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市场争斗的激烈，恐怕在计划经济环境里生活惯了的人们很难相信。华商“大中华”和英商“邓禄普”为了轮胎花纹而引起的官司，当时轰动全国，前后打了5年，从上海打到南京，再从南京打到重庆。
古老的《易经》曾记载说：“讼则终凶。”中国小民最怕打官司。因为打官司得进衙门，衙门是个“黑门”，“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只要老爷升堂时三班六役一阵吆喝，没见过世面的小民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哪还说得出半句话来？更何况，一旦和衙门沾上了边，就处处得花钱打点，即使是丰实人家，一场官司下来也会倾家荡产。人们总以为烟花柳巷、酒楼烟馆是“销金窟”，其实最大的“销金窟”，却是衙门。普通百姓希望生活中出包龙图、海青天，但他们实在太少，且高不可攀，只能降格以求之，还是多几个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的宋士杰吧！于是京剧《四进士》常演不衰。
即使到了民国年间，衙门仍是“黑门”，打官司仍是“讼则终凶”，“三年清知府”仍旧“十万雪花银”，官与民之间生活上十万八千里的巨大悬殊，据说全部来自“俸禄”。那只有天知道，从来没有人也不可能一一查究。所以小民如有官司非打不可，不去找衙门，而是请族中长老或当地乡绅到茶馆吃茶，双方送上一个“红包”，双方陈述理由，由长老或乡绅“一锤定音”。这种形式，南方名叫“吃讲茶”。记得儿时小镇茶馆每天上午“爆满”，一桌桌都是“吃讲茶”的，那情景煞是火爆，有声泪俱下的倾诉，有一阵阵帮腔的“和声”，还有极其不规则的声嘶力竭的对骂……
大中华橡胶厂敢于和连官府也惹不起的洋人对簿公堂，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件新鲜事。
大中华橡胶厂创建于1928年10月，创办人余芝卿、薛福基、吴哲生都是经营日本货的“东洋庄”商人，余芝卿在日本大阪开设“鸿茂祥”商号，薛福基为经理，吴哲生是账房，都是旅日华侨。他们面对国内“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潮流，觉得经营东洋货终非长久之计，决定回国办厂。他们先在日本聘请胶鞋制作技师，向他们学习熬油，并参加实际操作，试熬、试烘、涂油，回国后在上海徐家汇租地办起橡胶厂，于1928年10月30日试车，建厂初期，只有工人80余名，日产胶鞋1千余双，纯利润50%。他们的产品注册商标为“双钱”牌。
开工不到一年，因受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生胶价格惨跌，而国内胶鞋成品价稳定，“大中华”在1929年、1930年两年中获利37万元。工厂从原来余芝卿独资创办，改为与薛福基、吴哲生三人合伙经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货畅销，“大中华”将自己摄制的本厂胶鞋生产工艺流程纪录电影，拿到各地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放映，收到很大的宣传效果，产品销路更旺，当年获利65万元。用录像片来宣传企业产品，现在已很普通，但当时在中国还不多见，较之报刊广告，它给人以更多的新奇感和立体感，把广告费用在点子上，看来也是一门学问。
“双钱牌”胶鞋打开市场，“大中华”立即扩大生产，1931年“大中华”买下了交通橡胶厂，改为“大中华第二制造厂”；1933年买下日商泰山护膜厂为大中华三厂；1934年又买下春华橡胶厂，为大中华四厂，成立了“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此期间，他们不断吸收各地商界人士入股，到1937年，公司资本已达300万元，是办厂时原始资本的40倍。
“大中华”厂的原材料，除生胶来自南洋，其他辅助材料、机器零部件等都从日本进口。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又先后建立起三个原辅料厂。1931年，他们在东庙桥路（东安路）兴建碳酸钙厂，称为“大中华第一原料制钙厂”；1933年在斜徐路建成“大中华第二原料锌厂”；1934年又建“大中华第三原料织染厂”，从而使“大中华”向橡胶生产全能厂发展。1932年，“大中华”的“双钱牌”轮胎问世；不久，又为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制造飞机轮胎。
中国的橡胶商品市场，长期由外商垄断，外商在上海倾销的橡胶品种大体有：生橡胶、汽车内外轮胎、力车内外轮胎、胶鞋、胶带、救火皮带、橡皮管、医用手套、热水袋、汽垫、雨衣布、绝缘电线、皮球等等，大小物件，不下一千种左右。其中大宗的舶来品有英国邓禄普厂的老人头牌轮胎、邓禄普牌胶带，美国的“固特异”牌、“古特立奇”牌轮胎和胶带，法国的美趣轮胎、密西林轮胎，美国的凯地胶鞋，日本的地铃、蜜蜂、A字、三K等胶鞋……橡胶市场，是“舶来品”的天下。
开始“大中华”只生产胶鞋、跑鞋，兼带生产热水袋、鞋跟等小商品，“小打小闹”，洋商厂家不放在眼里，加上当时中国人“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热潮正方兴未艾，他们犯不上为一个小厂而大动干戈触犯众怒。但“大中华”生意越做越红火，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所以，当“双钱”牌轮胎一问世，他们立时感到了威胁。认为“是到了收拾你”的时候了，一场无休无止的争斗从此开始。
“双钱”牌轮胎刚进入市场，以英商邓禄普为首的外商，立即大幅度地削价倾销，并将力车（人力车、自行车）轮胎的保用期，从6个月延长到8个月。“大中华”的对策是：除了努力改进技术提高轮胎质量、降低价格外，还采取了便利客户的销售措施，如外地的批发所兼营零售，委托上海和市郊的车行推销轮胎，还将力车胎放在车行里低价出租，特别是将力车轮胎保用期延长到10个月，不满10个月可以随时退货。不仅如此，“双钱”车胎可分期付款，甚至欠账，一上来“大中华”就以破釜沉舟的架势，与洋商一决高低。
这样，“双钱”力车胎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但汽车轮胎的推销却困难重重。因为当时有汽车的实在不多，而洋商却早已用贿赂、付回扣佣金等手法，勾结上交通部的大小官吏，不仅是衙门里头儿们用的小车，就是各省公路上客车货车所使用的轮胎，也都是洋货，“大中华”无法做到政府的生意。这也难怪，有的人就是喜欢洋货，包括那些口口声声骂别人“崇洋媚外”、“卖国”的好汉们，连自己用的抽水马桶、喝的矿泉水、看的电影片，都要动用外汇买进口货。时势，不仅能造英雄，而且也能造骗子和“两面人”。
但是，“大中华”仍然花九牛二虎之力，想争取做成功一部分政府的生意。他们将“双钱”牌轮胎价格压低到进口轮胎的三分之二，但丝毫未见实效，因为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便宜无好货”。所以，他们又用以行驶里程计价付款的方式，要求祥生出租公司、上海搬家公司和环城公共车辆等单位试用，保证如行驶里程不足，付款时货价照除，这才被一部分单位采用。“双钱”牌汽车轮胎在跌价竞争中是亏本的，全赖胶鞋利润来弥补轮胎亏损。
但洋商还是咬住不放，他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1935年，英商邓禄普延请美国律师阿乐满（N。F。Allman）向商标局提出控诉，理由是：“双钱”牌轮胎的金锭形花纹，类似邓禄普“老头”牌轮胎的梅花丁花纹，要求“大中华”销毁模型，停产停销，已上市的轮胎须全部收回。不料商标局竟裁决同意邓禄普的指控，下令“大中华”执行。
“大中华”不服，认为轮胎花纹不属于商标范围，更不是购买时识别的标志，他们请立信会计事务所潘序伦博士，向实业部提出申诉。潘序伦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引进西式簿记和会计学的奠基人。他指出：轮胎花纹是为了行驶时通气、防滑而设，从来不属商标范围，况且轮胎花纹不外乎方、圆、直、条、三角等图形，如果邓禄普的花纹专用的要求成立，国产轮胎将无花纹可用，因为这些基本条线纹路都是别国轮胎上用过的，我国再也不能制造轮胎，一条花纹，就能扼杀一个民族工业门类。实业部的领导都是当时的专家，他们同意“大中华”的申辩，驳回“邓禄普”的异议。
“邓禄普”的代言人阿乐满又向行政法院上告，当时政局的变化，行政法院不敢得罪英国商人，他们最终同意“邓禄普”的“异议”，撤销了实业部的决定。但“大中华”坚持不屈，再一次要求行政法院重新评定，1940年，重庆行政法院仍维持原来的评定，大中华败诉。
有理无钱，固然不能打官司，有理无势，更不能打官司。“大中华”在重重压力下，仍旧不服，但这时沿海省市都已沦陷，英国在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下自身难保，官司已无法再打下去，“大中华”也无法执行最后的判定，但这场官司延续5年，“大中华”的业务和声誉都遭受莫大损失。抗战期间，“大中华”内迁失败，不断受日伪威胁干扰，只得化整为零。抗战胜利后，“大中华”恢复生产，充实资金，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全能”大型橡胶厂。
时间已过去了60多年，但“大中华”橡胶厂的这场官司，至今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面对当时满朝文武都惟美英之命是听的形势下，“大中华”仍敢于和洋人对簿公堂，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寸步不让，这种精神可钦可敬。这当然和当时爱国力量的支持分不开，“大中华”并非孤军作战。但据同代行家分析，如果“大中华”不是硬着头皮将这场官司打下去，一旦服输，对方得理不让人，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大中华”后果更不堪设想。
“大中华”，还算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