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的影视片上看昔日的“国货运动”，往往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到各商店查封洋货，甚至搬到街头点火焚烧……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也是当年西方报刊大肆渲染的内容，犹如漫漫长河中溅起的几朵浪花。真正的抑制洋货，却像湍流潜波，要显得深刻得多，复杂得多。
在持续30多年的国货运动中，很多政治家出席各种群众集会，宣讲提倡国货。1911年12月，沪军都督陈英士，出席中华国货会在南市召开的大会，讲提倡国货的意义；1912年4月，孙中山参加上海商界大会，他仍以“普通国民一员”的身份参加讲演，提出以振兴实业、改良国货来抵制洋货。以后，各地纷纷成立地方国货团体，从北京、天津、南京、汉口、济南、福州、长沙等大城市，一直到硖石、盛泽、老河口、夏口等集镇，都先后成立国货维持会。1919年湖南成立国货维持会，毛泽东代表学联在会上作了抵制日货的演讲；在天津的周恩来，带领觉悟社成员，对天津的日货销售，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商家经销国货，本来就本重利微，甚至无利，但有些商人就是肯做这种不赚钱的买卖。如王汉强在上海开办华粹国货公司，宋则久在天津开办天津工业售品所，到1917年，上海共开设了26家国货商店，以后又从北平、天津、汉口直到南洋的新加坡、三宝垄等地，形成了一批专销国货的商号。
值得一提的，是宋则久的天津工业售品所。学徒出身的宋则久，原来是敦庆隆绸缎庄经理，待遇优厚；他同时与人合资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火柴公司等国货制造企业。他接办天津工业售品所，只靠本人2万银洋，无人敢于投资。当时货源困难，靠天津国货产品只有300多种，很难维持一个30余人的商业企业。
有人劝他收手，但是他说：“我宁愿牺牲小我，绝不半途而废。”他不懈地努力，向顾客推荐新品种，又把顾客意见反馈给生产企业改良产品，经销产品逐年增加，到1918年增加到3100多种。在1919年，售品所改名为“国货售品所”。全国各地不少国货产品运销天津，有些名牌产品，如上海的双钱牌胶鞋、墨菊牌线袜，天津的抵羊牌毛线，都委托他代销，来自南方的国货商品，占他所经营品种的三分之二。他扩大营业，翻盖了三层大楼，并开办了唐山国货公司。他的业务联系范围，扩大到青岛、郑州、蚌埠、徐州、太原、归绥、营口等城市。宋则久，成了全国最著名的国货经销商。
从宋则久一生的事业来看，很难将他同商人的惟利是图画上等号。然而，他确实是个商人。
中华国货维持会举办各类活动，联系政界要人、社会名流支持国货运动，团结工商界统一步伐联手对外，起了开端的启蒙作用。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国货团体内部，工业资本家逐步取代了原来领导工商界国货运动的商业资本家，1927年，他们成立了“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在30年代，银行资本家也热心于发展民族工业，使国货运动如虎添翼。
国货运动对新兴的民族工业来说，性命攸关，这是不说自明的。当辛亥革命后，国货运动掀起不久，不少敏锐的工业资本家，已意识到“机不可失”。如上海义和袜厂立即引进“欧美铜机电机”，上海物华绸厂、杭州日新丝织厂购进欧美机械，仿制欧美流行绸缎；东方针织厂和鸿章丝织染厂，都从美国引进电力设备和纺织染优等机器，伴同着引进设备，也引进国外技术。
为倡导国货，上海于1921年底开办商品陈列所，870家厂商参加展出了3.34万种产品。厚生纱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三友实业社等20多家企业，毫无保留地向同行介绍了本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商品陈列所举办的化学工艺展览会上，“天字号系统”总经理、我国早期化工开拓者吴蕴初，作了《我国设立硫酸工厂之商榷》的演讲，他呼吁，“碱、酸为化学工业之基本，硫酸又是酸中最重要者”，谈了对办硫酸厂的构想。
这些史料颇能触发人们的思考。历史上的地主阶级，一般都依仗财势索取地租贪得无厌；手工业工场主的操作技术，则世代“保密”，甚至“传媳不传女”；但20年代处于困境中的工业资本家，却不是局限于只注意自身的生存，也开始放眼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这恐怕也是植根于中国多灾多难的土壤中的民族工业的特色之一。
“机联会”，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国货运动团体，其中有80%以上的企业，都是原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成员。“机联会”的发起人，如三友实业社的沈九成、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家庭工业社的陈蝶仙等，都是当时上海工商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在20年代至30年代全国风起云涌的抵制日货的浪潮中，他们组织国货演讲团赴各城市演讲，筹办国货展览会到各地展出。更重要的，他们抓住全国民众对洋货同仇敌忾的有利时机，打破行业界限，为改善国货企业的经营环境、发展民族工业的薄弱环节、支持民营工厂的发明创造等方面，办了不少实事。
例如，30年代初，租界当局对租界内华商工厂滥施淫威，强调所谓“检查权”，动辄强令搬迁。“机联会”联合社会爱国力量，坚决反击，据理力争，挫败了租界当局“检查权”的实施。
再如，从1928年起，“机联会”提出改变我国基础工业特别落后的现状，帮助会员厂生产硫酸、硝盐、盐酸，“机联会”的骨干方液仙、项松茂、卢学志等，筹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开成制酸厂，于1933年生产硫酸，投入市场后，迫使进口原料降低了价格。
此外，他们还致力于提高民族工业的自身素质，他们多次邀请中外专家主讲企业管理知识，放映德国机器工厂生产和管理的影片，为国货企业组织各种人才培训活动。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这些直接同新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工业企业主们的“棋高一着”。在国货运动中，天津的宋则久“不讲盈利”，上海“机联会”拆除行业藩篱，都展现出民族工业这个新兴社会群体的锐气和闯劲。给亘古不变的中国社会，吹来一股清新的工业文明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