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语言、哲学、艺术、伦理、技术、制度……是一代一代人沉积下来的意识现象。在文化的传承中，人类的过去影响现在，现在影响将来。文明是一条河，文化使人与时间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历史。
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根据传说，中华民族文化源头始于黄帝。按流传下来的“黄帝历”，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5717年。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并有自己“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的国家，世界上绝无仅有。而且更为重要的，这个传统有历史深度，深奥莫测。“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国之为国，它有一套方略（如《论语》的“和无寡，安无倾，均无贫，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人之为人，它有一套规范（如《大学》的三纲八目）。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是中国文化的理想，反躬修己，浩然正气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以此教化出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上有分有合，有治有乱，但是，无论灾荒、战乱、人祸如何肆虐，都奈何不了中国人生命力的顽强，都压抑不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劳，都折断不了中国的文化翅膀；而一旦太平盛世，天时无违、地利尽享、人和兴旺，中国人微妙无比的创造力又如万木逢春。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的文明勃兴了，又很快衰落了。为什么中华文明历数千年曲折而愈见其生命力？这中间起作用的是中庸文化的筋节。《中庸》说：“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说：“中庸之道是中国自古的文化财富，中国人自古的品格，连同文化积淀一起，在中国民族性底层起作用，成为民族的一种微妙的心理力。”（《中国民族性》）
（一）中庸的文化包容力
中国文化几千年绵延不绝，其机理藏于中庸。中庸在中国文化中的生命力就像“0”（零）在数学中的生命力。
中庸文化机理首先在儒道之间：作为中庸哲学背景的阴阳哲学和“五行”生克理论，很难说它是孔子精神还是老子精神。
上古和中古的漫长时间，儒道正是通过中庸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两翼。中庸是儒家文化之“至德”，是道家文化之本根。
随着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庸哲学的“心理”内容，中庸文化的机理也就在儒释道三者之间了。佛教发源于印度，佛教的“中观”思想使它具有实现中国化的契机，佛教中国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到禅宗六祖惠能才有中国化的佛教。惠能说：“菩提只自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坛经·疑问品》）又说：“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别人。”（《坛经·般若品》）禅宗主张“自性本自具足”，同时认为“运水搬柴”、“饿吃困睡”之中就有般若妙道，将修炼功夫落入日常生活之中，即此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重内重己，重日用常行的主张，与中庸思想别无二致。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中庸化。
佛教中国化过程是三教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得以发展，宋明性理之学的形成就是例子；中庸之道也有了新内容，《菜根谭》就是融合了佛学的中庸。这些内容的细节在本书后面将展开论述。
天主教、基督教传到中国，“中庸”也在它们身上打上了印记。我曾在上海听一位天主教主教讲宗教伦理学，他公开宣称“中庸之道即为德”；在中国北海市海上有一个涠洲岛，岛上有一个教堂，读读教堂廊柱上的楹联：“立天地之真宰，庆人物之根宗”“弥六合于无间，超庶类于凡同”，“显神化以博爱，昭劝惩以大公”……这简直就是“中西结合”，散发出中庸化的气息。
中庸有人本包容的文化理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人本包容的文化精神能实现“于异观同”、“善其交而不畏其争”（王夫之），所以中国几千年没有你死我活的教派冲突，更没有所谓“宗教战争”。在全国许多名山大刹，儒释道可以在同一山头同一庙宇中各自享受自己的人间烟火，信徒或游客们可以自由地出于彼而入于此，徜徉在它们之间。中庸文化的包容力塑造了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泱泱大国。
（二）中庸文化的吸聚力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混乱失控。孔子儒家追求社会的有效管理，使之由无序到有序，他们以系统的观点、整体的观点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德性，并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吸摄周初特别是《周易》中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以“中”为本，以“和”为务，以“庸”为用，以“诚”为神的“中庸”。
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有序，奥妙在于“中”，在于“无过无不及”。系统的管理者和参与者居中位，就能获得较大的中介性、沟通性、灵活性，同时，居中位隶属度小，行为的阻力小，内耗小，易于实现和谐。处中位而与两极相交，心理空间大，于包容力之中生发吸聚力。儒家希望以此“柔远人”，“来诸侯”，“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历史证明中庸文化确实有这种作用。例如，南北朝时，北方为胡人统治，土族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华夏中庸文化。由于这种先进文化的浸润与开导，胡人统治阶层逐渐悦服，进而推动汉化与文治，终于开创了隋唐盛世。
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北宋南宋与辽、金、西夏的斗争中，辽、金、西夏逐渐接受华夏文化，特别是金入主中原时期。蒙古人建立元朝，至元仁宗时，《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悬为功令，规定为读书人（包括各少数民族）求取功名的阶梯——即所谓“四子书”。至于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在汉族臣子的辅佐下，把儒家中庸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像康熙、乾隆这些皇帝，他们本身就是华夏文化的高手。
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夏丏尊说：“最为有趣的是，中国几次被他族征服，却几次都用‘中庸化’的方法，把他们弄得和自己一样——这是历史上中国人的奇迹！”（《并存与折中》）这种奇迹就是文化的力量。夏先生是在“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中批判和讽刺“中庸之道”说这番话的，但他却道出了关于中庸文化的一个事实：中庸文化的吸引力和同化力，它使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绵延不绝。
（三）中庸文化的“适生”性质
中庸文化使社会系统的内耗小，适应性强，易于实现系统的平衡、稳定与和谐。而且，中庸之道所主张的谦和、用智、含蓄、圆熟、韧性等中庸德性，有一种弹簧一样的抵抗计谋，任何强敌、战争、灾祸都奈何不了。所以它不仅是弱者自存之道，也是强者长存之道，它明显地具有“适生”的性质。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特别是在黄河流域。在大自然肆虐面前，是中庸文化给了中国人“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信念和耐心，以及韧性的斗争精神，渡过一场又一场灾难。桑梓情谊，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显著的性格特征。作为一场灾难的见证者，请读一读作家高建群《故乡的河》的一个片段，它写渭河——黄河一条支流的水灾，这大约是上世纪中叶的事情：
从这边老崖到那边老崖，十里渭河滩白茫茫一片。水自远方铺天盖地地汹涌而来，气浪仿佛要把整个渭河平原吞进肚子里去。泱泱黄河，水面上漂满了各种家畜和连根拔下的古树，以及坍塌进河里的架子。一头耕牛扬着头，在水面上一起一落，发出悲哀的、绝望的叫声。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河的中央，浪山与浪谷之间，有一个落水者抱一块木板，在沉浮着。这一沉一浮就是近百米远。当他被大浪吞没的一刻，两岸所有黑压压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希望这幕悲剧就此了结。谁知，他又从浪头下钻出来了，像野兽那样的哭嚎着：“救命的爷呀，救命的爷呀！”那叫声令人惨不忍听。
在大自然的暴虐面前，人们只好发出无能为力的叹息，谁也不敢跳下水去。偶而顺着河面飞来了一架直升飞机，在落水者的头顶上停留了一刻，但是也只好无可奈何地飞走了。
我那时候第一次认识了大自然这种盲动的力，认识到奶奶的怀抱里远不是可靠的。因为河水再升高一尺，就漫到平原上来了，即使它不再上涨，如果它愿意的话，它会很快把我们这个村子崩进河里的。
我从那一刻对人类——对我的同类产生了深深的怜悯……记得当时，我哭了，我挣脱了奶奶的怀抱，一直沿着老崖向下游跑去，一边跑着，一边向河中心的遇难者呼喊——尽管他根本听不见我的喊声。我赤着脚，从麦茬地里跑过去，麦茬扎伤了我的脚，鲜血直流。这个人后来自然是死了……从那一刻，我对家门口这条河，产生了一种隐秘的仇恨。记得，我曾经对祖母说：搬走吧，让我们搬到高高的原上去吧，住在这渭河沿上，多可怕！祖母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半天，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你懂得什么！”河水已落，平原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安谧、平静，人们套上犁杖，又准备耕田了，或者疏通渠道，准备引渭河水浇地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进入了成年人的思考。我理解了我以前不能理解的东西，我容忍了我以前不能容忍的东西，我认识了我以前没有认识的东西，我看见了我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今天，我再也不会对祖母说，让我们搬走吧……我们在你一次又一次洗劫过的土地上，重新布下五谷。我们叫我们的孩子，像我们那样爱你，绵延，一直到永远。
祖母说：“孩子，你懂得什么！”——灾难是人生的课堂，中庸文化教化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克服情绪的两极性，将灾难中的负面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正面的、伟大的生命能量和爱国情怀。这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深厚根源。
（四）历史和中庸
《周易》说：“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中庸》说：“温故而知新”，又说：“知风之所自”。历史人物通过他们的人生轨迹，向后人昭示他们的是非善恶得失，使人们知道社会如何管理，什么是“过与不及”，个人如何才能“行得正站得稳”等等。没有历史意识就没有中庸文化。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悠久。中国人重历史教育，这是中庸文化发达的一个原因。
孔子就是一个历史意识很强的人，他不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而且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的作者。“中庸”是孔子的发现，但孔子多少受到比他长一辈的道家老子的启发。
《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周守藏室之吏也。”——老子是周室史官兼管图书文献（包括礼）。故《汉书·诸子略》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以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太史同主天文，故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中庸文化在中国不是偶然的。
由于孔子和老子、中国人重历史：在面向未来处理现实问题时，习惯于回顾历史。只要不沉溺于过去，这没有什么不好，就像大树向天空生长时，不忘从根部吸取营养。不应该把历史和传统作为包袱，而应该从历史的成败兴坏之中，体悟到中庸的智慧和力量，就像一个人从自己的遭遇中学会画人生幸福的底线一样。
我曾在《青年时代》上读过雅芳CEO钟彬娴的一篇自述。
钟彬娴，一个全球性企业的女性领导人，她说她的成长是中国传统文化带给她的：
我成长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家人不强求我成功，但期望我成功。我和弟弟同我们的美国同龄人获得均等的机会：同样的学校、同样的网球课、同一个钢琴老师……但父母亲一直教导我们要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我们始终相信作为中国人是生命中最大的优势。
记得念小学时，我们去纸浆厂参观纸是怎么生产的。回家后，母亲告诉我们，纸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最喜欢的邻居是意大利人，他们邀请我们去吃意大利面，我们兴奋无比，父亲提醒我们，马可·波罗是从中国把面团带回去的，面条不是意大利的，而是中国的……一桩桩一件件，父母教导我们为自己的传统自豪。
当我最初成为CEO的时候，一个著名的美国电视记者采访我的父亲，问他是否早就知道我会在商界获得成功。他回答，“正相反”，他好多年一直担心，教育我成为一个孝顺的中国女儿，会妨碍我在一个他认为充满了攻击性和残酷无情的典型美国CEO们的圈子里和别人竞争。实际上，他写了封信给我，我至今保存在办公桌抽屉里：“记住，成功的中国人具有和其他人不同的特质——所有事情都要努力做得最好；做一个愿意为培育子女放弃自己快乐的杰出母亲；慷慨、公正、宽容、和人分享你的文化还要热情学习别人的文化。但除此之外，记住远离傲慢和自吹自擂；保持礼节、容忍、对别人的理解和同情心，还有最重要的，要化解你的怒气和悲痛，不是压抑它们，而是把它们转变成有帮助的、正面的情感。在虚伪的年代和环境中，你有一个珍贵的中国文化传统，我们为能把它传递给你而骄傲……”
分析钟彬娴的自述，她的成功之道在于：
第一，她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为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相信作为中国人是生命中最大的优势。有这种自豪感、优势感，才会自觉地继承发扬自己的文化优势。
第二，她具有一个中国女人所具有的价值目标——孝顺的女儿，杰出的母亲。不强求成功，但期望成功；所有事情都要努力做得最好。
第三，她具有中国文化人格特质——慷慨、公正、宽容，远离傲慢和自吹自擂；保持礼节、容忍、对别人的理解和同情心；大气谦和，和而不同，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文化并热情学习别人的文化。
第四，她具有中国文化智慧——善于化解自己的怒气和悲痛，不是压抑它们，而是把它们转变成有帮助的、正面的情感。这是化解矛盾的智慧，和谐的智慧，是身心健康的要诀。
钟彬娴体验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庸文化。钟彬娴的个案告诉我们，中庸是事业成功之道，人生幸福之方。对于现代人，文化不应该成为因袭的负担，而应该成为竞争的优势。
今天，当我们走出国界，走出洲界，以宇宙的视野看地球时，地球不过是一个自然村，人们称为“地球村”。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唯一的自然村。在地球村中，有一百多个聚居“家庭”——人们称“国家”，人们的生活来源，不管是简单的生产还是深度的加工，从根本上说都依赖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因此，植根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庸文化，因它的完备和彻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协调地球村内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中庸文化似乎有着后现代化时期的全球意义。因为后现代化需要一种温和的稳健的人本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目标一是安全，二是效率。只有人类有一个安全而比较和谐的环境，才谈得上发展的效率；而效率只有立足于安全也才有意义。《中庸》是温和的稳健的人本主义哲学，它为人类的发展和竞争指示安全航道。它是座右铭，又是清醒剂。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文化，根在中庸；文化的根，民族的心。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要紧紧抓住自己文化的根。
然而，作为根性的智慧，中庸的真谛难于把握，中庸之道难知难行。在心理层面上容易低俗化，容易进入误区。中庸，肯定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绵延不绝的筋节，但如何绵延，则全在我们的理性与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