做人的本分。
荒野莽莽，黄沙滚滚，白天烈日骤雨，夜晚寒风狼嗥，夏日烤烫石块，冬天大雪封门，生产和生活同样艰难，每一道细小工序所需的原辅材料，都得自己动手制造，在原始条件下从事现代生产，人的能量，在这里得到超极限的发挥……这使我想起20世纪初南社诗人周实，为《民立报》出版写的一首诗：
昆仑顶上大声呼，共挽狂澜力不孤。
起陆鱼龙鳞爪健，处堂燕雀梦魂苏。
重重草木羞依附，莽莽荆榛待剪除。
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发好提壶。
这首诗说的是，为了挽狂澜于既倒，平地高飞的鱼龙，伸出刚健有力的鳞爪，胸无大志的燕雀，从睡梦中惊醒，它们羞于依附那些随风倒的草木，而要剪除荆榛，创造新天地。它提倡变革者的坚毅和骨气，而战时内迁陕西的员工，却实实在在地做到了。
内迁西北的企业很多，煤炭供不应求，“申四”宝鸡厂装有3千瓦发电机，用煤量大，常出现煤荒。李国伟聘请矿业专家到陕北勘探煤源，在白水县西同镇发现无烟煤矿苗，1943年，由“申四”垫款组建宝兴煤矿公司，开采煤矿。李国伟还利用从汉口运陕西的工作母机10台，在一年中自制各式工作母机102台，建厂房3排，于1940年建办宝鸡铁工厂，“申四”、“福五”所需的零配件，都由铁工厂制造。当时后方只有白口铁，不能切削，钢材更缺。李国伟通过各种渠道，到重庆、海防、仰光采购矽铁和钢材，购买后方报废飞机，按一定比例加入白口铁，重新冶炼，变成灰口铁，还收购废钢铁、旧钢轨炼钢。
在7年时间中，宝鸡铁工厂生产细纱机、纱锭、梳棉机、并条机、粗纱机、清花车间和窑洞车间的全套通风设备，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1942年，李国伟将“福五”宝鸡厂未安装的日产面粉1000包的粉机，运往天水城东五里铺，创建“福五”天水分厂，日出牡丹牌面粉750包。同年，李国伟充分利用“申四”厂的废棉下脚，组建宝鸡宏文造纸厂，到1945年，日产量可达5吨，包括印书纸、打字纸、道林纸、牛皮纸等众多品种，畅销西北各地。
此外，李国伟于1938年将部分设备内迁重庆，筹建“申四”、“福五”重庆分厂。这2个分厂是在敌机连续轰炸中建成的。他们挖有七八个坚固的防空洞，冒着敌机轰炸，边建厂边投产。一颗炸弹落在“申四”清花间墙外，屋顶被掀掉，墙壁完全震倒，炸毁清花机一部。以后曾3天2次轰炸“申四”，投弹10余枚，造成“申四”停产2个月。
在重庆，“申四”厂棉纱供不应求；“福五”厂的“顺风”牌面粉销路畅旺。同时，他们又接办从无锡迁往重庆的荣氏企业公益铁工厂，从单一的军工生产改为制造纺织和面粉机器。
李国伟因宝鸡接近前线，重庆常遭轰炸，所以于1941年8月在成都沙河堡创建成都面粉厂，日产千包面粉的设备全由重庆公益铁工厂制造，但因当地电力不足，每天实产6百到8百包，生产的“飞机”牌面粉，深受当地欢迎。他又将宝鸡的部分纺织设备迁往成都，于1942年12月成立“申四”纺织厂成都分厂，生产的“四平莲”纱布，畅销川西。他还于1943年在天水筹办天水民康毛纺厂。
是种子，到处可以发芽。“申四”、“福五”自1938年从汉口内迁川陕，到1945年抗战结束，在艰难的环境中迅速发展，企业获得巨大利润，经营范围从纺织、面粉，扩展到机器制造、造纸、煤矿、陶瓷、毛纺等，展示了在祖国西部苍莽寥廓的荒原上，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风貌。
到抗战后期，他们开设的外庄和办事处，遍及13个省、50多个据点，国外还有6个代理店，自办运输卡车40辆、骡马大车数十辆，奔驶于川陕、川黔、滇缅公路上，嘉陵江上还有他们的大批木船。“生产长一寸，福利增一分”，陕、渝各厂在当地招收养成工，办惠工宿舍、职工眷属宿舍、医务所、疗养所、子弟小学、文化学习班、俱乐部、合作社。宝鸡厂还设有医院、电影院、托儿所和职工子弟中学。
日寇铁蹄践踏中国民族工业这片茸茸绿茵，但是在荒山野岭，穷乡僻壤，他们又顽强地破土而出，带着浓浓的硝烟味，展现出碧绿的生命的色彩。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