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歌德
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全面深刻论述了“三个代表”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002年12月初，胡锦涛在河北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把上面观点联系概括起来，把“以人为本”同“执政为民”联系起来，就是“人民为本”。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经过25年的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概括为“人民为本社会主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精髓”是生物的生命、活的灵魂所在，是决定生物的生命存在，贯穿生物生命的始终。把“精髓”运用到人类思想意识形态中，是指贯穿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理论生命力的东西，是理论体系的灵魂。
一、人民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统一
人民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1）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人的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实践推动科学发展，推动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思想史上创立了革命的科学的唯物史观。
（2）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终极动因。生产力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生产力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
（3）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推动社会革命斗争的决定力量。
（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但是在阶级社会，存在着劳动异化，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群众并没有成为历史的主人，而成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历史主人，这就要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人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就是一切依靠群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战争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人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作了多方面论述，并终生身体力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精辟论述了“人民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人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
中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978年以后，邓小平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始终围绕“人民为本”这个中心展开。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每一步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每一步都是为了人民。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归根结底是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归根结底是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坚持共产党领导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共产党。共产党“执政”不是为自己执政，而是为民执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人民过上富裕、民主、文明的生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和生命安全。
1995年笔者在《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第二部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一切为了人民”。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民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可以分两步：第一步是让人民从压迫、剥削的私有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第二步，是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让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过上幸福生活。这两步都要依靠人民自己去奋斗。”“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民如何获得解放的理论。”
1996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笔者主编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概论》，其中第十三章论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这本教材最后一段话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主宰世界的真正‘上帝’！人民是真正的共产党的‘上帝’！不为人民这个‘上帝’服务的共产党，绝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民万岁、万岁、万万岁！”
1997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五周年。笔者写了《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为本》（载于1997年3月5日《广州日报》）一文，该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坚持人民为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1997年笔者写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学习邓小平的人民观》（载于《明辨与探索》，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文，该文分三部分论述了邓小平的人民为本思想：第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一切依靠人民；第三，共产党、共产党员及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997年笔者在《解放思想要以什么为标准？》（载于1997年12月8日《羊城晚报》）中提出要用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三个标准作为检验解放思想的标准。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生产力标准，还必须坚持国家利益标准。……不管白猫黑猫，不抓老鼠是懒猫；不管白猫黑猫，抓不到老鼠是无能的猫；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自己吃掉或把别的猫抓到的老鼠也抢来吃掉是贪猫；不管白猫黑猫，为国家、为人民去抓老鼠才是好猫。……凡是人民拥护、人民赞成、人民高兴的事，就应大胆去干。”
199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笔者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读本》，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邓小平的人民为本的唯物史观哲学思想：“社会主义的财富应该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不属于少数人，而是属于人民。”“改革的成果属于人民，我们要防止和反对少数人摘改革的‘桃子’。”“人民利益是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因此，共产党及其各级干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代表人民的意志、要求和利益。”
1998年，笔者提出要树立三个权威：“实践的权威”、“人民的权威”和“民主的权威”，反对任何迷信。笔者在《从真理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载于1998年12月8日《羊城晚报》）中提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贯彻到底，就要反对“权力标准”，反对“理论标准”，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个人迷信，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对任何个人都不要搞任何个人迷信，要彻底树立“实践的权威”、“人民的权威”和“民主的权威”。
1999年笔者在《论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辩证关系及其意义》（载于《明辨与探索》，学术研究杂志社）中提出：“人民利益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和政党是否革命的根本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是区分无产阶级政党和剥削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制度和以往经济剥削制度的根本标准。”
2000年笔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载于2000年9月30日《羊城晚报》）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人民过上幸福文明富裕的生活。”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人民为本
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行动纲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为了人民利益，要做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依靠人民。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为了人民利益，要做到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必须依靠人民。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这是由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性质和根本任务决定的。
2000年笔者在《“三个标准”与“三个代表”》（载于2000年12月31日《广州日报》）一文中提出：“‘三个代表’，关键是怎么检验是否真正做到‘三个代表’。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必须全面坚持‘三个标准’的统一。”“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生活在人民群众中，时刻关心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和长远利益，不能‘傍大款’。”
2001年笔者在《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载于2001年2月10日《羊城晚报》）一文中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是人民为本。”“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执政，就要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意志而斗争，不断创造美好的幸福生活。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性质决定了无论是执政前还是执政后，它必须是人民群众的工具，它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001年罗恢远同笔者合著的《以人民利益为本——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载于《新世纪中国发展与执政党建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文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体是共产党或者社会主义制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是人民为本，落脚点是人民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为在新时期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如何进一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方向。共产党只有全面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全面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才能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全面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三条路线”（《“三条路线”与“三个代表”》，载于《南方日报》2002年6月23日）。在此文中，笔者还提出：“一切为了人民，这是共产党的宗旨，是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人民，这是共产党及各级领导干部价值观、人生观的最高体现。”
2002年，笔者在《“三个代表”和共产党面临着三个考验》（载于《深圳特区报》2002年8月12日）中提出：共产党要经受住“三个考验”，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反腐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者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是一般、是共性；“中国特色”是特殊、是个别。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别不能离开一般。
“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离开社会主义的一般来讲“中国特色”，可能就会变成封建主义。中国封建主义长达两千余年历史，很有中国特色。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一系列消极、落后的“中国特色”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地上的个人迷信盛行，“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年年、月月、天天、时时、人人、处处喊，这就是“中国特色”。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搞的是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今天，各种有权的腐败分子，也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官僚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形色色的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革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人民为本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点。中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生下来就面临着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国情”。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点决定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有“中国特色”。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已经实现了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但是，我们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中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但上面的“四化”是不能跨越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必须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全面现代化。中国真正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十余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30年，在实践上也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只搞单一的纯之又纯的公有制。30年实践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搞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允许剥削存在，不允许一定范围的私有制存在，其结果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不利于国家富强、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允许文明的合法剥削（但坚决反对野蛮的、残酷的、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一切非法的剥削），允许外资存在，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存在。这些都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要有“钱”和“资金”。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开始到现在都面临“资本”不足的困难。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个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同时资本能创造价值，私有“资本”肯定要带来剩余价值，公有“资本”能增加价值。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缺乏“资本”怎么办？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就是千方百计引进外国资本，引进华侨、港、澳、台资本，允许外商到中国投资。外商来中国投资，肯定要剥削，肯定要让他们得利，但这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正所谓“他发财、我发展”，互利互赢。对内搞活，就是允许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资本社会主义。“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利用“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利用“资本”，就是人民资本社会主义。中国现在搞人民资本社会主义，既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专政、剥削、压迫人民、对外侵略的资本主义，它避免了资本主义一切丑恶的东西，又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的、合理的、科学的、积极的因素；也不是原来马克思设想的消灭私有、消灭剥削、生产力已经发达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斯大林、毛泽东在实践中搞的纯之又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人民资本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为本，坚持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同富裕方向、目标，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了共产党领导，坚持了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资本社会主义，将来要发展到共产主义。
备注：2003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广东省党校、中共东莞市委党校、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广东哲学学会在东莞市虎门镇联合召开了“社会发展辩证法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理论研讨会暨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本文是刘歌德参加此次会议的论文，后被收入《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辩证法》一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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