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运行机制是指制约金融安全运行的诸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原理、过程和方式。它包括内生和外生两种机制，所谓内外是指金融安全体系内外，也就是金融安全模型的内部和外部（陈松林，2001）。金融安全的内生机制是指制约金融安全运行要素的数值变化主要是由金融体系内部因素决定的；金融安全外生机制是指制约金融安全运行各要素的数值变化是由金融体系外部因素所引起的，两者交互作用制约着金融安全运行态势。
3-3-1 金融安全运行的内生机制
3-3-1-1 金融结构的安全机制
金融结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金融运行的状态，对金融安全有显著影响，是实体经济影响金融安全的途径之一，同时给定的金融结构和金融结构的变化都将直接左右金融安全状态。
1.金融结构影响金融安全的机理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在经济与金融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金融结构是一个重要的交汇点。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经济环境可能导致金融结构先天不足，而金融结构又可能导致金融运行所依赖的实体经济出现恶化。金融结构的这种形成机理和演变过程隐含了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风险管理是金融的基本功能之一，结构反映了金融风险的分布状况或转移途径。给定的金融结构对金融安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
第一，金融结构影响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从社会经济运行的角度看，金融结构不完善有两种可能：一是经济运行中有部分风险管理的要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这些风险的暴露可能冲击金融体系；二是经济风险的总体分布失衡，即本来应该由金融企业承担的风险被转嫁到金融体系中。从金融体系内部分析，一方面金融结构决定着金融风险在体系内的分布，资本市场缺乏或不发达，金融风险就会集中在银行体系内；另一方面还决定了金融风险能否在体系内部转移、分散，如某国的金融市场缺乏做空机制，风险就难以得到对冲和转移。因此，金融结构关系到金融体系风险管理功能的强弱。当金融体系不能发挥应有的风险管理功能时，金融危机就可能爆发。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的剧烈释放过程，也是对落后或者扭曲的金融结构强制调整的过程。
第二，经济作用于金融结构影响金融安全。实体经济的缺陷、经济结构扭曲等外部因素会扭曲正常的金融结构并威胁金融安全。因为很多金融结构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金融体系内部，有时金融结构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实际上是经济对金融安全影响的一种表现，即经济对金融结构乃至金融安全产生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良性增长为金融开拓了发展空间，金融结构亦能按金融发展的规律正常演变，而宏观经济的动荡不仅制约金融增长，也会破坏原有的金融结构稳定性，从而威胁金融安全。
经济对金融的决定作用还表现为经济结构决定金融结构。经济可直接作用于金融结构，又可间接作用于金融结构。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决定金融结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金融需求就不同，金融结构就会有明显的区别，只是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通过金融市场的融资才呈现出增长态势。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远比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复杂，发达国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的国际化成分更高。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并归纳了三种主要的金融结构类型，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关系。二是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影响金融结构。多项研究表明，法律起源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内生相关性，会计制度和监管制度的薄弱则抑制了多数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三是经济结构的变动会引起金融结构的变化。任何行业的变化都会影响该行业股票或债券的市场表现，影响银行对该行业的贷款资产质量，金融资产的结构自然发生改变，如高新科技投资的特点则决定了风险投资成为现代金融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金融结构对经济的反作用影响金融安全。金融体系已在现代经济中逐步居于核心地位，对实体经济的运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货币政策成为市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政策性金融也在各国普遍存在。金融结构的失衡经常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或恶化又必然影响金融安全。如由于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总量的结构失衡，金融运行就可能已经处于通货膨胀状态或者积聚了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通货膨胀一旦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就必然会导致金融机构存款减少和货币外流，金融安全势必会受到影响。又如，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实现经济追赶目标，很多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吸引外资，较快地对外开放了金融市场，并形成了外债依赖程度高和短期外债用于长期投资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在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获得了成功，并吸引了更多外资的涌入，同时也形成了这些国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和不同程度的经济泡沫。相关国家政府为金融提供的实质性支持都强化了投资者的信心。当投资信心动摇、外资大量流出时，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高增长预期难以维系，金融及经济危机无可避免。
2.金融结构演变影响金融安全的机理
金融结构总是随经济的发展不断演变，其演进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阶段性或局部性失衡，失衡的程度将决定金融结构的稳定性并形成结构变动的动因。金融结构变动会打破原有的格局，这个过程意味着金融安全状态的改变，其中也蕴涵着威胁金融安全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协同性的影响。金融结构总是由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性基础设施等因素决定的，然而经济和金融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二者的演变可能并不是同步的，有多种因素抑制了金融结构变动。如不少转型国家政府常常迫于挽救国有企业的压力而放缓了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进程，导致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产生背离。由于金融结构与经济的内在要求之间可能出现偏离，偏离程度越大金融结构调整的压力就越大，原有金融结构的稳定性就越差，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随之增大，而且过大的偏离还容易引发金融结构的急剧变动。
第二，金融结构演变对金融机构运作的影响。金融机构的发展是金融结构演变过程中最易被人观察和接受到的金融现象，也是影响金融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金融结构演变过程中金融机构逐步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带来了市场竞争的加剧与结构的复杂化，迫使金融机构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最终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但是过度的竞争也会对金融结构形成一定的冲击，破坏原有的金融结构和金融稳定。
第三，金融结构变动过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状态是变化的，金融结构的变化是从一种结构状态过渡到另外一种结构状态，其中结构变化的次序和变化的速度是两个关键的因素。变化过程欠妥将导致金融结构的急剧失衡，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第四，制度性金融结构变迁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制度性金融结构变迁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结构变化的次序和变化的速度，对于这两个问题把握的欠妥将导致金融结构的急剧失衡，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发达国家形成了成熟的金融体系，并具备了更为完善的金融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则面临着金融结构现代化的问题。这些后发国家无论是推进金融自由化还是扩大金融的开放程度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次序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将决定不同的金融结构变化次序，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结构变动过程的安全性。在已有金融机构很脆弱的情况下放松金融业的准入管制，骤然加剧的竞争就会导致金融机构特权价值的普遍降低，促使大量的金融机构不顾自身管理风险能力而更多地参与高风险业务，这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是极其危险的。
第五，制度性金融结构的变化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由于金融资产与金融机构的增加速度与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方面的速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使得金融资源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的发展之中。金融结构尤其是制度性结构快速变动容易造成各制度之间的不相容和不配套，如强制性制度变迁能迅速改变法律规定等“硬”制度，但却难以迅速改变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软”制度，而且法律的执行质量也难以同步提高，这些将带来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此外，某项金融结构变动的效果通常受制于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制度的配套情况，股票市场的高效率运行就不仅仅依靠交易规则，更需要完善的企业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投资者保护制度等作为支撑。制度之间的相互不适应将影响整个制度体系功能的发挥，并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混乱，并给金融安全带来了不利影响。
我国金融风险主要是源于体制或政策因素的金融结构性风险。我国金融结构尚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金融结构配置严重失衡。我国金融结构配置失衡主要表现为金融风险过分向银行系统集中。具体表现在：一是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资金关系过于密切。二是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过于单一，绝大部分以储蓄形式存在。三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直接或间接地向银行系统转移。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原因，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行政关系上直接隶属于银行，同银行存在极密切的资金关系，金融风险正直接或间接向银行系统转移。第二，金融二元主义结构问题。就我国国有与非国有部门而言，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金融安排，麦金农曾将此概括为“金融二元主义”。尽管近来要求金融部门支持非国有企业的呼声很高，但不能说金融二元主义状况已消失。事实上，非国有部门中相当一部分是从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的，这也是农村基金会、企业间相互借贷、非法集资等得以存在的土壤。由于这些非正规的金融组织游离在正规的金融组织之外，缺乏有效的金融监控，经营风险极高，容易出现突发性事件如负责人携款外逃、支付危机等。这种突发性事件容易引发居民的金融恐慌，并有可能波及正规的金融组织。除此之外，非国有部门按正常的途径不容易从正规金融渠道取得平价资金时，也往往采取非正常方式从正规渠道取得资金，这就产生了灰市金融交易。无论哪一种形式的金融灰市交易都会导致体制变异，与灰市交易相连的道德危害使体制内金融风险迅速积聚。第三，金融组织结构区域分割与结构趋同问题。我国现有的金融组织结构是从大统一的金融初始结构演变过来的，为此原有的纵向一体化的格局并没有完全打破。与此同时，由于金融结构衍生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广泛介入，国有金融机构的利益追求目标更多地受到地方政府利益偏好的支配，从而使原有的大一统金融结构蜕变为块状分割结构。纵向的金融组织结构一旦被区域分割，那么，其中任何一块都会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各地都会追求建立“小而全”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组织结构的地区趋同难以避免。这样，金融组织的聚集程度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关系并不密切，结果在同一级行政区域内的金融组织尤其是银行组织的聚集度极为相似。金融组织结构的区域分割与地区趋同造成以下几方面不利后果：一是使金融组织结构很庞大，冗员沉重，效率低下；二是阻碍了资金的区际有效配置，阻碍了全国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三是地方政府对金融活动的干预严重，金融行为严重扭曲，造成金融风险的积聚。第四，金融监管结构与金融交易结构的不适应问题。近年来，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调整力度很大，基本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组织结构，金融监管结构与金融交易结构的不适应的状况有很大改观。但在各监管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政策透明度、信息披露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与提高。
3-3-1-2 金融创新的安全机制
金融创新在促进金融深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杨放，2002年）。主要体现在：第一，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构成。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加速发展加大了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及迅速发展改变了金融体系的原有结构：商业银行地位的下降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地位的上升，这一变化也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状况。第二，金融创新会改变银行的经营策略，由此给银行体系注入了不稳定因素。由于银行传统业务的盈利性下降，商业银行被迫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来保持其盈利水平。于是追求利润逃避监管的巨大动力激励着银行将其业务重点逐渐从传统的信贷市场转向了另一类业务———表外业务。表外业务是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业务，这类业务的开展增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风险。第三，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易变性，从根本上增加了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一方面，金融创新促使债务规模扩大，创造出大量流动性和高收益相结合的优质债务证券，流动性的提高使区域性的证券市场转变为全国性、世界性的证券市场，大大便利了债务创造，因此债务规模急剧膨胀。另一方面，金融创新提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各国证券市场的相继开放、金融证券资产的高度流动性使国际游资在一国的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造成一国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并利用创新金融工具提供的便利条件迅速地在国家间转移，从而使金融动荡迅速波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第四，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更为集中和隐蔽，增强了金融风险对金融体系的破坏力。创新金融工具在为单个经济主体提供市场风险保护的同时却将风险转移到了其他经济主体身上，对整个经济体系而言，风险只发生转移，并没有被消除，风险仍然存在于经济体中。而当市场主体都想转移同一方向的风险时，风险出售者就无法找到风险承担者，创新金融工具提供的避险功能将不复存在，风险在此时会集中暴露，给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造成严重打击。第五，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之一，由于金融创新所具有的新特点，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趋势下，加强金融监管阻力重重，所有这些完善金融监管的困难都会助长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态势。传统的监管机构基本是国家化的，各国政府一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制定金融政策的，由于政策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大规模投机资本为了寻求套利、套汇频繁进出各国的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动荡。
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及其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以及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量将迅速扩大、需求层次不断提高，金融创新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外资金融机构广泛介入我国金融市场，将直接带来新的创新业务，竞争的加剧也将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加快创新步伐。但许多金融创新工具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并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对外资金融机构而言，许多在成熟市场条件下已操作多年的金融创新工具在新的环境内推出，依然会产生新的风险；对不熟悉多数创新工具的国内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而言，更难以鉴别或准确度量新推出的创新工具所产生的风险。由于美国次贷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的出现，很多研究者提出我国金融服务行业是否应该更谨慎，通过系统地分析美国次贷风险以及最终发展成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它的根源并不是衍生品导致的，而是由于将一些虚假的东西做了很抽象的包装，然后在没有任何风险对冲情况下不断推高价格，类似于击鼓传花一样，将虚假的东西不断往下传，从而最终导致破裂。因此，谨慎的思想是保障安全的重要途径，但不应该影响到我国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发展既定的步调。因此，大量深层次的金融业务创新，既会促进我国金融业向现代成熟金融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也会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严峻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一是如何处理国内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的关系，如果片面抑制国内金融机构的创新业务———如当前对内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需要审批、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创新没有任何限制的不平等规定，又会使内资金融机构在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而没有持续发展的支持，内资金融机构更难以化解现存的不良资产，有引发内资金融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险，并会危及我国金融安全。二是在国内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居高不下，而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又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化解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机构如何把握创新与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避免国内金融机构盲目创新所带来的新的金融风险。三是由业务创新引致的混业经营趋势必然会对当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形成冲击，如何改革金融监管体制以顺应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课题之一。
3-3-1-3 金融深化的安全机制
所谓金融深化，是指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后出现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充分经营、公平竞争的趋势。麦金农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其主要思想是，放松政府部门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尤其是利率的管制，使实际利率提高，充分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其实质就是在资金运动的领域中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而使资金的运动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和具有更大的自由度。金融深化扩大了金融的作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安全度。如果说过去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一个国家的内部，那么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来自外部的风险明显加大。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业务自由化。即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交叉业务，公平竞争。二是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利率、汇率的限制，同时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让金融商品的价格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三是市场自由化。即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四是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
金融深化机制一方面加强了竞争，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促进了一国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金融市场之间形成了高度的依存关系，增大了国际金融市场对一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国际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进一步加深，在一国金融深化中必然受到较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金融自由化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随着金融市场的阻隔消除，银行和银行之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业务交叉，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国际银行贷款呈下降趋势，新型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推出，增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第二，金融自由化加剧了资产价格尤其是利率和汇率的过度波动，从而给一国的金融带来严重的危害。第三，国际金融的自由化增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加大了金融风险生成，极易引发金融动荡和危机，必然会影响一国的金融安全。第四，各国货币金融监管的相对滞后性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各国金融市场正处于动荡、调整、改革之中，这必然对一国的金融安全维护提出新的要求。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体系不健全，竞争力弱。如果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使国内经济面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甚至发生金融危机。2008年7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停止，而且出现了适度贬值，这防止了8月8日美元大幅度升值给我国汇率改革带来的冲击。纵观世界各国汇率改革之路可以发现，很多汇率改革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德国，往往在汇率改革的第一阶段，当该国兑美元从升值转向贬值，大部分会出现致命冲击。而我国从各方面横向对比来说，应该是使美元突然反向升值对于人民币反向贬值交错的风险，反而产生很大的缓冲释放作用。在2008年8月美元大幅度升值，包括国际上石油、农产品价格等大幅度暴跌情况下，我国汇率反而比较稳定，可以看出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化的战略。所以，我国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与我国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相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应规范化与自由化并举。如果金融自由化步伐超出了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会导致金融危机。只有加快改革金融体制，包括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促进专业化银行的商业化改造才能更好地推进金融自由化。真正做到金融市场发展与规范并举，当改革取消了对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时，市场约束力和功力机制要取而代之。二是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应与市场发展的进程相适应，各类金融机构的改革应同步进行。自由化过程如果超过市场的承受力，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对必须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如果采取拖延政策，不但不能避免或推迟金融风险，反而会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此外，如果金融市场改革不同步，对有的金融机构放松管制，而对有的金融机构仍进行严格管制，就会扭曲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地位。因而金融当局只有通过高效地执行适当金融自由化策略，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发展。三是国内金融自由化必须在金融约束之后，外部自由化必须在外贸自由化和国内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是渐进的过程，从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化必须经历金融约束的过程，金融约束指的是一组金融政策，如对存款利率加以控制，对进入加以限制和对来自资本市场的竞争加以限制等。它突出了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金融约束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可适当减轻，直至过渡到金融自由化。随着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我国可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在开放的同时应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和间接的资本控制，消除资本注入的消极影响，提高短期资本进入成本，减少短期资本涌入，避免资本大进大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这样才符合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因此，部分地控制资本自由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最佳选择。
3-3-1-4 金融制度变迁的安全机制
金融风险的出现、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有复杂的市场因素，更有深刻的金融制度变迁的根源。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产生，条件是制度创造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在新制度安排下，如果制度本身留有金融风险的制度空间，那么就会产生新制度的内在风险。然而，制度变迁还存在另一种风险，即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风险。因为从现行制度安排过渡到另一项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和资源的过程，其中昂贵的费用会影响着这种制度变迁的进程。此外，金融制度安排新旧替代的过程，其基本点在于权利的重新界定和利益再分配。新的制度安排会使一部分金融主体获益，也必然损害另一部分金融主体的利益。金融变革实质上是一个不断“冲突—谈判—妥协—再冲突”的动态过程，金融制度安排的性质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依据力量对比形成的妥协。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讲，妥协即是博弈过程的均衡解，决定了各利益主体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金融制度变迁能否在金融安全的态势下进行，或者是在金融安全状态下的妥协能否达成（刘锡良、罗得志，2000）。
金融经济形成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日益加大。然而，经济仍然要发展。而膨胀了的金融经济又制约着实质经济的扩展。于是，一方面经济发展仍需要金融制度继续提供不断增强的支撑，另一方面金融自身已经膨胀到一定极限，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当然是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化发展中的必然趋势，每一项创新都是对原有金融制度安排的突破，反映了当时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已完成的金融创新，由于功能分化、功能异化、技术进步以及环境变化等原因，都会在新的制度框架内表现出协调与否的问题。如果协调运行，则会提高金融效率，促进金融发展；如果不协调，必然结果便是金融制度的非均衡，并内生出金融垄断固化、金融资产质量低下、金融风险扩展、金融体系脆弱和边际金融效率递减等副产品，制度变迁陷入一种非效率的闭锁状态。这种状况会制约金融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带来较大的金融混乱和动荡。特别是当前，随着金融制度安排的变革和金融机构的整合，由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大，使得各国家金融运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危机一国的金融安全。
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其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变迁若使整个社会的收益大于损失时，我们便认为新的制度安排比旧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率，即认为制度正在走向均衡。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始，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经历了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发展阶段。
1.政府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均衡特征
回顾我国20几年的金融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制度的变迁一直延续的是种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行为。无论是商业银行的综合化到分业经营，还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甚至在我国金融市场逐步走向市场化的时候，一直是采取了政府供给性制度变迁方式。作为计划和集权中的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改革过程中占有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所需耗费的成本，但是作为以政府为导向，使得利益主体单一，而难以满足微观金融主体的制度需要。我国金融制度呈现出政府供给主导型变迁的主要原因是：从原有的金融体制看，传统的金融制度相对于其他经济制度而言，从确立之日起就蕴涵着内在的非均衡性，具有更高的集权性、对行政单位的依附性和金融压抑等非均衡性表象特征，制度本身的稳固性很强。金融部门覆盖全社会，其空间结构极为广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利益集团没有现实存在的可能。这样，金融制度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只能被置于较强的政府控制之下，以行政力量对抗原有势力对改革的阻挠。在我国的制度变迁初期，在制度需求表现无力的情况下，政府凭借信息优势，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期到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效益。同时，凭借其国家权力，能够比较快速地配置金融资源，并提供相对有效的新金融制度安排，从而推动金融制度走向均衡。因此，在变迁的起步阶段，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变迁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体现了较明显的均衡特征。
2.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非均衡特征
长期的政府主导下的金融制度供给，产生了一系列的缺陷和不足，金融制度渐渐滞后于经济发展，制度需求的持续扩张由于制度供给不足而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因此，金融制度变迁在中后期产生了渐强的非均衡性。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非均衡一直制约着我国金融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制度仍存在众多缺陷和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市场分割严重，没有形成有效的货币流通体系。在我国，由于企业和各类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风险控制能力较为薄弱。加上法律、信用体制建设落后，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完善，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套取银行贷款进行股票交易的现象。二是金融组织结构、资产结构不合理。金融行业结构中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过高，而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租赁业比重则偏低。三是资本市场创新不足。由于我国银行以其庞大的金融力量，长期占据着绝大部分金融市场，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则一直相对缓慢。在股票市场上，股权分置改革虽然解决了流通问题。但是，信用制度建设长期缺失，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仍和国际有一定差距，上市公司造假现象不断产生，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四是区域金融发展极不协调。区域金融差距较大，弱势金融支持发展较慢。由于我国目前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失衡，弱势地区（西部）、弱势产业（农业）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较弱。这直接影响了落后地区的开放和发展，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金融资本长期不足，金融活动相对缺乏已成为制约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尤其是近几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少网点从偏远地区撤出，使该地区本来就稀缺的金融组织变得更加单薄，金融资源的稀薄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制擎。
3.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均衡特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市场取代计划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在金融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有了一定的前期历史参考，已经可以进行较为有效的度量。因此，当预期收益大于创新成本时，制度创新需求就会在一部分市场主体中产生并对现实产生影响。经过理论研究和现实观察，这一部分市场主体只能是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这样，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重任自然就只可能由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担当。由于政府一直对金融机构有着极为严格的准入限制，民间资本无法通过正规的渠道进入资本市场，获取相应的利益。因此，一方面，高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存在迫切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民间资本经过多年的积累不断壮大，急需找到新的获利途径。在双方成本收益均为正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成为填补我国金融断层的一支新兴力量，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应运而生。
目前，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仍在深入进行，新问题将会不断产生。一方面，进入2007年后，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国际金融大鳄陆续进入，将对我国的金融发展产生冲击，改变现有制度安排是及早适应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的关键；另一方面，包括外汇储备在内的国有金融资产的处置和金融制度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过渡性机构组织（如中央汇金公司、四大资产处置公司等）的转型问题目前仍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产权问题、组织结构等问题的解决思路仍不清晰。因此，通过理论探索早日找到正确的目标和提出相应途径，对于指导现阶段和今后的金融制度创新和变迁，提高金融制度变迁的效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3-2 金融安全运行的外生机制
3-3-2-1 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机制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发展既离不开金融业的安全运行，也离不开金融效率。金融业安全运行状态是金融业发展的前提，金融效率则是金融业发展的目标。金融效率应以金融安全为基础，金融安全则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前提。在一国金融市场封闭或开放度较小时，政府的信用通常可以作为金融体系稳定的最后屏障，但在金融体系开放后，资金在国际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将对封闭的稳定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金融市场的动荡因本国金融体系的脆弱可能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在20世纪80~90年代，多数国家蒙受金融危机困扰的事实，使得各国的金融发展都面临着创新与脆弱的双重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意味着机会，意味着效率；而脆弱则意味着金融业面临着不安全。因此，金融效率的提高是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根本保证。从金融安全角度看，金融体系运作效率包括三个层次：资金配置效率、金融机构操作效率、金融市场信息传递效率。这三个层次的效率相互联系和依存，是金融安全的具体保障。
资金配置效率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在开放的金融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储蓄资源效率低下，国内经济可能面临两种风险：一是外资大幅流入在国内得不到资金支持的有效率生产部门，掩盖了国内金融体系的问题，可能出现金融资产膨胀，成为危机的导火线。二是扭曲性的资本外逃。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时，资金外逃出现非理性状态，恐慌性的资金避险外流易引发金融危机。20世纪80~90年代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频繁爆发，与金融开放直接联系，但根本原因是国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长期严重扭曲。
金融机构操作效率是金融机构通过本身的活动，为实体经济活动提供支付清算便利和融资保障，为经济活动不确定性的风险提供避险工具和手段。发展中国家国有金融机构操作效率低，产生高不良贷款率时，可以依靠政府的垄断力量扩大存贷利差提高收益率。一旦金融体系放开，较低的操作效率不仅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金融安全发生作用，而且使国内金融机构无法与国外金融机构竞争，原来的金融安全因国内金融机构的生存条件恶化而遭到破坏。
金融市场信息传递效率指影响金融市场价格和资金供求关系的信息能迅速地通过各种渠道传递至市场主体，并通过市场主体的抉择反映在金融市场的价格上。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影响市场价格的信息集增多，信息传递效率低可能增加价格扭曲，降低金融机构操作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导致金融安全的隐患上升。同时，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可能利用其信息获得上的优势对市场价格进行操纵或垄断，增加国内金融市场价格的扭曲度，危机金融安全。
我国金融体系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的改革是滞后的，偏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忽略效率的提高。随着金融市场开放进程的加快，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非效率问题逐步积累成为威胁金融安全的隐患，主要表现在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中的证券市场。
我国银行业运行效率问题体现在：一是银行资金配置效率偏低。我国银行的资金配置过度向国有企业倾斜，形成了巨大的不良资产。目前虽然银行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使不良资产规模有所下降，但我国银行机构自身在降低不良资产、控制和化解资产风险方面的能力仍存在局限性。与此同时，银行对占GDP贡献51%的中小企业却支持不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困境，转而求助许多非法存在的民间金融。这些民间金融虽然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形成了严重的资金流动性风险，成为金融不安全的导火索。二是银行经营管理效率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具体表现在：所有者缺位使经营管理代理成本有逐年加大的趋势；内控制度不健全，重大金融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使银行蒙受巨大损失；管理效率低及巨额不良资产使国有商业的营利能力难以提高。上述原因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竞争力，与国外金融机构相比，差距更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加快，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重要性日显突出，外资银行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使我国金融机构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
我国股票市场运行效率低下的突出问题表现在：首先，证券市场融资效率递减。证券市场的融资效率主要体现在对上市公司的质量与融资规模是否改善上。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先天性“缺陷”，长期的股权分置和监管制度的滞后，使很多上市公司的质量并未发生根本性好转。这种现象不但使融资规模年年下滑，而且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迫使投资者采取投机策略，产生市场“泡沫”。在金融开放的体系中，国际游资利用金融“泡沫”进行投机冲击，极易引发金融危机。其次，证券公司经营不规范，营利能力低。违规经营和内部风险控制的缺失，使许多证券公司形成了巨额不良资产。此外，国内大部分证券公司业务结构趋同、规模偏小，导致盈利模式基本相同，抗风险能力不足，随着监管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市场规则的转变，券商的利润来源萎缩。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将促使国外大型证券公司大举参与我国证券业，我国证券公司普遍亏损的局面将无法与国外投行进行实力的抗衡。
此外，我国金融市场信息传递效率不高。信息的传递效率主要反映在市场价格对信息的反馈上，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存在许多缺陷，使股票价格严重偏离价值，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缺乏坚实的财务信息披露基础，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低劣，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开放金融市场，有利于外部投机者利用信息获得上的优势操纵市场价格，增加证券价格的扭曲度，影响金融的长期稳定与安全。
3-3-2-2 金融危机传导机制
国际金融传导可分为正常传导与非正常传导两种类型。正常传导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导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书所讨论的国际金融传导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1.金融危机传导机理
（1）传导源与被传导对象。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导源”。受传导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导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导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导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自2008年开始，美国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已经蔓延到了全球，影响深度和范围也越来越大。此次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和冲击，但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主要影响在于可能导致出口的负增长、投资增长的放缓以及外汇资产的贬值或损失。由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无疑最大影响就在于外贸出口方面。
（2）传导媒介、传导途径与传导过程。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导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既然国际金融的传导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导途径。国际金融危机传导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导。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中国因为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在目前情况下，国内资金少量通过国家途径对外投资，这种方式总量有限。目前对资本流出的管制相当于中国在国内金融和国际金融之间设了一个“防火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阻断了近期美国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传导途径。
（3）传导力度与传导中止。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力度一般与传导源的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近被传染的程度越大。同时，传导力度与各国的经济实力、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管理程度以及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效性成反比，被金融危机传染的国家，这些指标往往不佳，相反，则传染的程度相对要轻一些。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中止，与区域内有无中流砥柱，即经济强国的实力及其解救他国金融危机的态度，并与国际社会援助的方法和及时性有着很大关系。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如果区内强国对泰国的问题能给予重视并及时资助，危机不至于会扩散到后来那么大。
2.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主要是接触性传导，是贸易和金融溢出效应的结果，即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实际经济或金融方面的相互衔接，使得局部或全球性的冲击在国际间传播。它是基于他国某些宏观经济或基本面的变化，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跨国作用的过程。广义的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泛指一国金融危机的跨国的传播和扩散，导致许多国家同时陷入金融危机。这可能是源于贸易金融关系密切的国家间所产生的接触性传导，是贸易和金融溢出效应的结果，也包括贸易金融关系并不密切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这种非接触性传导可能是由于共同的冲击产生的“季风效应”，也可能是由于投资者预期的变化引起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即传染效应。
现代金融危机的蔓延表现了各种传导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包括贸易溢出效应、金融溢出效应、季风效应和传染效应。但在发生的危机中，每个传导机制起作用的程度有所不同，其中，传染效应是现代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最为突出的特征，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更为显现。
（1）贸易溢出效应传导机制。贸易溢出效应传导是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实现的，它是指一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导致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另一国的经济基础恶化，从而产生金融危机。一般分为直接双边型的贸易渠道和间接多边型的贸易渠道。其中，直接双边型的贸易渠道指两国为直接的贸易伙伴关系，因此高度相关；间接多边型的贸易渠道指高度相关的竞争同一国际市场的贸易联系。贸易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货币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
（2）金融溢出效应传导机制。金融溢出效应传导是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实现的，是以汇率和利率作为传导的媒介，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传导的途径。即一个国家发生投机性冲击导致的货币危机可能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金融中介清算在其他市场上的资产，从而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导致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包括FDI、银行贷款、资本市场渠道等）的市场流动性不足，引发另一个国家大规模的资本抽逃行为。同时，当一国出现危机时，在此国有投资头寸的投资者通常会采取措施减少风险，卖出那些收益率与危机国资产相关的资产，导致相关国家的资本外逃。金融溢出效应可以表现为直接金融投资型的金融溢出效应和间接金融投资型的金融溢出效应。前者指危机的国家导致与其有直接金融投资联系的另一个国家的投机冲击压力，后者指两国并无直接金融投资联系，但均与第三国有联系，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会引起第三国同时从这两个国家撤资，从而导致另一个本与危机国无直接金融投资关系国家的投机冲击压力。
（3）季风效应的传导机制。季风效应最早是由马森（Masson，1998）提出的，他把由于共同的冲击产生的传导称为“季风效应”。主要包括因工业化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主要商品价格的变化等全球性的原因，从而导致新兴市场经济的货币危机或者资本的流进流出。伴随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和金融波动的全球化成为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助推器，一国政策和经济指标变化立刻对他国产生影响与全球化相伴所得蔓延效应，往往造成“金融病毒”传播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迅速传导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说“季风效应”的传导机制是通过全球化这一渠道，由于共同的外部冲击而形成的。
①产业联动效应传导机制。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都在采取措施加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其结果是各国的出口产业和全球的生产能力都在急剧扩大，出口产业把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国出现的金融危机也会沿着产业联动效应的渠道传向其他国家。
产业联动效应的传导机制是通过“存货的加速原理”和产业的“结构性震荡”两条途径发生作用的。所谓存货的加速原理，是指当出现经济衰退和消费需求下降时，生产企业的库存会大量增加，为了使存货降低到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企业在短期内会大幅度减少生产，进行裁员，企业效益恶化，同时恶化了上下游链条的企业，如此循环反复，会把更多的产业和行业卷入危机，并由此引发社会上信贷链条的断裂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由于各国产业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外贸依存度普遍较高，一旦某国的某一产业因结构不合理、投入的短期资金太多或替代品的出现而产生非效率，就会影响国际上与该产业相关的其他产业的发展，出现大量公司倒闭，从而使与之有密切联系的金融机构坏账增加，引发国际性金融危机。
结构性震荡的联动效应，是指某些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与危机发生国十分相似，产业的碰撞使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结构失衡状态，从而引发国际资本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和货币市场进行类似的投机性冲击和规避性撤离，导致它们也出现严重的金融动荡。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东南亚国家，在其经济起飞阶段主要是依靠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核心的出口导向产业带动国民经济增长。这类产业大多是借助外国投资建立的“加工组装型”产业，其特征是加工设备和零部件、半制成品，依靠国内廉价劳动力加工组装成工业制成品，然后再销往国外市场，换取外汇。加工组装型产业能增加就业机会，适合东南亚国家资本少、劳动力多的特点，因而受到这些国家的青睐。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确实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也导致这些国家产业结构严重的相似和较深的对外依附性，从而为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快速传导埋下了隐患。当一国政府不能主动采取措施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时，就表现为由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进行破坏性调整。东南亚各国主动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明显不足和迟缓，于是就爆发了金融危机迫使其做出结构调整。
②政策性冲击。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由于各国经济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在一起，一国经济政策的变动构成对世界经济均衡状态的一种冲击，即政策性冲击。
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将对本国国内需求产生影响，通过国内吸收机制、资本流动机制和相对价格机制三个关键性的传导机制。国内吸收机制是一国收入的自发性增长将产生的直接吸收效应，即总支出增加，从而进口增加，通过贸易乘数作用对另一国产生影响。资本流动机制即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势必对本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产生影响，并导致相应的国内外资本流动，而国内经济政策变化的影响是通过国际收支的资本账户传播到其他国家。相对价格机制即宏观经济政策变化通过各种机制对国内外的相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动造成贸易流量变化和贸易条件的变化，使与本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受到影响。
（4）净传染效应传导机制。由于一国发生危机后，投资者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心理预期变化和信心危机造成的投资者情绪的改变，结果产生了对这些国家的“自我实现”的投机攻击，产生了净传染效应。净传染效应的传导机制是通过投资者预期经心理渠道传导的，是传染概念的核心。
净传染是指危机的传导无法从宏观基本面的基础变量来解释，即两个国家间经济联系薄弱，一个国家的危机并没有恶化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只是两国具有经济、区域、某些历史政策甚至文化背景的相似性，当某一国家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投机者对其他相似国家原先的预期，导致投资者重新评价其他类似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产生“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当一个国家的危机使得另一个国家的经济移动到一个“坏的均衡”时，投资者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心理预期变化和信心危机造成的投资者情绪的改变，就发生了传染，这种非接触性传导称为“传染效应”（Masson，1998）。
净传染是传导的特殊形式，当传导的强度足够大时，市场传导机制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使特定国家的冲击演变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冲击，传导就转变为传染。由于一国发生危机后，投资者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心理预期变化和信心危机造成的投资者情绪的改变，由此造成的货币危机在国际间传导。一国发生的货币危机可能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的传导而恶化，另一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最终在另一国又引发一场货币危机，这样在一国受到货币冲击后就会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产生在与之密切联系的另一国也会发生货币冲击的预期，于是在另一国家的经济形势尚未真正开始恶化的时候，由于市场预期的作用，投资者已开始纷纷抽走资金，最终酿成货币危机。同时，信息不对称及信息加工能力的限制也会改变市场的预期。受到信息不对称及信息加工能力的限制，投资者很难分清楚那些有着某些相同特点的国家的不同情况。根据卡尔沃（Calvo）和门多萨（Mendoza，2000）的模型，当收集和拥有某个国家的信息需要一个固定成本时，随着市场的扩大，某国资产在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份额下降，那么去收集这个国家的特殊信息所带来的收益也就下降，因此即使是理性的投资者也会跟随市场，产生“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使传导的可能性增加。此外，由于经济相似和政治相似，也会引发金融危机由一国传染到与其毫不相干的国家。
3-3-2-3 金融全球化的安全机制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范围上是逐渐扩展的，在程度上是不断加深的。在金融全球化下，一国的金融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从外部金融环境中输入金融资源和信息，不仅可以使系统维持原有的金融有序、结构和稳定，而且还可以由于输入输出的增多，对原系统形成“偏离”、“涨落”和“扰动”，当这种输入输出超过一定的程度时，由量的变化引起质的变化，便使系统逐步离开它的平衡态，原有的金融安全结构必定为新的安全结构所取代。因此，一国金融系统由初级市场化安全逐渐到金融深化中安全。但是，金融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又有着不同于一般开放系统的特殊性。其金融安全机制为一国金融系统同金融国际化环境进行金融资源、能量和信息交换，不只是一个物理的、方式的、数量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金融制度调整、金融结构整合、金融功能分化的过程。
金融全球化在某些方面增加了金融安全度，同时又在另一方面降低了金融安全度，它对国家金融安全总体上的影响要看这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在正常时期，一国金融开放可以获得长期的利益，这犹如涓涓流水；然而一旦发生危机，长期利益积累的相当大一部分可能遭受损失，损失之大甚至足以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因为对一个开放经济而言，可以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的方面和环节更多。主要体现在：第一，汇率、利率是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环节。资本市场的股票价格变动、银行借贷市场上利率的变化和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资信等级的变化等均将对一国金融安全造成影响，进而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第二，金融全球化打通了危机深化发展传递的各个环节。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旦一国金融对外开放，则金融危机更容易出现、深化、发展和传递。在实现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国家，各主要环节间的联系纷纷被打通，危机因而更容易出现和深化，危机的跨国传递渠道也更通畅。而且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所打开的危机传递通道恰恰是这个国家最难于控制的环节，除非这个国家花费巨大代价重新对国内国际金融进行管制，否则，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和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伤害。第三，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安全问题的跨国传递。金融全球化所导致的有长期性的金融安全问题，也有突发性的金融安全问题。而后一种问题容易使国家措手不及，对金融安全造成的损害尤为明显，因而各国应对它有足够的警惕，这也是金融全球化所导致的主要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可控性在减弱的重要因素，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巨大的压力。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传统金融企业的落后运营模式在同国外先进的金融营运模式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而且现有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很难达到一体化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我国的经济、金融对外开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在大力提高国内宏观经济、金融调控能力的基础上循序渐进。
3-3-2-4 国际资本流动的安全机制
国际资本流动主要通过国际信贷、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三种形式实现。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流动路径，影响因素和风险有所相同。从本质上讲，国际信贷、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都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金融账户。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一般是长期投资，而且伴随实物转移，其对流入国的金融体系的冲击相对不直接和明显，而国际信贷和证券投资两种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对一国的金融安全有较大的影响。
1.国际信贷引发金融不安全机制
当外国资本以国际信贷的形式流入某个国家，即以增加某国银行对外负债的形式流入某个国家时，该国银行的外币负债增加，同时，通常表现为该国银行在外国银行存款的外币资产也相应增加。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那么该国银行本币的存款准备金将增加并出现超额存款准备金，该国银行将会增加本币贷款，则外国资本流入导致该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增加、本币贷款的增加和本币供给量的增加。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不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而允许居民持有外币存款，那么，该国银行将会增加外币贷款。这样，外国资本流入没有导致该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增加，但导致对本国居民外币贷款的增加和外币供给量的增加，给本币升值带来压力。即：
①（外国国际信贷↑）→（某国银行境外外币负债↑、某国银行存放外国银行外币↑）。
②某国央行购买外币→（某国存款准备金↑）→某国本币贷款↑。
③某银行存放外国银行外币→对本国居民外币贷款→货币兑换→本币升值。
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亦将造成借贷市场和利率的波动，即：
①如果国际借款流入而导致某些国家的银行发放贷款时，它们能根据借款人偿还贷款的能力决定贷款的利率，针对可能出现的呆账预提足额准备金，避免贷款过分集中在那些对于国际资本流动较为敏感的部门，当国际借款偿还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收缩贷款时，它们可以比较从容地解决资金调拨问题。但是，对于中央银行监管不力，银行体系不够健全的国家来说，国际资本流动将给金融体系造成较大的风险。
②当国际资本流入时，将导致银行贷款的增加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导致利率的下降。相反，国际资本的流出导致利率的上升。这样，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净流入，利率将出现一个下降的过程；反之，利率将出现一个上升的过程。因此，国际资本频繁流动造成利率的波动。
③当国际资本流入而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发放贷款时，它们往往盲目扩大银行信贷，且银行信贷分配不当，使银行贷款扩展到偿还能力不高的债务人。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这些国家的银行往往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困境，从而求助于中央银行提供资金，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
2.国际证券投资引发金融不安全机制
当外国资本以债券投资、股票投资的形式流入某个国家时，外国企业或居民需要把外币兑换为本币，以用于投资。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那么，本币贷款和本币供给量将增加。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不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并允许居民持有外币存款，那么外币贷款和外币供给量亦将增加。
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造成金融市场和证券价格波动，即：
①当国际资本以股票投资的形式流入某国时，将刺激该国股票的需求并引起该国股票价格的上升。当国际资本以卖出股票的形式流出某国时，将增加该国股票的供给和引起该国股票价格下降。在股票市场上，外国投机者通常寻找股票价格指数偏高的时机同时在股票市场、股指期货市场、股票期权市场上抛售股票现货、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以获取股票价格下跌的差价。
②股票市场的投机将出现两种可能性：一是如果外国投机者获得成功，那么，该国股票价格暴跌，该国股票持有者将遭受损失。这样，企业将会减少投资支出而居民则会减少消费支出，从而导致社会需求的减少。二是如果该国政府采用大量买进股票的方法来反击投机，即使可以保持股票价格的稳定，但由于政府使用可以流通的本币买进了不能流通的股票，该国货币供给量将会减少。因此，大规模的股票投机往往对该国国内经济产生收缩性影响。
3.资本市场开放引发金融不安全机制
国际资本跨国界的流动必然导致不同货币的兑换，特别是大量资本短期内频繁急剧流出入某国，由此改变外汇市场上供求力量的对比，产生汇率贬值或升值的压力，对资本市场产生冲击。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外国资本不断涌入本国市场，它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银行可贷资金的增加。在可贷资金增加的情况下，银行会逐渐违背谨慎性原则，盲目扩大信贷规模，这就可能增加资产的风险。而当资本流出时，由国际资本流入推动的泡沫经济的破灭将直接导致经济衰退，企业的经营难以维持，使得银行贷款难以收回，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而且，资本的迅速流出往往造成短期利率和汇率的波动、股市的波动，给银行的经营和证券投资造成很大的损失，国际资本流动很可能导致银行危机或货币危机，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
国际游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潜在威胁不可忽视，尤其是资本的非法流出入对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不利的影响，增加宏观金融调控的难度、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容易造成金融泡沫、增加金融风险，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尽管我国还没有对资本项目开放，国际游资目前也有所收敛，但其对我国金融安全的潜在威胁仍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对资本项目开放的港澳地区的金融安全的潜在威胁更需要重视。巨大国际游资的冲击与横行，难以从引入的外资中有效地挑选或剥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