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安全运行的基本原理必须确立“金融、经济、社会”相互依存的系统观，以中国的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币值稳定为初始条件，以利率、汇率、股价等金融资产价格为传媒，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上实现内外均衡发展，创造良好的“信心、信用、信息”环境，保证市场参与者对市场预期和信心（陈松林，2001）。同时，在内生性和外生性动力机制交互作用于金融活动过程中，加强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监管，密切注视金融事件在连续系统状态变化过程中出现的突变，确保中国金融运行的基本平稳与发展，最终实现中国的银行安全、货币安全、股市安全、债务安全、保险安全和体制安全等金融整体安全。中国金融安全运行原理将揭示中国金融发展及持续稳健运行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根本，而其金融安全程度对金融运行质量又有反作用，制约着中国金融的发展。因此，在金融整体运行中，根据金融安全运行原理的基本思想，中国金融安全将体现在金融市场各业务子系统的安全之中。在此按金融市场业务分类各子系统的安全原理进行深入地探讨。
3-1-1 银行安全运行原理
银行安全是指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银行制度和银行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银行和经济命脉不受重大损害的良性状态，以及维护这种状态的能力和公众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这种状态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良性运行状态指银行资产大于银行负债，银行资金流不受阻塞，不良贷款比率低于10%；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指银行对自身出现的不安全因素，能够及时发现，妥善处理。如若个别银行出现危机时，金融监管部门也很快能加以解决，不会扩散到其他金融机构；公众的信心指公众普遍信任银行，愿意把闲置资金交给银行存储，愿意接受银行提供的理财方案。
银行安全问题涉及：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的安全问题是银行的个体安全问题，系每家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能力问题。安全性是商业银行的“三性”目标之首，即要求银行在经营活动中必须保持足够的清偿能力，经得起重大风险和损失，能随时应付客户对银行提存，使客户对银行保持坚定的信任。宏观层面的安全是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是指银行业能否应对自身产业的风险和危机。单个银行安全是整个银行体系安全的基础。此外，银行体系的安全有静态与动态之分，只关注静态安全是不够的，银行体系的状况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巨大的变化，必须采取动态跟踪的方法随时注意银行体系安全状态变动情况。
从风险角度研究银行安全可以看出银行风险、银行危机是与银行安全相对应的范畴。银行风险的本质是银行资产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如果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收益，只要存在银行经营行为，就一定存在风险，这种运行常态不意味一定存在银行不安全。银行风险按照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轻度风险、严重风险和银行危机三个层次，轻度风险不足以破坏银行安全；严重风险是指银行普遍存在的运转不畅的情况。如果严重风险逐步积累而得不到释放，将演变成银行危机；银行危机是危害银行安全的最重要途径，表现为大量银行机构的债务超过其资产市值，从而引发客户挤提而丧失偿付能力，最终导致银行出现改变资产组合、破产、兼并和政府干预等情况，其大多体现在支付体系等方面的问题。
银行安全的机理是银行发挥正常功能和经营秩序，银行资本及流动性足以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实际或潜在的挤兑威胁和侵害，把风险控制在偿付能力的状态之中，银行预期收入的现值足以清偿债务，且现金支付本期债务，从而实现银行安全。中国银行安全的成因机理，从作用范围看，对安全状态产生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宏观因素、系统性因素、微观因素三个方面（陈松林，2001）。
1.宏观因素（银行业外部因素）：是指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测值、经济结构协调状态、物价综合指数实际值和预测值等指标。宏观因素本质上反映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经济与金融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制约着金融业的发展，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或多或少都要在金融领域有所反映。同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活动，金融业运行的质量对经济发展有反作用。
2.系统性因素（银行业本身因素）：是指银行系统本身，对银行安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各种因素。包括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流动性状况、贷款质量、贷款增速预测值等。
3.微观因素（银行机构因素）：是指银行内部可能引起银行机构安全经营的因素，包括内部管理状况、存款集中程度、贷款集中程度、资产负债期限匹配状况等。从某银行来看，如果说宏观因素、系统因素反映的是其经营中所面临的外部风险，那么微观因素反映的则是其银行机构的内部安全状态。
上述因素影响的最终安全结果是通过以下指标来反映的：
（1）信贷资产质量。信贷资产质量是衡量银行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信贷资产质量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短期内决定银行的效益水平。客户偿还利息的情况直接影响银行的当期收益，而且当信贷资产质量恶化时，信贷资金被大量长期占用，新增存款将用于填补支付的缺口，无法产生效益，特别严重时会造成亏损，直至资不抵债。二是长期看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当信贷资产质量较高时，资金周转得快，头寸宽裕，当信贷资产质量恶化时，大量信贷资金被长期占用。当新增存款足以弥补缺口时，不会出现流动性问题，而一旦存款增长缓慢甚至下降，流动性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决定信贷资产质量高低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协调状态、物价指数变动情况、内部管理状况、贷款集中程度。
（2）非信贷类资产质量。非信贷类资产质量同样对银行经营有重要影响。与信贷类资产一样，非信贷类资产质量受到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失调、物价指数变动情况、内部管理状况的影响。
（3）存款增长速度。主要受经济增长率、贷款增长速度、金融风险事件的影响。存款增速对一家银行安全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扩大资产规模是贷款运用的基础；二是对支付能力、增强流动性有直接影响；三是影响银行同业竞争程度。存款增长的重要性在资产质量较差的条件下尤为明显。从技术上说资不抵债的企业应该破产倒闭，但对于银行这种特殊企业来说，即使资产质量非常差，已经资不抵债了，但只要存款增量足以弥补支付的缺口，就可以继续生存，并有机会扭亏为盈。
（4）银行同业竞争程度。银行同业竞争程度主要受经济增长率、银行机构数量、存款增长速度的影响。银行同业竞争程度对银行的内部管理状况有直接影响，当竞争程度过高时，银行经营困难越来越大，为了生存与发展，银行可能集中力量拉存款，而放松管理。管理的混乱可能导致资产质量下降、损失以及流动性恶化。
银行最终安全体现在银行正常功能、经营秩序和银行的发展上，具体反映在信贷资产质量、非信贷类资产质量、表外资产质量的提高，最终表现为利润增加、支付能力和竞争力增强等方面。
衡量银行业的安全性标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金融资源的控制权
首先是外资参股比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比重是衡量金融资源控制权的一个显著指标。它直接关系到外资银行参与中资银行经营决策的深度和广度，这个问题一向比较敏感。许多国家都对此设定了上限。中国银监会规定，单一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比例不高于20%，总的外资比例不超过25%。这个比例上限设定的难点在于把握其合理性，即究竟怎样的一个比例才能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前提下确保国家对银行的有效控制；其次是经营信息的控制权。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涉及经营信息资源的共享问题，这些信息覆盖面广，包括个人及企业信息系统，也包括社会信息资源等，这些信息应该控制在中资银行和相应中国机构之中。
2.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
发生危机的银行体系的突出特征就是其经营绩效的明显下滑和巨大的风险积累。国际通用的CAMEL评级体系是经营风险的有效测度标准。在借鉴吸收CAMEL的基础上，中国银监会于2006年1月1日颁布实施了《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其从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状况、管理状况、盈利状况、流动性状况及市场风险状况等方面设立了定性和定量的评级指标，为全面综合地衡量银行体系的风险水平树立了标杆。
3.银行网络的安全性
银行的网络包括结算、支付等网络平台是银行经营的基础资源，它关系到银行的生存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随着我国现代网络经济的发展和客户网络需求不断扩张使得银行网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必然要求银行内部建立起稳定安全可靠的网络系统，以保证银行业务的正常开展。外资银行大规模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后凭其庞大的经营规模、雄厚的资金实力、优良的资产质量，特别是较高的科技化程度，必然会与国内商业银行在“黄金客户”上展开激烈竞争，加强自身建设，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以吸引更多客户，是国内各大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特别是股份制上市银行的财务指标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银行业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冲击的考验。一旦经济发展减速，中国银行业良好财务表现的可持续性将面临考验。尤其是目前情况下，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呆账准备金规模、盈利率指标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银行业本身存在相当的安全隐患，脆弱的银行体系浪费了大量的公众储蓄，并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但是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和持续不断的储蓄流入没有使这些危机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特别是国有银行由于产权因素，国家信用实际充当了无形资本，严重不足的资本也并没有成为其持续经营的桎梏。这种现状的背后掩盖了商业银行本身不完善的公司治理、落后的风险管理以及不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等诸多弊病。
3-1-2 货币安全运行原理
货币安全是指保持本国货币运行不受内外各种根本性威胁和侵害的状态，国家凭借各种手段把汇率波动和外汇储备控制在可能引致货币危机的临界状态以下，确保本国货币正常功能和外汇市场的正常秩序。其安全程度主要表明本国汇率波动和外汇储备状态，是对本国货币体系稳定运行及发展特征的总体评判。货币安全的判断标准可用风险和危机程度来解释和衡量，安全程度由多项指标决定，如单项指标一年内本币贬值幅度低于25%，而且贬值幅度比上一年的贬值幅度低于10个百分点。货币安全并不完全表现在汇率动荡上，而主要表现在外汇储备等指标上。而货币危机是指对货币的冲击导致该货币大幅度贬值或国际储备大幅下降的情况，它既包括对某种货币的成功冲击（即导致该货币的大幅贬值），也包括对某种货币的未成功冲击（即只是导致该国国际储备大幅下降而未导致该货币大幅贬值）。对于每个国家而言，货币危机的程度可以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标来衡量，该指标是汇率（按直接标价法计算）月变动率与国际储备月变动率相反数的加权平均数。当该指标超过其平均值的幅度达到均方差的三倍时，就将其视为货币危机。因此，货币汇率持续稳定和国际储备合理运行是货币安全的根本。
货币安全的成因机理主要体现在：
（1）国内外经济周期的不一致导致的货币危机。国家间经济增长周期的不一致所导致的一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内在冲突是货币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一国采取钉住汇率制时，中央银行必须通过利率政策来保持币值的稳定，但如果本国与所钉住货币国家的经济周期不一致时，就会导致汇率与利率水平的矛盾，而当投机者注意到政府难以维持钉住汇率时，就会对该国货币发动攻势，造成该国货币的不安全。
（2）国际游资的冲击导致货币危机。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而国内经济运行尚不健全的国家，往往会吸引大量的短期外国资本，这些外国资本主要是专门从事货币与证券市场投机的游资，而真正从事产业活动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非常稀少，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货币金融危机中有深刻的体现。
（3）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导致货币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货币金融危机，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不当或体制僵化使宏观经济的某些环节出现了问题，进而导致汇市和股市暴跌引发的。根源在于东南亚各国僵化的汇率机制和脆弱的银行体系。
3-1-3 债务安全运行原理
国家对外金融安全分为债务安全和货币安全两类。对外债务安全是一国对外负债小于对外资产（主要以国际储备等表示），且能够凭借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把外债控制在发生债务危机的临界状态以下，确保一国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由于一国对外债务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所以债务安全又被称为国际收支安全。它可以分为流动性安全和清偿性安全（陈松林，2002）。流动性安全是指国内经济发展良好，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偿还外债都没有问题。清偿性安全是指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稳定，偿债能力强。
债务安全成因机理主要体现在财政赤字的增加将促使通货膨胀上升，进而造成出口商品成本上升、贸易条件恶化、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当国家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当局不能钉住汇率，同时，公众也能看到即将到来的崩溃，实际货币余额需求降低，对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进行投机冲击，引发外汇储备的突然耗竭，债务安全受到威胁，进而发生货币危机。对国家金融安全来说最重要的是外力对一国经济的干预程度，失去了自主性和主动性而被外力所致的紧急调整，必然会破坏一国内部的稳定系统，导致社会经济和政局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外力对一国经济可干预的最大理由就是外债的归还问题。而政府是否握有足够外汇储备是对付外来干预的关键所在。因为有了储备就可以将急性的问题化解成慢性问题，逐步加以解决，否则外债的拖欠就成为外力干预的最“正当”理由，并由此引发国家金融危机。许多研究结果表明，真正对国家金融安全能直接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外债与国际储备之间的关系。
反映外债安全程度的相对指标包括：
（1）偿债率。这是每年长期外债还本付息额和短期外债付息额与货物和服务出口收入的百分比，衡量一国当年的偿债负担。其国际标准安全线为20%，最高不得超过25%。当偿债率超过25%时，说明该国外债还本付息负担过重，有可能发生债务危机。
（2）债务率。这是一国外债余额相对于其货物和服务出口收入的百分比，衡量一国外债对其出口部门的压力。外债清偿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一国出口创汇能力的高低。出口创汇收入越多，外债清偿能力越大；反之，出口创汇收入越少，外债清偿能力越小。当一国外债清偿能力小于外债直接负担时，债务国就可能发生债务危机。它反映该国对外举债能力的大小。国际上通常认为，该指标不应超过100%。当债务率超过100%时，说明该国外债余额过大，外债负担过重，外汇收入难以满足对外还债的需要。
（3）负债率。这是一国外债余额相对于其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衡量了一国经济的负债总负担情况。国际上通常认为负债率的安全线为20%，该指标表明一国经济发展对外债的依赖程度，是反映外债风险的长期、总体指标。因为从长期来看，一国的偿债能力取决于该国经济实力的大小，GNP则是一国经济实力的综合体现，所以将GNP作为分母衡量偿债能力具有合理性。如果该指标数值过大，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对外债过分依赖，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发生偿债困难；如果该指标良好，处于警戒线以内，则金融运行相对安全，即使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情况下，由于外部因素触发金融危机，那么危机过后，其经济复苏会相对较快，因为该国经济发展对外债的依赖性较小，外债的本息支付不会对国内积累和消费产生太大影响。
（4）外汇储备额与外债余额的比率。它反映当一国偿还外债的其他支付手段不足时，可动用国际储备资产来偿还外债的能力。外汇储备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作为举债的保证和偿债的手段。该指标的国际警戒线区间为30%~50%，如果低于30%，则表明70%以上的外债还没有储备的保证，遇到偿债高峰或意外情况容易出现问题。一个国家国际储备与外债总额的比率越低，它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越弱，这一比值与对国际金融安全的冲击程度呈正相关性。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墨西哥之所以出现严重金融危机，与这一指标过低反映出的情况相符。当这一比率大于1时，则表明偿债能力较强。一国储备过多，机会成本提高，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一国储备过少，则容易发生债务危机。按照国际惯例，一国外汇储备不应低于该国1~3个月进口的外汇支付额。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汇储备应高于年进口额的1/4.这是为了满足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和偿还外债本息的需要，也是为了避免发生外债风险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
（5）短期外债风险指标。
衡量短期外债风险的指标有：
（1）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虽然用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之比衡量外债风险存在缺陷，但外汇储备的应急支付作用不可忽视。该指标的国际警戒线区间为70%~100%，一旦超过100%，表明该国存在极大偿债风险。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指标最能反映一国短期内是否会爆发金融危机。
（2）短期外债与全部外债的比率。该指标用于说明一国外债期限结构是否安全合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区间为20%~25%。超过这一指标，表明当前还债压力大。该指标的迅速上升，往往被认为是债务危机的先兆。
上述六个指标是一个有机整体，可以完整有效地构成国家外债规模安全指标核心。第一、二、三项指标是最重要的总量指标，它反映的是一国外债安全状况的基本态势。第四项和第五项指标都属于结构性指标，其中第四项指标最为关键，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当年的外债还本付息压力，这一压力大小直接决定着是否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第五项指标具有短期预警功能，通过它基本可以预测一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具体时间。
从我国外债安全状况看，截至2007年底，我国外债余额为3736.18亿美元，比2006年末增加 506.30亿美元，增长 15.68%。我国短期外债余额2200.84亿美元，增加364.56亿美元，增长19.85%，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的58.91%，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中长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1535.34亿美元，比 2006年末增加 141.74亿美元，增长 10.17%，占外债余额的41.09%。据初步计算，2007年我国外债偿债率为1.98%，债务率为27.84%，负债率为11.52%，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为14.40%，上述债务指标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从偿债率来看，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说明当前我国的债务负担比较适当，外债偿还能力较强；从债务率来看，我国债务率也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利用外债的效果比较好，外债用于出口行业的效益好，外汇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从而增强了我国的外债偿还能力；从负债率来看，尽管我国外债规模增长很快，负债率从总体上看也有上升的趋势，但没有超过20%这一安全线。这说明，我国的外债规模在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不大，能够承受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GNP增长较快，利用外资的效果较好。
3-1-4 股市安全运行原理
股市安全是指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在短时间内不发生大幅剧烈的波动。也就是说在股票市场上，股票价格波动状态基本与经济发展变化相适应，且幅度不致引发股市危机。表面上看，股价波动与资金流向有关，但实际上，股票价格的虚拟成分与股市“泡沫”才是造成股价剧烈波动的根源。因此，有必要在股票价格的虚拟成分与股市“泡沫”问题中说明股市安全原理。股票市场的运转效率，促进了资金的合理配置和资本国际间的自由流动，推动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便利了投机资本的流动，加剧了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流动和股票市场的动荡，因而增加了股票价格的虚拟成分与股市“泡沫”，股票市场变得脆弱，某一导火线可能引发股市危机爆发（陈松林，2001）。
相对于其他金融市场来说，股票市场更给人一种不稳定的印象。股市的特性在于股票市场的成员总是在相互赌博，而且股市与真实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股市波动对真实经济的影响也更深刻。历史上大萧条的直接原因便是股市的崩溃。
对于股市波动性的解释主要有三：一是过度投机。这是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对资产价格波动性的解释，它强调市场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导致的过度投机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正如凯恩斯描绘的“乐队车效应”一样，当经济的繁荣推动股价上升时，幼稚的投资人开始涌向价格的“乐队车”，使得市场上升更快，直至资产价格上升到完全无法用其基础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水平上。最终，市场预期发生逆转，价格崩溃；二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虽然宏观经济的波动通常并不像股市那样频繁而剧烈，但股市的波动很大程度上确实来自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因为股票价格代表的是对一个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因此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一收益的预期或市场对之贴现的贴现率的事件，都会引致股市的波动，而且股市的调整既快又剧烈；三是可能导致股市过度波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交易和市场结构的某些技术性特征。任何便利于高买低卖的技术性特征都可能会加剧股市的波动性，而凭信用交易保证金交易，以及抛空机制就属于这一类。通过保证金方式可以作很大的金融交易，推动市场价格的急剧变化，而当价格向其不利的方向发展时，它们因保证金压力不得不被迫平仓，这就会造成股价的大起大落。最新的金融创新，例如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电脑决策的交易策略等，也都可能造成股市的不稳定性。
现阶段中国股市潜在的六大问题：一是中国股市的定位问题。股市的基本功能不外乎融资、投资、资源配置，但是融资、扩容无疑在中国股市是压倒性的，从中国股市10多年能够超越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发展规模就可见一斑，融资功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让中国股市从无到有、发展壮大，逐步成为经济的晴雨表，从额度分配、捆绑上市、扶贫解困、开辟中小板、H股海归、央企整体上市当中均可以发现十分明显的政策对于融资的倾斜、扶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化解银行风险成为股市融资的原动力，而股市的投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几乎被荒废，在不需要给股东回报、融资门槛很低的情况下，大量的企业有了上市的冲动，甚至圈钱的冲动。所以管理层给股市的定位让中国股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融资市场，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善的证券市场。回顾历史上的每一次牛市的终结都是与巨大的融资压力也就是扩容有关，而每一次救市都是与市场失去了融资功能有关系。二是股市政策的连贯性问题。在股票市场上，对于上市企业股价的估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现在的资产状况，净资产均分估值每股的股价；另一种是根据未来企业的现金流贴现值评估股价。1998年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直指股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速度加快，迅速增加了股票市场的市值，大量的闲散资金向股市汇集。可是，针对股市的政策也成为改革的一部分，由于政策的多边性，投资者难以利用上述两种方法估值。股票的价格不是按照一定估值区间变化，而是围绕政策变动，以至于股民称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所有的股价起落都跟政策相关。经济体制改革，引起政策变化，股市得不到连续性政策的保护，投资者难以对股票正确估值，一切依靠估值进行的投资也就随之失效。三是上市公司、投资者、中介机构三者的关系问题。中小投资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投资者拿出大量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发展，而上市公司大量融资后却可以不给予回报，导致中国股市缺失投资功能。人们买股票首先是投资上市公司，投资就要有回报，可是上市公司不分配好像是天经地义，即便有分红，也是甚微，几乎没有上市公司像发达国家的蓝筹上市公司每年拿出净利润的50%以上进行分红，而且保持分红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只有融资没有回报的结果是资金从市场大量流向了上市公司，交易佣金从投资者手上流向了中介机构，印花税上交了财政部，在没有增量的情况下，市场资金会越来越少。由于资金没有回流到市场、投资者手中，市场失去了投资的基础，市场的上涨只有靠后续资金、新股民的资金入场来推动，就像2007年的牛市，基金热销、资金入市、股市大涨，前人赚后人的钱，博弈的接力棒一棒接一棒，直到这样的游戏结束。实际上在信息披露、交易的公平性、新股发行、股东权益等很多方面，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都没有得到保障，这都是市场缺乏长期吸引力的症结所在。四是股市的操作和监管问题。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和企业差距拉大，股市投资主体的资金实力、管理能力、投资目的等差距拉大。各个投资主体所希望的政策方向各不相同，同一政策诉求的投资主体形成了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通过博弈影响政策的制定。利益集团利用政策攫取利益的最好例证就是股权分置改革。利益集团首先制定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别定价出售，然后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利用各种方法把市场股价拉到一定的高度，套现出售。以至于股市从2005年开始经过持续的增长，在2007年11月后又一路下坡，2008年8月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股市几乎失去了融资能力。众多个人投资者资金和信心双双崩溃，新股募集严重受损，中国股市名存实亡。五是上市公司质量问题。虽然2007年初一些优质的大盘股陆续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但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水平并没有质的改变。无论是公司治理水平，还是信息披露质量，都没有达到正常资本市场的要求。成思危副委员长于2006年，对我国股市中当时的1344家公司做了一个总体的分析，分析表明真正有投资价值的也就400家，占30%左右。此外，所有基金选中的成分股大概也就是400家，其他是投资价值不高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投资价值的公司，例如净资产为零的甚至没有利润的，这种公司怎么能给投资者合理的回报？成副委员长说“股市泡沫正在形成，从利润回报率和其他指标看，内地上市公司70%没有达到国际标准。但在牛市中人们投资相对不理性，每个投资者都认为自己能赢，但许多人都是输家”，没有公司业绩支撑的股市只能是危险的股市。大家都在等着股市对外开放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投资家，在进入中国股市之前，肯定首先考虑的是分析中国股市是否具备投资价值，中国股市目前还不具备投资价值，任何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投资家都不会盲目进入中国股市的，即使有，也只是极少的一点点。门打开是一回事，别人不进来又是一回事，当期待的梦想破灭的时候，也就是灾难来临的时候。六是市盈率过高问题。①市盈率是衡量股价定价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投资价值，这是一个被世界股市普遍认可的铁的经济规律，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必将与世界股市的平均市盈率接近。沪市和深市的平均市盈率水平曾经达到40.68倍和42.57倍（数据来自交易所，2007-3-16），市场整体的市盈率已经不低，比世界股市平均不足20倍的市盈率高出2倍，迟早必然会有一个价值回归的过程。②对股票价格虚拟的合理范围及股市“泡沫”的判断。由于股票价格体现了与利息率相关的股息收入的资本化，股票价格便取决于以银行利息率为参照系的股息率的状况，以及投资人对企业盈利前景的判断。用市盈率这一指标分析股票价格虚拟成分是否合理以及股市“泡沫”存在与否，最关键的是明确市盈率有没有合理定位。股票价格相当于每股利润的多少倍，股票价格虚拟部分属于一个正常的合理范围，否则，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就应视为股市“泡沫”的产生。③从理论上看，一方面，股票价格取决于股息率和利息率两个基本因素；另一方面，在金融投资中，股票投资风险较大，回报较高；存款风险最低，回报也最低。因此，存款回报即利息率可视为股票回报的底线。
就目前而言，股市安全无疑对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维护股市的安全，避免其暴涨暴跌，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有之责，而政府维护股市安全的关键是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就我国股市的现状而言，股市的最大风险不完全在于市盈率和换手率，而是在于股票市场自身的完善和规范程度。若股票市场自身问题重重，那么即使市盈率和换手率低，单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一点余波就能使所有问题爆发。市场动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应对市场动荡合理的、周密的机制安排。因此，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依托股市化解其自身和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的制度矛盾，对股市安全是非常必要的。
3-1-5 保险安全运行原理
保险安全是指没有明显的保险行业危机，无重大财产实际损失，保险市场稳定，保险机构运行有序，保险监管主动有效；未因客观经济因素使政策偏离既定目标，保险的运行也未对经济、政治等的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一国保险安全往往被视做国家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保险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也决定了保险安全被普遍地看成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核心。金融系统是配置社会资本、资源的功能系统，金融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显得愈加明显，金融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突出，而保险业的稳定事关金融业稳定、经济稳定的大局。事实上，世界上各主要工业化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正在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都越来越关心本国的金融保险安全问题。
保险安全成因机理，从作用上来看，对安全状态产生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保险监管、保险市场主体的行为理性方面。
1.保险监管
主要反映对保险风险的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具体表现在：
（1）保险监管对保险风险的内在控制。保险风险源于保险体系、保险机构以及保险市场和保险产品价格的内在脆弱性。保险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是导致保险风险的重要根源。保险风险的内在成因在于风险的客观性、可控性、隐蔽性、扩散性等。其主要表现在隐蔽性和扩散性：①保险风险只有在爆发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在风险的形成、累积过程中常常呈现出隐蔽性，其根源在于保险行为的非同步性和实质依赖性：一是因信用因素，保险机构可以用新的保费收入偿还以前承诺的保险赔付，致使许多损失或不利因素为这种信用循环所掩盖；二是因保险机构可以用当期较好的投资收入弥补保险产品的利差损失，从而掩盖其事实上的保险损失，但投资收益毕竟是不稳定的；三是因保险垄断和政府干预或政府特权，使一些本已显现的保险危机，被人为的行政压抑所掩盖。尽管隐蔽性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保险机构提供一些缓冲和弥补的机会，但是它终究不是风险防范和控制的根本办法。②保险风险区别于其他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风险的扩散、感染效应，即保险机构的风险损失或失败，不仅影响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突出的是导致众多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损失或失败，从而引起社会的动荡。一是保险机构作为储蓄和投资的信用中介组织，经营管理的失败，必然带来连锁反应，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心理造成巨大震荡，形成“羊群效应”；二是保险业不仅向社会提供信用中介服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领域的银行、证券等业务联系紧密，保险业危机势必对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以及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具有数量倍数扩散的效应，它不同于其他风险爆发只在既定范围内匀速变动，而是因信用链受加速变动，形成“马太效应”。
（2）保险监管对保险风险的外在控制。保险风险作为一种引致损失的可能性，微观主体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等因素，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保险损失。①“经济人”是保险风险产生或形成的前提。各种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特别是保险交易过程中，往往是一种非合作的博弈，即任何保险交易的达成，都是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结果，而保险风险就是这种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保险风险产生的必要条件。如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其在配置过程中难以做到公允，有可能使风险大的投保人愿意、容易得到保单，而风险小的消费者反而远离保险，从而产生保险逆向选择。③市场参与者的不完全信息是保险风险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相对于保险公司，投保人对所投保项目或者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的风险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保险公司却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在信息不完全与非对称的经济环境中，存在着明显的机会主义行为、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行为。“逆向选择”降低了保险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道德风险”削弱了保险市场的资金动员能力，二者都会导致保险风险的产生。④保险制度及其变迁反映保险安全的发展状况。尽管保险制度本身是控制、防范风险的游戏规则，但它又是风险的产物。有效的保险制度也不可能消除风险，只能使风险外部效应内部化和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程度。不合理或无效的制度，无助于风险的控制与防范，反而助长风险的蔓延。
2.保险市场主体的行为理性
化解保险风险，实现保险安全，就是要增强保险主体行为的理性。①保险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在建立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后，被保险人试图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作出了损害保险人利益的事情。②被监管者的从众行为。在保险领域，如果某家有市场影响力的保险公司发明了一个新险种，而且市场销售形势很好，或者该公司创建了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其他竞争对手很可能认为这将是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加以仿效。在很大程度上，保险主体从众行为是他们对保险市场、金融市场预期不确定的一种反映。因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机构能时时把握市场形势，所以当许多保险公司无力对保险市场的未来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或对所有潜在投保人的信誉做出评估，同时也不能保证自己独立行事的效果有利可图，他们最理智的行为就是从众和依赖他人。研究表明，由于保险具有较强的契约性，如果资产配置于不透明的流动的、比较困难的市场，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加剧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会造成系统性风险。③监管者行为的有限理性。一是保险监管者的从众行为。在保险领域，由于保险创新，某一家公司设计生产了新产品或者新的作业模式（如实施银保合作），由于初创公司在市场上取得了突出业绩，保险监管机构往往会向市场上其他保险公司宣导、推介这种新产品。此时，由于对新事物监管方式并不成熟，各地监管派驻机构的监管方式就可能被迅速仿效，而不能从根本上分析此种监管方式是否最终可行。二是灾难短视行为和忽视信息行为。对于保险监管者来说，发生“灾难短视”的可能性在于：没有能力看到潜在的危机；看到风险存在却意识不到危机的强烈后果；察觉到潜在危机却决策失当。这三种短视行为接连发生，会形成危机失控。监管者对待信息的问题是对信息的忽视与误用。三是组织寻租行为。保险监管中发生的寻租现象，将影响保险监管的公平与效率。④囚徒困境与保险挤退风险。保险市场主体的个体理性与保险公司的集体理性之间、保险主体之间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一般而言，一个保险主体对另外一个保险主体的态度是非合作的态度。因此，保险市场上的“囚徒困境”是指在某种情况之下，对每一个保险主体都有好处的行动方案却未必能够得到实施。对于商业保险，特别是投资联结寿险而言，它所遇到的“囚徒困境”之一就是投保人的挤退行为。
尽管近年来中国保险业尤其是人寿保险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业还存在着众多差距。主要体现在：一是广大民众保险意识还很淡薄。老百姓对保险的意义和功能认识还不够，导致人均保险费低，民众购买保险的比例低。二是保险业本身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有待增强。保险商品的种类比较少，保险的保障范围比较窄，保险从业人员尤其是保险代理人的综合素质还不是很高，服务不够专业，造成保险代理人与客户之间、客户与保险公司之间纠纷不断，官司日渐增多。三是保险投资渠道少，巨额保险资金只能用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和企业债券。而且，保险资金投资渠道的不畅也影响着寿险商品的设计和发展。四是保险的立法工作尚需加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保险公司在运作中还有许多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
进入2007年后，外资保险公司大量的涌入，使保险市场原本的有效需求不足，供大于求的矛盾进一步深化，降低了保险公司利润率，降低了保险业偿付能力的稳定性。外资保险公司会以先进的信息技术、管理技术、营销手段，迅速瓜分市场，使内资保险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下降，改变保险市场格局，加之内资保险公司运行的机制落后，将弱化风险自控能力。其次，保险市场的监管难度将增加。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必将形成更加复杂的市场供求关系、结构关系、中介组织等。而我国目前的保险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够、方法滞后，必然影响我国保险体系的整体功能，危机我国的保险业安全。
3-1-6 金融体制安全运行原理
金融体制安全运行是指在金融运行中，风险不可能消失，但可以通过金融体制结构的优化极大限度地降低；金融体制是制度对金融因素的决定结果，优化制度环境与安排的机制也将优化金融体制的安全运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体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有效的金融体制的性质必然要符合其产业结构的性质，金融安全运行的体制能够维护和促进一国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
金融体制安全运行的机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对金融主体行为进行约束的机制，其责权利的对称有利于避免道德风险，可以作为第一层约束；法制框架可以作为第二层约束，用来规范不遵守责权利规则的金融主体；金融机构的有效进入和退出市场是最后一层约束。二是金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以市场机制支配金融主体的合作与竞争方式。消除垄断、促进竞争是保证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特别是国有金融成分的垄断和地区性垄断，应当允许更大范围的金融产权多元化，这由市场决定各种产权的份额。金融体制安全运行中的各种风险是由于缺乏市场约束力的体制和经济主体之间不完整，甚至扭曲的信用关系造成的。三是中央、地方和金融机构各自权利义务关系模糊界定的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是影响金融运行质量的重要原因，在不能防范道德风险的体制下，金融改革必然是缺乏成效的，甚至可能导致金融体制的崩溃，金融体制的崩溃却可能导致一国经济的整体性崩溃。因此，金融体制改革不应该再是机构层面的分分合合，而应该重点界定各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把体制性风险、道德风险降到最低，从而促进金融体制安全运行。
金融体制安全具有内生性（陈松林，2001）。一个安全的、有效的金融体制绝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它也并不完全受制于国家或社会团体的意志，它是决定于一国产业结构的选择。然而，金融结构的安排又会反过来影响一国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业结构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当国家已经选定了一种经济发展战略以后，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其既定目标的实现，就必须按照该国要素禀赋的结构作出相应的金融安排。于是，金融体制就内生地被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要素禀赋的结构决定了。相反，一个有效的金融体制的性质必然要符合其产业结构的性质。产业结构的性质又主要决定于两个外生的因素：一是该国当时的要素禀赋性质；二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要素禀赋的性质决定了该国最适于从事的产业和进入这些产业时所采用的技术。经济发展战略则决定了该国政府产业政策所要支持的产业。如果二者一致，则该国产业结构是最佳的。此时金融资源将能够自由地在产业各部门之间流动。这是因为，根据利益原则资金将自动流向能提供最大收益的产业部门。而符合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部门必然是能提供相对较高收益的部门。如果二者相去甚远，为实现政府的战略意图，政府就不能允许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因为政府选定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不符合本国要素的比较优势，必然不能创造较高的收益。结果，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干预，甚至政府垄断就不可避免。后者恰恰就是我国传统金融体制形成的内在逻辑，然而，这也表明金融结构的安排又会影响一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如果金融体制不合理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