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制止中国人自制纯碱，简直是机关算尽，煞费苦心。
他们先是利用担任北洋政府盐务稽核所会办的英国人丁恩，拒不执行财政总长梁启超下达的永利碱厂用盐免税的批令。当永利碱厂刚开始试工生产，英国外交大臣给丁恩拍来急电：“设法阻挠永利制造纯碱。”于是，在这个操纵我国盐务稽核大权的英国人谋划下，北洋政府盐务署擅自公布了《工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工业用盐每100斤纳税0.2元。
当时1角钱是30个铜板，300个铜板兑换1块银洋，而每制造1担纯碱，需要2担原料盐。如按照新的征税办法，“永利”每生产1担纯碱，就要增交4角钱盐税，大大增加了“永利”制碱成本。偏偏“永利”创始人范旭东是个宁折不弯的人物，他手持1917年北洋政府财政部、盐务署批准“永利”工业用盐免税的条文，跑到平民院去告状。面对盐务署两个前后矛盾的盐税条例，平民院裁决“永利”胜诉。
但是，拿着中国的俸禄而一心偏袒洋商利益的丁恩，对这一裁决根本不加理睬，仍坚持征税。经过财政部的一再调解，丁恩只同意“永利”盐税“暂免一年”。一年以后，如果永利纯碱售价高于洋碱，才能考虑继续免税。这真是“洋人洋理”，他就是要你国产纯碱高成本、高售价，最后在市场上敌不过洋碱，产品大量积压，企业“关门大吉”，企图以税收渠道扼杀新兴民族工业。
不久，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为永利摆脱盐税束缚提供了契机。在全国爱国反帝的热潮中，范旭东奋笔疾书，撰写《请看英国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一文，刊载于天津《大陆报》，“永利”工业用盐税收一案首次被曝光，你政府既然解决不了问题，他就诉诸全国公众。此文一登，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英国人。丁恩见势不妙，不得不一反前态主动让步，“永利”最终获得了工业用盐免税30年的许可。
永利碱厂于1924年8月开工后，几次产品均不合格，在1925年3月烧坏了干燥锅，被迫停工。这可乐坏了卜内门洋碱公司伦敦总部的头儿们，总行首脑尼可逊兴冲冲地从伦敦飞到中国，与“永利”洽谈合作，他开始允诺满足“永利”资金、技术需要，提出“合作入股”；以后又妄图以高出“永利”建厂一倍的价钱，收买“永利”。
看来尼可逊是找错了对象。在我国第一代实业家中，并非一个个都是“有奶便是娘”的见利忘义之徒，对尼可逊“合作”的建议，范旭东的回答是：“入股无法接受。资金和技术，永利自有办法，如若合作，只能限于营业方面。”对尼可逊“买厂”的意愿，范旭东直截了当地严词拒绝：“我搞不成碱，宁可自杀，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其言铮铮，掷地有声，尼可逊扫兴而归。
永利的优质“红三角”纯碱终于成功上市，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的“蛾眉”牌洋碱开始跌价了。
跌价，是市场竞争中的惯用手段。但“永利”和“卜内门”的这场跌价竞争的酷烈，实属商场少见，双方所运用的谋略和手法，也堪称“高水准”。“卜内门”对跌价竞争经验丰富，驾轻就熟，在世界各地屡试不爽，每次都使对手俯首就范，说得上是它的“绝招”，名曰“杀手锏”。开始，“卜内门”的“蛾眉”牌洋碱的售价，在上海、汉口、长沙、广州等地直线下跌，各地代销商、厂家蜂拥抢购，而“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却堆满了各地营业处，销售量急剧萎缩。但“卜内门”并未立刻将“永利”挤入死角，在天津（永利碱厂的所在地），“蛾眉”牌洋碱却一分钱未跌，就像撒开一张大网，在网口留下一丝漏缝。
“红三角”也跟随着“蛾眉”洋碱一跌再跌，始终保持比它低3角钱，跌，跌，跌！永利公司内部开始有人承受不住了，他们提出：“既然在天津一地的售碱盈利，已经足可维持公司支出，又何必再去和‘卜内门’作亏本的角力呢，损失越来越惨重，我们经受得起吗？”
“这正是‘卜内门’设好的圈套，人家在给我们画地为牢呀！”范旭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股东向职工们解释：“如果我们把销售仅集中在天津一地，外地销路不去打开，有朝一日，‘卜内门’在全国各地控制了市场，再回过头来收拾我们，我们能保住天津一地的销售吗？还不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红三角”毫不迟疑地奉陪到底。最后，“蛾眉”每担售价跌到银洋4元2角，比原价下降40%；“红三角”纯碱跌到每担3元9角，而它每担成本则是6元5角，每卖出一担纯碱，“永利”就要亏蚀2块多银洋……斗争十分残酷，“卜内门”是选中时机来跌价竞争的。因为永利碱厂从1917年开始筹建，买机器、建厂房、试制纯碱，多次产品报废，尚未出产品就已债台高筑；如今产品刚刚上市，还未见盈利，就被迫卷入“跌价战”，这场竞争使“永利”亏损140多万元。范旭东靠借债来支撑艰苦的竞争。
所幸的是，1926年8月“红三角”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以其优异的质量获得金质奖章，从而为这场竞争中加上了一个分量颇重的筹码。这场跌价竞争，从1926年到1927年持续了一年多，也实在出乎“卜内门”的预料，本来他们以为趁“永利”试产屡遭失败投产后又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挤垮它，是轻而易举的。想不到范旭东如此顽强，毫不退让；况且，“卜内门”跌价一年多，长时间的“消耗战”，同样伤元气，他们也感到了疲惫。
当然，“永利”的实情更惨。“永利”的实力与“卜内门”相比，几乎是天壤之别，跌价竞争使“永利”焦头烂额，范旭东已面临借贷无门的窘境。然而，他以他那“三湘子弟”“九牛难拉”的倔犟和坚忍，同实力雄厚的“卜内门”周旋到底，不仅在国内市场跌价竞争，他还别出心裁，开辟“第二战场”，将竞争之火烧到国外纯碱市场。他选择了日本。
范旭东留学日本，对日本化工市场了如指掌。当时日本三菱、三井两大财团争霸，“三菱”拥有制碱厂，而制碱则是“三井”的空白。范旭东委托“三井”在日本代销“红三角”纯碱，双方一谈即合。“红三角”通过三井财团各地分支机构销往日本城乡，跌价竞销，对“卜内门”在日本纯碱市场的垄断地位发起冲击。“卜内门”的先生们做梦也没想到，已处于强弩之末的中国“永利”，居然会抄它的后路，从日本向它发动突然袭击，迫使它不得不大幅度地降低碱价。
这时国内很多人对此十分不理解，认为“永利”这一年多的国内竞争已经很苦，公司靠举债维持，简直度日如年，现在竟然再跑到日本去跌价竞争，这岂不是意气用事，一味蛮干？
事实证明，范旭东下的是一着“妙棋”。“卜内门”长期垄断日本纯碱市场，销售额惊人，它用日本的盈利来弥补在中国市场的跌价竞争中的亏损。如今“红三角”纯碱打进日本市场跌价竞销，“红三角”在日本的销售数和卜内门的“蛾眉”牌相比，是1：10.即“永利”亏蚀1元，“卜内门”要亏蚀10元，长此以往，“卜内门”奉陪不起，他们只能挂出“免战牌”。这一着“釜底抽薪”的险棋，对“永利”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卜内门”求和了。他们一反过去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姿态，不惜降贵纡尊，一次次派人向“永利”疏通，要求“休战”。当然，“和为贵”历来是中国人的传统风格，范旭东办碱厂，只是为了填补中国化工“空白”，并不想把洋商排挤出中国市场，何况，这场挑战是“卜内门”最早发起的。“和就和吧，不过有些事得说说清楚。”范旭东大度地说。
经过谈判，“永利”和“卜内门”两家公司，于1927年底在天津国民饭店签订销售协议。协议规定：“卜内门”今后在中国不再搞削价销售，如变动价格须先得到“永利”同意；在中国市场上，“永利”销售纯碱为55%，“卜内门”洋碱不超过45%。
持续两年的跌价竞争就此画上句号。这是一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称得上是“高水准”的较量：“卜内门”开始采用拉网战术，故意留下一个小缺口，以便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而处于劣势的“永利”，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就在即将支撑不住的危急关头，釜底抽薪，戳中“卜内门”的要害，从而出奇制胜。
两家公司的天津协议，对“卜内门”来说，是一个屈辱的协议。自鸦片战争以来，大不列颠的商人在中国从来没有受过如此挫折，它预示着，在任何领域里，霸业，总是短暂的。类似“不称霸”之类的话，在中国从明朝初期说到现在，但要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如今，市场上有“凉霸”、“热霸”、“浴霸”、“面霸”……当然只不过是产品名称，就像人名“张三”、“李四”一样，但多少也显示了一点“霸”的吸引力。所以，“不称霸”往往是礼貌性语言，人一旦“阔”了起来，“霸气”就会油然而生，哪怕在小范围内过一下“霸瘾”也好。再说，有些人并不想“霸”，但世俗的逢迎、周边的阿谀，也会促使你不“霸”不行！
世事就是如此复杂。有了西楚霸王，就有了垓下之围“四面楚歌”；有了“卜内门”的独霸市场，就有了范旭东不顾一切的“反霸”！霸，魅力无穷，光芒四射，可惜，都寿命不长，徒然给后人指指戳戳，所以这个“霸”也实在意思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