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难岁月里苦心经营的民族工业的创业者们，并没有留下多少足以使后人了解他们的资料，至多只是一个框架，几步脚印。因为他们虽然懂得推销产品，但不擅长推销自己，他们之中极少有人写“回忆录”，更不会雇请“笔杆子”妙笔生花来吹捧自己。
然而，他们从事的事业，很多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就像企业的科学管理，在洋务派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中，上层是衙门；底层是监工制的作坊，谈不上什么科学管理。光绪九年（1883年），洋务派思想家钟天纬在《扩充商务十条》中，描述了此类企业管理中的混乱：
“……工匠浮滥，执业以嬉，赏罚不行，勤惰无别。”在这些企业里，“舍逸就劳以干众嫉，每制成一器，价比外洋尤昂，而复草率不精，形模徒具……如此虽百年终无生色。”
这段话使人触目惊心。企业里赏罚不明，是非不分，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干活反而要招致众人的妒忌。所以，劳动效率极低，产品成本比进口洋货价格还要高，况且质量低劣，如此企业就是办100年也不会有起色。钟天纬描绘的这幅画图，人们似曾相识。
钟天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仿照洋厂一切包工承办。“工匠有一分之本领，即食一分之薪资，奏一分之工程，即给一分之价值。”他还主张“以官厂租给商人，每年收其租息，以抵制造之费。”认为“如此则风气大开，人才日出，工艺日益精进，不烦国家之提倡矣”。钟天纬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承包制主张的人。这种主张很时髦了一阵，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庆丰纱厂、丽新布厂等民营工厂，创办时仍仿效上海英商怡和纱厂实行“包工头制”，说明当时洋商企业管理也不见得有多么高明。
可悲的是，钟天纬所指出的状况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在100年后又十分酷似的重复了一遍。“事事讲包，一包到底”，“包到哪里，灵到哪里”，“快把‘包’公请出来”。“包”，又成了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种周而复始的“返祖现象”，使人在欣慰中品味到苦涩。
其实，早在19世纪后期，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对近代企业中的落后管理忧心忡忡。率先提出企业“岗位责任制”的经济学家卢成章，民国初年分析洋务派企业失败的原因时说：一是“不研究世界工业之进步，而固守旧法”；二是“厂局办法之腐败，全无营商性质，多有官派”，“只知安居高座，滥冒开支，于厂局之进行，营业之发达，未加意也”。（《钢铁工业救国策》）显然，他看到的，正是政企不分给企业管理带来的严重危害。饱尝办厂苦辣甜酸的张謇，深感当时中国实业家素质之差，1913年他在《告诫实业同人函》中说：
吾见夫世之企业家矣。股本甫集，规模初具，而所谓实业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相征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所业既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何有之乡。即局面阔绰之企业家，信用一失，亦长此已矣。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
要走进这座勤勉、节俭、任劳、耐苦的“不二法门”，谈何容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状元公自身的生活很清苦，他布衣素食，安步当车，所以他看不惯别人的“驷马高车”、“酒食游戏”，倘若和后世有些人相比：“奔驰”“皇冠”，景区小筑，保镖助威，女郎按摩，外洋散心，赌城豪博，而自己管的企业却是半死不活……那些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但从另一方面看，要管好企业，首先得管好自己！
中国向国外引进科学管理思想的第一人，是实业家穆藕初。他留学美国期间，结识了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勒（F。 W。Taylor，旧译戴乐尔），回国后翻译了泰勒名著《科学管理原理》，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出版的《科学管理法的原则》、实业家陈蝶仙（天虚我生）著作的《经理须知》，以及40年代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大学商学院讲课后出版的《工商管理》等等，我国开始有了具有浓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理论，人们才知道，企业管理是一门广阔而深邃的学问。
真正的科学管理，来自生产和经营实践。不少企业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尽管零星，分散，但丰富了管理学说。如，张謇关于企业预算、人事管理的论述，刘鸿生的企业财务管理，荣德生的成本核算和利润率计算……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工业逐步走向成熟。
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才。我国人口众多，人才资源必然丰富。但在“官本位”社会里，当官的人才多，办企业的人才少，企业中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更少。光绪十一年，钟天纬对此有过一段痛心的描述：
华人事事不及洋人，惟作弊之工，营私之巧，则十倍于西人，上至朝廷，下逮闾巷，无不相承以伪。
他是看到轮船招商局的“开支费用以少报多，水脚以十报五”、“私收船资入囊，私带禁货牟利”等现象，发了这一通牢骚的，他的看法未免悲观了一点。文学家龚自珍就豁达得多，他在《己亥杂诗》中说：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的认识似乎深了一层，要使人才脱颖而出，必须改变“万马齐喑”局面。古话说：“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刘向《说苑》），其衡量“香草”和“忠士”的尺度好像很宽。但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选士用人，却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结论是“洪洞县里无好人”！龚自珍的“不拘一格”，恰好说到点子上。
然而，读龚自珍这首诗，很多人都击节赞叹：“好诗！”却从没有听人说过：“好主意！”可见，所谓“不拘一格”，说说而已，谁要将“说说而已”的事情当真，非碰壁不可！但在早期民族工业的创业者中，确实也有过例外。
初办的民营工业对人才的需求，简直是“饥不择食”。庆丰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唐保谦，最早于1910年创建九丰面粉厂物色人才时，他以高薪聘请了一位年近花甲的“孙仙人”，此公一无学历文凭，二不懂生产技术，但他积累了几十年气候变化和各地农作物丰歉的详细资料，他对当年天气趋势和小麦收成的预测，往往八九不离十。唐保谦聘请他收集经济情报，为九丰面粉厂往何处放款订购小麦、到哪些地区拓展市场提供决策依据，深受倚重。
只要有助于赚钱，资本家用人只用其一点，其他均不计较，三教九流，似乎很少条条框框，这在今天真是不可思议，称得上“不拘一格”。
再如早期的庆丰纱厂招考练习生或技术管理人员，从不用出题考试，而是由唐保谦逐个面谈。他说：“个别谈话，可以考核一个人的胸中虚实、业务知识和应变能力，试卷上的东西，是死的公式，我不是招考文书，用不到出题考试。”耐心细谈，一锤定音，反映了用人者的精明和自信。
这些看来都是“土办法”，但并不妨碍他在选才用人中的“土洋结合”、“兼收并蓄”。庆丰有一批专攻棉纺织的英国留学生，总工程师骆仰止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纺织学硕士。在20年代，厂长每月底薪为500银洋，而工程师们的月底薪却为460—600银洋，不少都超过厂长。招考进厂的练习生，经过几年锻炼，其中优秀者由厂方出资送国外留学，学成后回厂工作。
不仅庆丰一家如此。笔者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接触过好几位“资方代理人”，他们的职务是总经理、总工程师或总会计师，都曾留学英美，但他们都出身寒门，从练习生起步。有远见的资本家在智力开发上是舍得投资的。
庆丰厂长是唐保谦的次子唐星海。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洋硕士”，考核技术人员用的却是“土办法”。他常跑进车间检查技术人员的双手，如果双手干净，就要遭到严厉的批评，他要求技术人员不应该“纸上谈兵”，而要有动手实干的能力。所以，在庆丰技术人员中流行一句话：“庆丰厂出去的人，不愁没饭吃。”
古代的南郭先生，是有着“宫廷乐师”高级职称的“艺术家”，但在民营企业中，恐怕很难找到南郭先生的立足之地，因为这里没有皇帝、太监和官僚，“滥竽”无法“充数”。
在有些地方，多年来人们已习惯了对人才的冷漠。“有你一个不多，没你一个不少。”但对资本家来说，人才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用人得当，财源滚滚而来；用人不当，亏本负债跳楼。所以，他们重金礼聘各类人才，拨出巨款创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养成所、工艺班，培养从工程师到技工的各级人才。
张謇、荣德生第一代企业家，一生办厂，也一生办教育。荣德生办过四所小学、四所女校、一所公益工商中学和一所综合性的江南大学。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著名学者钱伟长，都曾就读于公益工商中学。抗战胜利后建办的江南大学，集中了国内很多名家，如中文系的朱东润、吴白稥，历史系的钱穆，农学系的金善宝，食品工业系的朱宝镛等，都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著名学者。
企业家办学，注重实用。荣德生创建的公益工商中学分工、商两科，工科中设纺织、面粉、铁工三门课程；商科则有工业簿记、成本会计、银行、珠算。1946年，他的儿孙出国留学，临行前他再三嘱咐：“你们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就能一生受惠。”这句话无疑正确，但今天谁也不敢这么说。因为如今衡量人才“实用本领”的标准，恰恰正是学位和职称，看你是硕士，还是博士？是副教授，还是教授？这似乎和原来的等级制度“配套”，思维方法上仍属“范进中举”那个模式。所以，有些企业尽管工程师多如牛毛，但能解决实际问题者寥寥无几，实干的，没有职称“包装”；“包装华美”的，又不一定能够实干，难矣！
在晚年，荣德生谈到人才问题时说：“吾国遍地物产，尤其西北边区，大多未尽开发，只因缺乏人才……”。（《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这位目光如炬的企业家，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预见到，开发西部，人才为先。
诚然，民族工业中不少是家族企业。这不奇怪，因为企业归个人所有，开创时由家族投资。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家族的繁衍，麻烦事一天比一天多。特别是官办企业中的争权夺利、各立门派、损公肥私等现象，像瘟疫似的带到民营企业中来。三友实业社总经理陈万运，曾在30年代撰写《三爷》一文讽刺这种现象：
三爷就是少爷、姑爷、舅爷，这些人都有老头子，有丈人，有后台，碰不得，又是好逸恶劳，有恃无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企业若招这些人进厂，休想大展宏图，谋求发展。
如今重读这段文字，很难想像这是出自当年一位大老板的手笔。
陈万运抨击了当时私营企业用人制度上的消极现象。而后来的非私有制的企业中，居然也出现了“三爷”和七大姑、八大姨的现象，事事讲亲疏，处处靠关系，好端端的集体企业，闹得七翘八裂，不是公有财富，而是一家之天下。比起陈万运说的那些，又倒退了一大步！
想当年，他们也曾出高新聘请“能人”，筑起“引凤楼”、“梧桐楼”，派头不逊于高级宾馆。但曾几何时，已经人去楼空。吸收人才，不仅单靠物质上的满足，还需要精神上的沟通、道义上的契合和事业上的共同语言。
例如，某富村重金礼聘某大城市一位刚退休的化学专家，但这个村当时并没有化工企业，这位专家的任务，只是送往迎来接待上宾，作为这个村的领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活见证”。所以，时隔不久这位专家就拂袖而去。这个事例，说明有些地方招聘人才不是为了使用人才，而是借“人才问题”来“包装”自己，往自己脸上涂金，世事的复杂，五花八门。
多少年来，人们谈起资本家，总是说他们只会赚钱，惟利是图。这是事情的一面。在风狂霜峭的岁月里，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是那么仓促，那么短暂，在他们活动的领域里，千年不变的体制受到冲击，凝固而僵死的观念，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尽管举步维艰，危机四伏，但他们还是创树了迥异于前人的管理学说、用人机制和经营之道，使人们朦胧地感到，一种崭新的工业文明，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这，也许正是冰天雪地里的迎春花，它娇柔嫩弱，但最早带来春的信息。
§§第七章 平地波澜
办工厂，做生意，看来似乎是资本家的事，和普通小民无关。但是，在一个屡遭列强欺凌、主权沦丧的国家里，不管哪个省份，不管什么行业，所发生的不管什么事情，都牵动着“民族感情”这根中枢神经。黑云压城，风雨飘摇，人们变得分外敏感。
这种微妙的感情，当时的强国即如今所谓“发达国家”的当政者很难理解。他们往往从自己的角度来推理，判断，振振有词地指责你们“排外”、“偏激”，最后仍旧让洋枪大炮来说话……但如果他们能够换个位置来思考，“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是能够有利于双方沟通的。可惜，当时的列强包括他们的商人，是那么咄咄逼人，那么令人难以忍受。这就迫使一些本来并不关心“天下事”的人们，放下书本，走出书斋；搁下锄耙，离开田头……
1926年，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台南人连横偕同夫人来大陆，游杭州西湖。他们看到烟雨江南，民生凋零，联想到家乡遭日军占领，兄弟从此分散各处，他留下了《台南》一诗：
文物台南是我乡，归来何处问行藏。奇愁缱绻莺江柳，大泪滂沱哭海桑。卅载弟兄犹异宅，一家儿女各地方。夜深细共荆妻语，青史青山尚未忘。
从一家分散，联想到山河破碎，把“家散”和“国破”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一个台湾游子对祖国的依恋和期待。而远渡东瀛的马君武，却在日本京都市写下了《京都》：
山深三月犹微雪，林密长宵觉峭寒。图籍纵横忽有得，神思起伏渺无端。百年以后谁雄长，万事当前只乐观。欲以一身撼天下，须于平地起波澜。
在三月飘雪，长夜峭寒的异乡，海外游子“欲以一身撼天下”，坚忍而乐观地冀望于“平地波澜”。
当时中国的市场由洋商把持，白银外溢，“洋货充斥，国货滞销”，中国民族工业在艰难地挣扎，很多企业奄奄一息。民族工业的兴衰，已不是少数民族资本家的事，而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抵制洋货”的国货运动，在中国城乡风起云涌地勃起，它一开始纯粹是自发的民间活动，但不久就席卷全国，各个阶层都被卷入这个有声有色的群众热潮。
西方报纸惊呼：说“抵制洋货”“是中国民众的排外运动”。但上海《民报》发表了汉民的署名文章《排外与国际法》认为：“抵制洋货”与排外观念完全是两码事。过去的排外，是“锁国主义”，是“内中国而外夷狄”思想。现在的“抵制洋货”，是为了维护本国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会这样做。
显然，这时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义和拳”时代的“吴下阿蒙”了。
“国货运动”，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使很多企业转危为安，使很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打算盘”的资本家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企业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先有国家，然后才能谈到自己企业的发展。所以，他们从观望到积极投入，在这“平地波澜”中，有的人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