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胸怀广阔的四川人，高举双手热情欢迎内迁企业的“下江人”。
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江山雄秀，人文荟萃，不说2千多年前凝聚着人类最高智慧的都江堰，不说闪烁着金顶之光的佛教名山峨眉山，不说这儿出过大才子李白、苏东坡，也不说诸葛亮、杜甫、陆放翁是“半个四川人”……就凭街头挑卖的“担担面”，三两光面分三小碗，每碗要拌上十几种作料；不像下江清汤寡水的“阳春面”，名字好听不实惠；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四川人生活的精致和做人的厚道，反映了巴蜀文化的深厚底蕴。
是的，蜀山太高，峰顶离天不到一尺；蜀水太险，水击岩石只能冲折倒流。险山恶水，正如古人所说：“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然，晓风吹雨生苔钱。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如此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远方之人进不来，当地之人出不去，不打开蜀道，四川又怎么能发展经济！
四川人是聪明的。抗战军兴，沿海企业内迁，有的省嫌麻烦显得勉强；有的省想捞好处增加地方税种。但在汉口治病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却电邀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去汉口，授意他争取更多的沿海企业内迁四川，为他们提供方便，四川《国民日报》发表文章《欢迎国货厂商入川》。
提起卢作孚，四川人几乎家喻户晓，是个传奇式人物。他出身合川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麻布小贩，人称“卢麻布”。卢作孚18岁参加同盟会，在成都半打工半自学，做过补习学校教师、报社记者编辑，以后又投身平民教育。他曾两次乘轮船去上海，他深感川江三峡水域的凶险，家乡的闭塞落后，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得打开蜀道发展经济。他亲眼看到大江之上到处可见到飘扬着英、美、德、日、意、瑞典、挪威、芬兰国旗的“洋船”，他们耀武扬威，飞扬跋扈，外国轮船公司控制着中国内河航运，连中国人自己的轮船也挂外国旗，他悲愤万分地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航运业！
回乡后，卢作孚和几个朋友决计先开辟合川至重庆的嘉陵江短航，以定期航班客运为主。他们用了2年多时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集资近3万元，买回了柴油发电机，先办了个合川小电厂，城里亮起了500多盏电灯；并从上海订购了一艘载重70吨的轮船，取名“民生轮”，1926年夏，在合川破旧的药王庙，挂上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
杨森时任川南督办，请卢作孚去佐办万县市政，他拒绝了，杨森以为他嫌月薪太少，卢作孚笑着说：“是啊，我在民生公司当总经理，工资有这个数。”他伸出三个手指。
“怪不得，3000元！”杨森惊叹道。卢作孚使劲摇头。杨森瞪大眼睛问：“莫非3万？”卢作孚哈哈大笑：“两位数啊！”
“30元？”杨森困惑不解。卢作孚点点头。杨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会有月薪30元的总经理，这恐怕是当时最“便宜”的总经理了。
十年耕耘，十年苦斗，到1936年，民生轮船公司已经拥有民生、民用、民望、民福、民治、民权、民安、民殷等40多艘轮船，开拓了近3千公里的内河航运，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运输业务，民生，成了中国民营运输行业的一面旗帜。
民生轮船公司网罗了各类人才，留英船舶设计专家张文治，造船专家叶在，经济学家江昌绪、周雁翔，锅炉专家李永成，海商法专家魏文瀚，著名引水金月石等，都云集公司，分别担当重任并享受高薪。
业务处处长童少生，原为美国捷江公司买办，“捷江”竞争失败后，卢作孚“三顾茅庐”，后来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成为卢的知己和得力助手。航务处负责人郑壁成，出身警察，与卢有旧隙，但由于办事能干、热心航运，卢不计前嫌，放手使用，后任公司主任秘书。水手出身的张于霆，是土专家，在上海一家轮船公司任职，因无学历不受重用，到“民生”后成了挑大梁的工程师。茶房出身的周海青，做过木船上的舵工和领江，卢作孚破格任命他为“民权”、“民本”等大轮船船长，又派他去东南亚各国学习航海知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卢作孚有识人之明、容人之量和用人的“不拘一格”。在这里，总经理的工资低于船长和高级技术人员，1932年船长月薪600元，总经理却只有500元。
民生公司的管理制度严格、细致而独特，所以民生公司所属各艘轮船的职工，有文化教养，作风正派，服务热情，是当时惟一不收小费对上中下三等乘客不分贵贱平等服务的企业。
在这10多年中，卢作孚先后担任过三峡峡防局长、省航务处长、省建设厅长、国家交通部次长、国家粮食局长。他每次都受命于危难之际，难关一过，就辞职而去。而且他所担任的这些职务，都和航运有关。他仍是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
在卢作孚初办航运时，嘉陵江两岸盗匪成堆，当轮船行驶在狭窄的峡水中时，躲在岸上山石树丛后面的土匪，一撑竿，就跳上江轮抢劫。有时，他们架着几只小船，打着火枪，胁迫轮船停下，然后将乘客钱财洗劫一空。这在川江上早已司空见惯，匪患，是发展航运的障碍。所以，卢作孚毅然答应地方人士的要求，担任了峡防局局长。
峡防局设在嘉陵江畔的北碚。那时的北碚，只有破旧的土房，一条丈余长的青石小街，坑坑洼洼，污水流淌，爬满苔藓，每道街口都设有防盗木栅。卢作孚和他的同事们走遍辖地4县39个乡镇，摸清情况，他深感“匪”和“民”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出庙里的菩萨，腾出8所大庙办学校、医院、图书馆、织布厂，凭着他的声望，邀请各方人士来此投资办厂搞科研。
原来“支匪”的无业贫民找到生活出路，扛枪打劫的匪盗成了有“一技之长”的技工，杀人放火的匪巢，成了安居乐业的地方。
在不长的时间内，这里建成了温泉公园和街心公园，仿照青岛的建筑，新建幢幢小巧玲珑的别墅式房屋。更为惊人的，是集中很多专家学者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碚安家落户。这里生产的“三峡布”驰名巴蜀，嘉陵江两岸的匪患基本根除，水道航运也四通八达。
卢作孚担任省航务处长，就是要从洋商手里收回川江航运权，长江的主人，是中国人。
在四川，航运一直是个敏感的领域。1926年9月初，英国太古公司的“万流”商轮，在云阳故意撞沉了杨森所部的3只木筏，淹死官兵58人，沉没银元8万5千元。杨森一怒之下，将太古公司的“万通”、“万县”2只轮船扣留。英国军队竟然炮轰万县，民房商店成为焦土，死伤居民达4千多人。杨森率部也向英舰对战。在宜昌至重庆航道上，日商日清公司的“嘉陵号”，两次横撞民生公司的“民主轮”船头，寻衅肇事。
1928年冬，重庆督办刘湘聘请卢作孚出任航务处长，是想让川江航业界联合起来与外轮竞争。一向对做官视作“味同嚼蜡”的卢作孚，几次拒绝后，他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为期半年；二是调峡防局6个连到航务处；三是凡“民生”和川江其他华轮公司合作，所需款项请督办公署垫付，“民生”陆续归还。刘湘答应了他的条件。
卢作孚整顿了航务处，整顿了沿途码头，然后公布了川江航运管理办法。当时英商白理、太古、怡和、安利洋行，美商的捷江、柯克士，法商吉利洋行、聚福公司，都将川江当做一块“肥肉”，控制川江，争夺货源，闹得乌烟瘴气，他们哪会在乎你中国人的“管理”？但碰到卢作孚，就对不起了。日商日清公司的一艘轮船到重庆，船长拒绝航务处人员上船的例行检查，航务人员立即退回。但是，这艘轮船运载的货物，堆搁在船上三天三夜，都无人肯来搬运，日商愿以高出两倍到三倍的力资，但无人肯来卸船。最后由日本领事出面，服从中方检查，然后卸货。这件事轰动全国，打掉了洋商在川江上的威风。
在此同时，作为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化零为整”“九九归一”，统一川江航业，他因势利导，将川江上那些债台高筑、濒于破产倒闭的华轮公司的轮船收买过来，演出了一幕兼并与反兼并、大鱼吃小鱼的活剧。航行于川江上游的九江、通江、锦江、协同、定远、利通公司的10条船都并入民生公司，特别是吨位580吨的日本籍川东公司的“长天丸”，也换了旗帜改名为“民强轮”。民生公司从3艘船增加到14艘，小小“民生”，成了川江航业之首。
船多，还要善于经营。他开辟重庆至泸州、宜宾航线、乐山的岷江线、成都至重庆线、重庆至宜昌、重庆至汉口航线，然后又开通重庆直达上海的渝申线。川江上游每年从12月初到2月是枯水季节，水浅石出，暗礁密布，在灶门碛、秤杆碛、折桅子等水道，吃水2米以上的轮船很难航行；而新滩、崆岭滩、冰盘碛等险滩，有的水位落差竟达8英尺以上。在枯水季节，一艘艘轮船如同一堆堆废铁。但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职工，创造了“三段航行”，例如渝宜线，他们将重庆到万县称为上段、万县到庙河为中段、庙河到宜昌为下段，避开了青滩、米仓峡这些险段，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地方势力的支持，不是一般航运公司所能做到，卢作孚独占天时、地利、人和。星条旗从捷江公司的7艘轮船上摘下来了；意大利旗、日本旗也分别从永丰、永年、长天丸等轮船上落下……在川江上，卢作孚成为名副其实的川江“船王”。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1937年9月，卢作孚指挥所有轮船，全力以赴地将刘湘率领的川军运送出川，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8年5月，民生公司的全部甲级轮，分三路抢运川军29军和30集团军将士，出川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1938年秋，武汉三镇失陷，政府机关、工厂学校、伤兵难民，潮水般地涌向宜昌，原来挂着四川省建设厅长头衔的卢作孚，突然被“最高当局”指名担任交通部次长，指挥了著名的宜昌撤退。很多当权者几乎都有一种“通病”，平时眼里只有亲信，只有到了危急时刻才想起“能人”。卢作孚也跟平时一样表明，撤退完毕就将“次长”宝座“完璧归赵”。
当他一到宜昌，只见滞留货物堆积如山，小小山城滞积着8万余吨货物，旅馆里挤满公务员和伤兵，3万余难民露宿街头，有的已滞留一个多月，盘缠早已用光，日机每天来轰炸扫射，占领了汉口的敌军正向宜昌推进，山城一日数惊，到处是一副危城末日的景象。
卢作孚抵达后立即和各轮船公司负责人、技术人员商量，他当机立断，抓紧宜昌段枯水季节到来前的40天时间，一是把物资先抢运离开宜昌，分别运到奉节、巫山、巴东，然后再分段运输；二是将所有轮船卧铺改为座位，一张铺位可坐5个人，抢救人员要紧。沿江两岸拉起电线，安装了探照灯，架起起重机，所有码头工人不分属于哪帮哪会，全部披挂上阵，日以继夜地抢搬货物。宜昌城乡都沸腾了，各行各业都来慰问码头工人，把饮料、食品送到他们手上。
40个紧张的日日夜夜，卢作孚的40个不眠之夜。他每夜带着公司职员来到难民中间，让老弱病残先离开宜昌，帮助路费告罄的难民签票免费，他成了难民们的“救星”。
撤退，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拜访了这一带所有木船帮会的“龙头老大”，晓以抗战大义。不久，各木船帮会也都浩浩荡荡地参与进来了，轮船刚开走，木船就停进来，装载货物，舟行如箭，港口桅杆如林，江上白帆片片，千里川江呈现盎然生机。当时，卢作孚指挥的这场撤退，被西方记者称之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当江水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堆积在宜昌沿岸的器材已全部运完，疏散的人群也全部西上，当日寇铁蹄踏上这个鄂西重镇时，留给他们的，只是废墟和空城。宜昌大撤退，成为抗战史上永远抹不去的光辉一页。
更值得一提的，当有些民族工业内迁遇到困难，政府漠然置之，但这位四川企业家却伸出了热情援助之手。1937年9月，敌机狂炸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总经理刘国钧申请内迁未准，大成二厂全毁，大成一厂损失严重。就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派人到常州，愿为大成内迁解决运输工具，帮助大成将部分设备运往四川，并于常州沦陷前两天，帮助刘国钧携眷前往汉口，然后进川。在汉口二次内迁时，上海大鑫钢铁厂经过几个月的搬迁，资金所剩无几，再也无法负担这长途迁移所需费用，同时当时很难找到船只，总经理余名钰一筹莫展。此时，卢作孚愿意帮助“大鑫”，双方经过洽谈，由民生公司加入一半资本，并提供“大鑫”内迁所需船只，创建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抵达重庆后最早开工，成为后方最大的民营炼钢厂。
战时后方人口骤增，前方又急需粮食，四川粮库已空。但川东、川北粮食丰收，问题是运不出来，官吏无能，后方城市和抗日前线都面临饥饿。于是，交通部次长卢作孚，又被任命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他从宜昌回到重庆，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川东、川北，亲自挑选粮食转运点和最佳运输线。他走遍城乡，发觉粮食都分散在偏僻地区的农民家里，要把这些粮食收购集中，需要组织千千万万的人力。
前线断粮的长途电话接踵而来，他心如火焚，他只能带领人员分别走村串寨，动员卖粮支援抗战。经过细致扎实的动员，巴中地区30万农民肩挑背扛小车推，运粮人群行进在曲折田道上如蜿蜒游龙，晓行夜宿，餐风饮露，将上万吨稻米送到转运点。多好的农民啊！卢作孚的眼里饱含热泪。
然而，卢作孚和他的公司却付出惨重代价。民俗轮运送军粮在巴东遭到敌机轰炸，船沉江底，船上只有7人生还。敌机多次空袭，使民生公司在长江上游的运输力减少了一半，“民生”陷入困境。于是，卢作孚在解决战时粮荒后，立即辞去局长职务，以后又坚决辞去交通部次长职务，他不能让公司在惨重牺牲之后一蹶不振。
说来也许使今人不敢相信，卢作孚身为交通部次长，他拥有一家托拉斯的大轮船公司，还兼办布厂、机器厂和煤矿，是中外闻名的大实业家。但是，他却是一个没有钱的“大亨”，他的家庭开支，要靠夫人蒙淑仪做刺绣女红补贴。他家住在重庆红岩村，4间房住祖孙三代十几口人，只有仅够吃饭、睡觉、写字的简陋家具，客人来多了，就得有人站着。家里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他的全部收入甚至包括稿费，都赠给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的兼善中学和瑞山小学，他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直到临终，都是两袖清风。
很难想像，这是一个大资本家！毛泽东曾说过，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卢作孚就是其中之一。
在卢作孚之后，世界上出了不少“船王”，他们拥有船舶的吨位和在世界各地自己经营的范围，他们拥有的巨大财富，都大大超过卢作孚，然而，人们不是以资财来计算，而是从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来衡量，卢作孚不愧为我们民族的“船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