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官本位社会里，不管什么事情，历来总是“先内后外”、“上下有序”。从凝固的眼光看，这样做按部就班，井井有条，上有圣主，下有顺民，各得其所，天下太平。然而，从宫内走到宫外，自官府流向民间，其流程却十分缓慢。请看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剪水春燕飞往升斗小民家筑巢做窠，要在王谢豪门庭院荒芜、门可罗雀以后，否则是不会“飞”来的。鸦片，不是什么好东西，从16世纪中叶进入朱明王朝宫廷，直到19世纪初才逐渐在民间“普及”；清宫的玉米小窝窝头，竟到20世纪后期才在市面上“亮相”。这前后几百年，既说明“大内”对外封锁的严密，又标志着小民与官府相距的遥远。
但20世纪初民营工业的兴起，却打破了这种有板有眼的“循规蹈矩”，也许是清末民初的好汉们都忙着在战场上分高低，谁也控制不了民间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于是，在“实业救国”的大纛下，从作家文人、洋行买办、公司职员、商店伙计一直到“跑单帮”的杂货商贩、带发修行的尼姑，三教九流，纷纷进入兴办民族工业的行列。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他们顺应潮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上海滩，陈蝶仙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主编过《游戏杂志》、《女子世界》和《申报》副刊《自由谈》，作品有《潇湘影弹词》和长篇言情小说《泪珠缘》等。当时沪上有些文人爱以鸳鸯蝴蝶一类字样取名，来自浙江钱塘县的陈寿嵩，改名为陈栩，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从此上海文坛就出现了一位陈蝶仙，接着又有了许瘦蝶、朱鸳雏、闻野鹤、周瘦鹃等等。他们不是什么文学团体，只是兴趣相投，作品内容和风格相似，时人称他们为“鸳鸯蝴蝶派”。
陈蝶仙也是一位能干的实业家。他于1918年在上海创办家庭工业股份公司，自任经理。他创制的“无敌牌”牙粉，是畅销大江南北的热门产品。当时洋商的“黑人牙膏”，货少，价高，只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相当于现在的巴黎香水，而“无敌牌”牙粉却是家喻户晓。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在穷乡僻壤的小镇，周围人家也都还用这种牙粉。
当时的一般牙粉都是纸袋，装潢简陋粗糙，惟有“无敌”牙粉是装在硬纸盒里，小巧玲珑，便于携带。纸盒为天蓝底色，当中两只彩色蝴蝶，右上角印有陈蝶仙小照：西装、眼镜、蝴蝶领结，派头十足，下注“天虚我生”四字，很有点“鸳鸯蝴蝶派”的味儿。
对于“鸳鸯蝴蝶派”，历来文坛颇多非议，我手头一部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写道：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是趣味第一，主要描写婚姻问题，但他们所写的婚姻问题决非为了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不合理，而是玩弄爱情，虽然少数作品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就它们总的倾向看是很腐朽的。
是否如此？不清楚。但语气严厉，很有点“公事公办”的意思。“趣味第一”，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可在当年却是性命攸关。徐枕亚的《玉梨魂》，似乎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品，这部半文不白的小说以及根据它改编、由陈燕燕主演的电影《龙凤花烛》，曾经赢得了不少市民的眼泪。从今天看来，似乎浅薄了一点，不能尽如人意，但如果说它“总的倾向”“很腐朽的”，恐怕还要借重“文痞刀笔”。
其实，世界上有鹰鹞鲲鹏，也有鸳鸯蝴蝶，还有虫豸蝼蚁，不然，就会失去生态平衡。如果是清一色的雄鹰猛雕，将其他族类斩尽杀绝，就会出现第二个“恐龙世界”。所好的，有些人只是口头上的“鹰鹞鲲鹏派”，说说而已，仅仅是摆出一种架势，私底下却比鸳鸯还鸳鸯，比蝴蝶还蝴蝶，幸亏如此，其他生物才算有了一线生机。
在文学作品中“只羡鸳鸯不羡仙”的陈蝶仙，却是一位提倡国货、兴办企业的实干家。他的“无敌牌”牙粉一炮打响后，又于1919年投资3万银洋，在无锡创办了“中国第一镁制造厂”。镁，是一种轻金属，铝镁合金可用作航空器材；微量的镁于熔融生铁中冷却后炼成的球墨铸铁，比普通生铁坚韧耐磨。镁制造厂年产“无敌牌”碳酸镁7.54万公斤，因为当时国内仅此一家，故连年盈利。直到“欧战”以后，日本碳酸镁大量涌入，以廉价垄断市场，陈蝶仙的镁制造厂，逐年减产，最后停产，于1930年转向造纸业，改为利用造纸厂。同年，他还在浙江开设杭州造纸厂，创办《机联会刊》，宣传提倡国货。抗战时他继续在四川办企业，但成效甚微。
近代文人“下海”者不乏其人，但成功的绝有仅无。可能是文人过分看重自己在读者中的影响，以为凭借声誉和游说，人家就会心甘情愿地捧上钞票，1人1块钱，全国12亿人，不，打个对折，就是6亿大洋，乖乖！真是好事一桩。殊不知经商和从文完全是两码事，办企业需要有为消费者认可的货真价实的产品，就像陈蝶仙的“无敌”牙粉和“无敌”碳酸镁那样，否则，即使是一代文豪，也无人买账。
陈蝶仙文人办企业，“点子”新颖，匠心独具，既浪漫，又务实，其产品曾风靡一时，更多的人从牙粉盒上知道了这位“天虚我生”的大名。但他的结果，也和很多民族工业一样，小小扁舟，经不起海洋风暴的撞击，在大大热闹了一番后仍归于死样的沉寂。
和陈蝶仙相比，“煤炭跑街”出身的刘鸿生创业的气魄就大得多，陈蝶仙的“小玩艺儿”，映衬出刘鸿生的“大手笔”。
刘鸿生，浙江定海人，出生于上海，21岁进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当跑街（推销员），收入靠业务佣金。3年后被提升为买办，英商“开平”和华商“滦州”两家矿务公司联合经营后，作为买办的刘鸿生，扩大经营范围，京沪沿线和长江下游地区使用“开滦煤”占用煤总量的52%以上；以后他又引进质优无烟的越南鸿基白煤，人称“煤炭大王”。“欧战”结束，年方三十的刘鸿生已成为百万富翁。
1920年，为收纳河南、苏北水灾难民，刘鸿生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厂。他重金聘请留美化学博士林天骥为高级工程师，重点攻克火柴返潮的技术难题。他们重配火柴头上的药剂，改“红头火柴”为“黑头火柴”，改进火柴盒上容易磨损脱落的赤磷片，为企业生存奠定基础。
中国人自从有了火柴厂以来，就一直受到洋商们的挑战。因为火柴本是舶来品，俗称“洋火”，火柴市场历来是洋商一统天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先是日本人、后是美国人和瑞典人，以后又组织了“国际火柴公司”，来对付华商火柴企业。小小火柴，竟燃起冲天火焰。
这里，仅举一例。20年代后期，瑞典火柴公司因企图并吞华资火柴企业未遂，就大量输入火柴，跌价倾销，到1929年，东北火柴工厂全部倒闭，广东火柴厂倒闭过半，苏浙皖也有一部分火柴厂停工。形势岌岌可危，华商呼援无门，这时刘鸿生提出“以厚集资力才力，藉图竞存”的主张，意思是，只有集中资金人才，企业上规模，才能和洋商对着干，才能在竞争中求得生存。1930年，鸿生火柴厂和荧昌、中华三厂合并，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被推为总经理，从而增强了竞争能力，扩大销售市场，扭转了历年亏损的局面。
“大中华”站稳脚跟后，于1931年合并了九江裕生火柴厂，于1934年合并了杭州光华火柴厂，“大中华”火柴销售遍及苏、浙、皖、赣、两湖、两广及华北各省，他被誉为“火柴大王”。
1921年，上海水泥公司筹建，刘鸿生投资占股份总额半数以上，被推举为总经理。开始他重金聘请五六名德籍技师，但这些人工资高昂，技术上并不高明，且态度蛮横动辄打人，自以为高人一等。刘鸿生致力于国内技术人员的培养，有的送往国外深造，从1931年起，彻底丢掉“洋拐棍”，由中国工程师主管技术。上海水泥，质量上乘，在江浙沪市场取得优势。但日本水泥大量进口，刘鸿生与启新、中国两公司联营，以抵挡日本水泥的汹汹来势。1931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标购水泥，三公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中标；但1933年工部局再次标购时，日商又以更低的价格夺标，竞争可谓惨烈。
旧时北京天桥卖艺的江湖汉子，拉开场子后有几句开场白，曰：“只说不练假把式，只练不说傻把式，有说有练真把式。”昔日工业资本家处境艰难，明哲保身，有了苦水往肚里咽，只能“只练不说”；后来有些企业家，戴着“官帽”，惟恐上级不知道他这号人物，把个人知名度看得比产品知名度还重要，往往是“只说不练”。但是，靠推销起家的刘鸿生却不管这些，他向上海新闻界发表谈话，题为“中国工业与外商贸易的一些问题”，真正做到“有说有练”。
刘鸿生在这次谈话中痛心地指出：日本水泥售价，在其本国为每桶日元5.5元，但在上海却以不到2元的价格出售，“十分明显，他们以大大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是为了扼杀中国的工业，以便垄断中国的市场”。
刘鸿生的呼吁，在当时只不过是萤火之光，大海中的一朵浪花，但它使后人了解，不仅弱国无国防，弱国无外交，弱国也无工业，不是没有工业，而是垄断利益的驱使不让发展工业。果然，抗战爆发后，日军对上海水泥厂实行了军管，掠夺了原料设备，为侵略者生产军用水泥。
刘鸿生还经营毛纺织工业。1906年上海绅商集资开办的日晖织呢厂，几经周折，因产品质量差，销路清淡，多年停顿。1924年被军阀将该厂地皮盗卖给日商三井洋行；1926年日商又卖给刘鸿生。
日晖织呢厂地处浦西日晖港，面临黄浦江，是个沿江深水码头。刘鸿生买下“日晖”后，将码头地皮以高价卖给开滦矿务公司，作为煤炭码头。将“日晖”设备拆迁到浦东周家渡，开办章华毛纺织厂。“章华”于1930年7月开工，当时，英国哔叽花呢独霸中国市场。刘鸿生聘请学习毛纺织专业的比利时、法国留学生李耘荪、乌家桢来厂担任要职，2年内4易经理，最后物色到经营能手程年彭，刘鸿生这个大忙人，霎时间也成了“毛纺迷”。
在外呢垄断、连年亏损的情况下，终于在1933年研制成功薄哔叽、直贡呢、马裤呢、华达呢、西装呢等细呢产品，特别是薄哔叽，质量好，颜色雅洁，适合于裁制男中装和妇女旗袍，他们取名为“九一八薄哔叽”，当时正值全社会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高潮，“九一八薄哔叽”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产品质量的提高，加上举国一致的爱国运动，使章华毛纺织厂从1933年起开始扭亏为盈，到1936年，“章华”的盈余额达到50万元之巨。这家30年的毛纺老厂，清末官僚经营过，北洋政府经营过，只有到了刘鸿生手里才有了盈利。这是偶然的机遇吗？不是。要能够在当时外商控制铁桶般严密的毛纺市场打开一个缺口，这需要内抓管理、质量、创品牌，对外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外部条件，这是市场要求企业家必需具备的综合素质，不是任何只会吹吹牛、送送礼、敬敬酒的人，都当得了企业家的。
刘鸿生出身煤炭推销，对港口码头有着天然的感情。他于1919年建办南京码头，1925年建镇江码头，1926年又建江阴码头。他将上海浦西日晖厂旧址出售后，自己则在浦东董家渡沿江地段建立码头、堆栈和仓库，码头吃水深，能停泊万吨远洋轮船。他慧眼独具，是最早重视浦东优越地理条件的企业家之一。1926年他又兴建占地250亩的浦东周家渡码头。1927年，合并所有码头、堆栈、仓库，成立中华码头公司，自己担任董事长。
上海码头仓库事业一向控制在洋商手里，设备先进，他们经营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华人办码头，谈何容易？刘鸿生施展出浑身解数，他聘请英商壳件洋行的霍金斯为码头经理人，所有洋轮货源由英人负责联系，国内货源则由公司跑街向各行各业招揽。他们时刻注意码头的维修和疏浚，保证船舶安全停靠，及时装卸货物，不误轮船启航日期，改善仓储条件，防止货物霉损。所以，在那洋商码头占压倒优势的年代，中华码头公司历年盈利，仅1927年一年，盈利就达29万元。
但从1931年起，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上海百业萧条，码头业竞相降低仓租、力资，跌价竞争。从1934年起，中华码头公司连年亏蚀，到1937年积亏达35万元。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中华码头公司所属码头先后被日军占领。
抗战期间，刘鸿生从香港孤身转往重庆。他在重庆办了华业和记火柴公司和中国毛纺织厂，在四川长寿县创办中国火柴原料厂，以后又在昆明、贵阳建办两家分厂。他还在甘肃兰州开设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他呕心沥血，历尽艰辛，或颠簸于险路山道，或周旋于官场权门，或受挫于山城，或遭难于畏途，或抢运设备全被掠夺，或含泪强笑向官方低头……终于，刘氏企业集团冒着抗日烽火，在偏远西部留下创业的脚印。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今日重提开发西部时，人们会想起前人在这里洒下的心血汗水，想起他们艰难创业究竟给后人留下多少值得记取的东西？从而陷入深深的反思。
在中国工业资本家中，一般都创业维艰。但其中创业特别艰苦的，大概要数刘国钧。
刘国钧出生在苏北靖江一个名叫生祠堂的小镇，他只读过半年书，10岁就提篮叫卖，卖苹果、酒酿，13岁开始打工，先在道观打杂，后到糟坊做工。15岁时，他向同乡借了10块银洋，跑到武进县奔牛镇一家京货店当学徒。
旧日学徒是底层小厮，要给老板涮烟袋，倒尿壶，沏茶盛饭，敲腿捶背；要为师娘挑水打扫，带小孩，淘米洗菜……但对农村贫寒子弟来说，学徒满师后做店伙，已是一条值得羡慕的出路。不过，刘国钧满师后并没有留店做店伙计，因为店伙微薄的工钱养不活他的母亲和常年卧病在床的老父亲。他回家结了婚，就做起丝线买卖。
当时是清朝末年，男子都梳长辫子，辫子的末梢，系有丝线编结的“辫须”。刘国钧从常州买丝线回到靖江，由母亲和妻子打成“辫须”，再背到奔牛小镇去卖。一个“辫须”，只卖几文铜钱，一般青年不屑一顾。但他长年累月，集腋成裘，几年以后积下400大洋，又摇到一个“会”（民间银钱互济的一种形式）得到200元，凭这600元本钱，和他人合伙，在奔牛镇开设了和丰京货店，兼营土染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镇上殷实店铺的老板们怕打仗，纷纷歇业避难。刘国钧先窖藏500银洋，店铺照样营业，生意却出奇兴旺，当年赚了一千多块。于是他盘下镇上的同丰京货号，成了两家铺子的老板，几年内积累资金上万。
各地掀起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到处抵制日货。1915年，刘国钧以3万元盘掉两爿店铺，到常州与人合伙开办大纶机器织布厂，筹资9万元，他投入1万元。布厂头年亏蚀，次年获利填平，第三年就盈利万余元。1918年春，刘国钧收回大纶布厂投资，独资创办广益布厂。
初创的广益布厂是个大作坊，只有80台木机，刘国钧请母亲管摇纱，妻子管布机兼炊事。全家人胼手胝足，勤俭经营，开工不到一年，就盈利3千余元。
这时欧战刚停，列强忙于势力重新划分，洋货进口锐减，给了中国民族工业以喘息发展之机。1922年，广益布厂添置木机180台、铁木机36台，以及浆纱、锅炉、柴油发电机等设备，扩建了广益二厂，成为常州最大的布厂。1927年，刘国钧将广益两个布厂合并，淘汰木机和铁木机，改用丰田式电动机，增加染整设备，开发了漂布、绒布、皱皮布、直贡呢和哔叽等新品种。1930年，他买下大纶久记纺织厂，集股组建大成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1933年春，他将独资经营的广益布厂并入“大成”，定名大成二厂。1936年，他购进瑞士纱锭、日本丰田自动布机，创建大成三厂。同年，又与汉口震寰纱厂合作，在汉口开设大成四厂。
刘氏大成纺织企业集团生产的丝绒、灯心绒，在我国纺织业独树一帜，是我国民族工业中最早生产丝绒、灯心绒的厂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两个深受市场青睐的品种始终是“大成”的“当家产品”。
刘国钧从提篮叫卖的小贩到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他的前半生几乎全部致力于积累资本，他从卖“发须”起步，到开小镇店铺，进而开办作坊式的小厂，这需要勤俭，更需要坚忍，他的艰难刻苦，使常人难以想像。这使我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沿海农村的一批乡镇企业家，他们在创业初期，有的只是一个小裁缝铺，有的是冷作坊几块铁皮敲敲打打，有的靠一支电焊机焊焊接接，一天三餐烂面条咸泡饭，将赚来的每一分钱，都用于添置设备扩大再生产，为集体创立家业而自己并未“富得流油”，年老离厂时仍是两袖清风，靠乡财政支付的数百元工资安度晚年。这和刘国钧的创业道路，几乎是“异曲同工”。
但到了第二代手里，就渐渐追逐“气派”、“排场”，赚来利润大把大把地讨好上司，广结善缘，编织关系网，等到设备陈旧、产品过时、企业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的私囊已经塞饱，有了别墅汽车，还美其名曰“生逢盛世”，真是如湖南俗话：“崽卖爷田不心疼！”有人说他们是败家子，也有人说他们是幸运儿，成为值得艳羡的对象，那就更是时代的悲哀！
在清末民初众多办厂者中，有个尼姑办厂的故事，在江南广为流传。
无锡城北郊京杭大运河边有座尼庵，淙淙的运河水日夜流淌，千年不息；尼庵古老而破残，庵名刻字早已剥落，只有门前篱笆内的一畦菜地生机盎然。庵中仅师徒二人，徒弟名荣茹，自幼父母双亡，被老尼收养，老尼见孩子机灵手巧，俗根很深，没有给剃度，要她带发修行。师徒相依为命，周围村落的农妇少女，农闲时节常来此烧香拜佛，给几文香火钱，平时则门庭冷落。她们青灯黄卷，吃斋念经，还种了一块菜地，生活就像运河水，不紧不慢地流着……
老尼病故，28岁的荣茹继承了庙产。辛亥革命爆发，民智渐开，很少有人到这小庙烧香，萧寺荒芜门庭冷落，香火钱少了。荣茹以手工织布维持生计，以后又招来同伴，增加了几台布机，织成土布卖给布商。土布生意不错，她们逐步增加到12台布机，日夜加班，从织制白土布发展到色织改良布，她们将这手工织布工场定名为“新盛织布工场”。
如果在今天，荣茹会成为企业家女强人，出入于酒肆茶楼，频频敬酒，插科打诨，顺便谈谈业务，重点跑跑上司府邸，如今的有少数所谓“女企业家”，不就是这两下子吗？但荣茹没有这种幸运，她多年受庙规约束，古板守旧，经营了两年多，常感流动资金不足，她说：“车上一根纱，要有五根纱的本钱才能周转。”说明她的经营头脑丝毫不逊于今人，只不过是不够开放而已。所幸她多年到布店卖布，结识了几家布商，这些布商看到织布工业有利可图，愿意投资，于是增添资金，织布机增加20多台，改名为“冠华布厂”，布厂仍旧是手工生产。
冠华布厂从1913年到1916年经营了3年，因股东意见不合而拆伙，荣茹仍然保有工场设备。这时“欧战”正酣，商界有识之士看到这一大好时机，无锡城里著名的九余绸布庄大股东唐骧庭和程敬堂，有意投资新兴工业，经人撮合，决定与冠华布厂创始人荣茹合作，凑资1万元扩建厂房，增添设备，改进生产品种，于1917年正式成立“丽华号染织布厂”。
丽华布厂办了两年，股东分得红利之外，再将资本照原股增加一倍，产品畅销，买卖兴隆，不久就开设丽华二厂，共有木机152台、铁木台机42台。因九余布商资力雄厚，经营上精明干练，当然工厂大权落入唐、程二人之手，荣茹只是负责部分工场管理，生产仍是手工方式。
1919年丽华布厂改组，吸收新资，另建丽新布厂。他们向外商订购新式设备，开发提花布、丝光条格、线呢、泰西缎等新品种。以后发展为自纺、自织、自印染整理的全能厂，并在国内率先使用电力织机，产品闯出国门，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力挫群雄，令洋商侧目而视，此是后话。
“不在三界中，跳出五行外”的荣茹，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显然，她是个过渡型人物。但是，她从一位清净佛门以织土布为生的劳动妇女，到不断增添设备粗创工厂雏形的工场主，其自力更生的生活勇气，令人可钦；其开拓进取精神，使人可敬。
20世纪20年代前后，是我国民族工业勃起的年月。从财政总长到煤炭跑街，从宰相子孙到文人墨客，从钱庄老板到丝线商贩，从外洋留学生到小庙尼僧，纷纷投身于创建机器工业的新潮。他们是为了赚钱？是的。但又并非完全如此，在社会大变革的转折点，或为前程谋划，或为生计着想，每个人都需在变革后的大环境里觅求自己的重新定位。他们没有“大锅饭”的仗恃，他们谋生的韧性似乎比今人强劲。一边吃“大锅饭”磨洋工，一边“吃肉骂娘”的现象，他们会视为“海外奇谈”。
这股“办厂热”，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民气”。一个古老的民族被侵害受凌辱到忍无可忍之际，“睡狮”也会发出怒吼。有投笔从戎喋血黄土的英雄，有唤醒国人为民请命的志士，有呕心沥血振兴科技的书生，当然，也有面向市场引进现代工业文明的企业家。于是，状元办厂，总长开矿，书生理财，苦力筹资，五彩缤纷，对他们，今人总是怀着谅解之情崇敬之意。
虽然，有一个时期英雄好汉们对当年“实业救国”这个口号，往往投以轻蔑的一瞥。但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人们又重新拾起了这“过时”的话题，纵然此一时彼一时，此企业已不是那企业，但企业仍是企业，地球仍是地球，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不彻底摆脱小农经济束缚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毫无其他出路。
今日工业巨子，可以吩咐秘书随时从电脑中查询各种数据；从电子屏幕上了解各科室和车间职工的运作，对产品产量、质量、机器性能一目了然；以电传和外地联络并掌握各地的销售信息，真可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俨然是主帅风范。可是当年民族工业的老板们创业时的境遇，与之相比，却是天壤之别，他们既是老板，又是学徒，既是跑街，又是工匠。
南社诗人周实在一首《感事》诗中写道：
薪胆生涯剧苦辛，莫忧孱弱莫忧贫。
要从棘地荆天里，还我金刚不坏身。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用“棘天荆地”里的“薪胆生涯”，来形容实业家们早期初创时的备受艰辛，确实是非常恰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