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日本文化，就不能不谈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真正的武士信奉：“身为武士者，与平日就重视勇气与名誉的人为友，战时也要求与这样的人为敌。”这就是武士所提倡的“勇”，而“勇”表现到极致时，便近乎“仁”。尼采说：“能以敌人而自豪者，便能视敌人的成功为自己的成功。”这无疑是对武士“勇”与“仁”的最准确的表达。
武士道的历史
日本武士道最早可追溯到江户时代的佐贺藩时期。据说那时，武士道被称之为“叶隐”，是指在1716年间民间传诵的，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传述，同乡藩士田代陈基听闻、书写、整理完成的一本武士道修养书，意为有如树木的叶荫，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书以问答体的形式写了“叶隐闻书”的过程，全书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者《叶隐集》，详细地介绍了武士的心得修养、言行，列举了不同武士同各藩主的关系。
这本书大肆宣扬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的武士道精神，倡导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的气概，批判了一般人对生命的执著态度，一个真正的武士应该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它标榜了武士的精神优越性，即信奉先从心理上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的理论，并让武士将此作为头等的道德规律。
从日本历史发展来看，日本的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时期，当时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逐渐瓦解，征兵制也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而日趋松弛。公元9世纪时，日本征兵制改行“健儿制”，导致了兵役成为贵族的专利，进而使得军队素质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日本各地的庄园正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而庄园主为了领地和安全，不得不自建保卫组织，先是慢慢分离出一些农民让之接受训练，后来就形成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
随着庄园化的发展，武士的势力也在逐渐加强。到11世纪时期，以庄园为单位的武士团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这个集团中充斥着极强的宗族观念，有独立的首领“物领”，而下属“庶子”对“物领”绝对服从。战场上的武勇和“庶子”对主人的献身精神，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的武士道观念，并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
从此武士逐渐作为一个阶层发展了起来，而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制度开始占据优势的时代。他们的兴起，不仅仅是贵族与武士之间争夺权利的过程，也包含了日本地方新兴力量的产生。但是直到德川幕府时期，“武士道”这个名词才真正以文字的方式出现。
武士的发展
自11世纪武士作为一个集团的形式出现后，他们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所信奉的忠信体系，也形成了最初的武士道精神。同时武士在幕藩体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起到过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到了19世纪末，武士所肩负的推翻幕府统治、创建明治新政府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而其庞大的体系和巨大的经济消费已经成为新政府的沉重负担，此时也是他们该告别政治舞台的时候了。
据统计，在明治初期，武士占日本总人口的1/16，萨摩藩武士人数更是高达全藩总人口的1/4，而这些武士都是以将军和大名为衣食父母，通过领取数量不等的秩禄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封建主从关系。但是到“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后，基本上废除了藩主的封建领主性，武士的生计来源被截断，新政府只好接手承担这一庞大武士阶层的衣食包袱——秩禄。
但新政府在承担了武士集团庞大的生计之后，却无力背负这个沉重的包袱。于是，久经沙场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人先后实施了家禄奉还、自寻生计等政策，但是都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1875年，再也无力承担重负的新政府终于以138号布告的形式，正式推出了以货币俸禄取代禄米、停止献出家禄和赏典禄、全部废除禄米额的“金禄制”政策，以期用较少的代价赎买武士阶层手中所掌握的财产特权。
当时佐贺藩士出身的政治家大隈重信是发授金禄公债证书的积极鼓吹者，在他的鼎力相助之下，大久保政府于1876年8月5日断然颁布了《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这个条例规定：拥有1000日元以上的高额家禄武士一次发授6～7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5分；拥有100～1000日元的，发授7～10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6分；拥有10～100日元的，发授10～13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7分，而零头都以10分利支付现金。条例还规定，公债一次性支付完毕，今后不再支给。公债的本金自发授后第6年开始抽签偿还，30年内偿清。
这次对武士家禄的大收购活动，可以说进行得非常彻底。根据日本大藏省的统计，此次家禄大收购活动几乎包容了日本社会内所有家禄持有者，历经此次活动，武士阶层所拥有的食禄特权被取消，而在日本社会中沿袭数百年之久的庞大的武士食禄阶层作为封建制度的一个等级最终也被消灭了。
武士精神的没落与复兴
随着武士阶层的消逝，武士道精神看似也逐渐远离了当代的日本人，但是武士道其实已经深入了日本人的灵魂，成为日本人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至今日本人所做的一切事，都能够从武士道中找到久远的根源或较为可靠的解释。
日本很聪明地保留了武士道传统，并把它应用到现代的工作场所，使日本人在和平时期，也能唤起民族主义和牺牲奉献的武士道精神。事实也表明，现代日本经济也是一种由国家指导的武士道资本主义，武士道也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存在和流传。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民族过分强调武士道精神中的合作性，从而也导致了现代日本人过于注重团队，忽视个人能力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