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工业，终于在重重岩石的缝隙中艰难成长。从现有资料看，最早的商办民族工业有：陈启源于1872年在广东南海建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朱其昂于1878年在天津兴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黄佐卿于1881年在上海建办的公和永缫丝厂，严信厚于1887年在浙江宁波建办的通久源轧花厂，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于1895年在江苏无锡建办的业勤纱厂，等等。
在这最早期的商办民族工业的创业者中，很多人都非等闲之辈。有的是久闯商海经验丰富的巨商大贾，有的是为洋务官僚所赏识器重的办洋务人才。如沙船世家出身的朱其昂，往来于上海、天津、烟台各港口从事贸易，在粤、沪、京、津设有银行票号，因有办航运经验，曾协助李鸿章襄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来自官宦门第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原为李鸿章幕僚，杨宗濂曾任布政使、盐运使，督办顺天、直隶纺织事务；杨宗瀚于光绪十一年（1882）总办台湾商务洋务，督建台基铁路，后来又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19世纪末期的这些商办民族工业，脱胎于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官僚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纵览近代史料，对商办民族工业的初创，很少用“崛起”一词，因为它们疏疏朗朗，星星点点，微弱而稚嫩，很难找到“崛”的气势。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经过实力雄厚的手工业作坊较长时期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发展成为垄断性的资本集团，一亮相就气势非凡、咄咄逼人。但中国就不同。中国民族工业在国内封建势力和国外垄断资本的夹缝中萌发，它没有经过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办厂资金来自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和其他阶层。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基础差，设备、原材料、燃料等都要仰仗他人鼻息。它只能选择从建设周期短、资金周转快、容易获利的轻工业起步，而且还要避开官办洋务企业和外国在华工业的锋芒，经营和生产它们的薄弱部门，如面粉、火柴、缫丝、造纸、印刷、碾米、榨油、制茶、轧花等行业，显得可怜巴巴。
就以前面所举的几家商办民族工业为例，开办时投入资金较多的，是上海黄佐卿建办的公和永缫丝厂，共10万两银子；而张之洞在武昌官办的湖北炼铁厂，建厂资金投入却是580万两白银，两相比较，真是小巫之见大巫。杨宗濂、杨宗瀚在无锡办业勤纱厂，首批投入资金24万两银子，还是依靠李鸿章和张之洞的支持集资而来。所以，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注定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先天不足”。上述几家早期商办民族工业，几乎开办时间都不长，就过早夭折，只有业勤纱厂维持到1937年，最后毁于日军侵华炮火，算是其中寿命最长的一家。
但是，即使道路艰难曲折，障碍重重，一大批商办的民族工业仍在各地陆续面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难道完全是为了赚钱吗？不，国家的羸弱，民族的灾难，促使各业中国人都在寻找一条“救国”、“自救”的出路，市井也不例外。从1895年到1913年，全国新办资本达1万元以上的民族工业共549家，平均每年增设28.9家，资本额达2029.7万元（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历史为中国民族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从1914年到192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忙于相互拼杀，无暇东顾，洋货进口减少，中国民族工业不仅获得相当部分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西方国家对战争物资需求的急剧增长，还开拓了部分国外市场。在这个风雷激荡的年代，1919年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怒潮，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列强在华的气焰，在国民中传播新思潮，唤起新觉醒。有利的大环境，使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所谓“黄金时期”。
这也许是中国民族工业最走运的年月。在“一战”的6年中，全国新办厂矿379家，投资总金额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新厂63家，年投资1430万元，比前19年的投资总和超过一倍。尽管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多变，烽火连年，哀鸿遍野，但阻挡不了中国人走向近代化的前进脚步。从1912年到1920年，我国棉纺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7.4%，面粉为22.8%，卷烟为36.7%，火柴为12.3%，电力为11.9%，矿冶为9.9%（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在中国民族工业中，出现了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资本集团。比较著名的有：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中最早出现的张謇大生集团，它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包括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冶厂以及航运、蚕桑染织、酿造、造纸、肥皂、印刷等27个企业，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拥有资本2400多万元。以茂新、福新面粉业和申新纺织企业结合而成的荣氏资本集团，在上海、武汉、济南、无锡等地共有企业20余家，20年代初拥有资金1927.4万元。周学熙资本集团，是一个包括轻重工业、金融保险业在内的庞大综合性资本集团，1928年，其主要企业的资本额为4260万元。刘鸿生资本集团，包括火柴、水泥、毛纺、煤矿、码头堆栈、金融保险等行业。此外，还有以棉纺织工业和百货公司为中心的郭氏永安资本集团；以面粉业为中心的孙氏通孚丰资本集团；以制盐、制碱化学工业为中心的范旭东永久黄企业集团和简氏家族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企业集团等等。（《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中西文化冲突》）
在民族工业的所有制结构上，这时也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民族工业的投资人，早期以官僚、士绅为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商人出身的资本家投资办厂渐居主要地位。就以东南沿海的江苏省来说，1913年以前共有8家纱厂，其中6家的创办人出身于官僚和士绅，占75%；从1914年到抗战爆发，全省共有纱厂12家，其中10家的创办人是办过工厂的工业资本家、钱业资本家或商人，占83%。从江苏1932年整个工业资本额来看，民族资本已占到80.3%，官僚资本只占16.2%。（《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
这一组前后颠倒的枯燥的数字，展示了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商场不再是“官商一体”的铁板一块，拥有近代先进生产手段的商人出身的工业资本家，开始走上舞台崭露头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