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想向听众们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穆斯林的情况。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经过1300多年的发展，中国穆斯林人数目前已达到2000万，包括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他们绝大多数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如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其他省区也都有穆斯林。中国现有清真寺35000座，在清真寺执教的伊玛目达45000人。为培养伊斯兰事业接班人，中国的一部分清真大寺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0所伊斯兰教经学院有26000多名学员，他们学习《古兰经》、“圣训”、伊斯兰教法及其他伊斯兰教知识、阿拉伯语和伊玛目必修的相关课程。目前中国有数以百计的穆斯林青年分别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留学。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对中阿文化交流、传播伊斯兰文化方面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要高兴地告诉大家，中国政府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随着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各族人民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因而每年赴圣地麦加朝觐的人数日益增多，由改革开放前每年朝觐人数仅十几人、二十几人骤然增至数千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现在一年朝觐的人数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所去朝觐人数的总和。上述事实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政府的贯彻和执行。鉴于此，我国各族穆斯林心情舒畅，积极工作，在参加祖国的建设中各自发挥着作用并作出了贡献。
中国穆斯林同亚非各国穆斯林始终保持着友好往来，亚非各国不少伊斯兰学者、教授、伊斯兰组织负责人乃至诵经师等都先后应邀来我国访问，当然我们也相应地派出穆斯林代表团或个人应邀到亚非伊斯兰国家进行友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书法艺术展览，组派诵经师赴沙特阿拉伯、埃及、马来西亚、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参加《古兰经》诵读比赛。不仅进行了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也加强了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应邀每年选派伊玛目前往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进修，为逐步提高我国伊玛目的素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此，我们向埃及宗教部和爱资哈尔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世界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遗憾的是，世界一些局部地区冲突不断，如中东和平进程进一步恶化，作为穆斯林，我们深为痛心和关切。对在巴以冲突中不幸牺牲和受伤的巴勒斯坦兄弟深表哀悼和慰藉之情，我们呼吁，立即停止镇压和冲突，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必须恢复。我们坚信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继续高举和平的旗帜，在真主的襄助下，在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恢复合法民族权利。我们祈求万能的真主襄助，使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合理的解决。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000年12月，笔者受国际电台之邀撰写的广播讲话稿）
繁荣的中国伊斯兰教育
霍娜
中国的伊斯兰教育是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起源于16世纪中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两种施教方式：一种是清真寺经堂教育；另一种是伊斯兰学校教育。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穆罕默德·赛义德·马云福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经堂教育由明代中叶的著名伊斯兰学者胡登洲（1522～1597）所创，他在继承前人传播宗教方式的基础上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先在家中后移在清真寺设帐讲学，免费招收学员，讲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经典。中国传统的穆斯林私塾教育首先在私宅兴学，收徒讲经，后为各地清真寺仿效设办，年久遂形成中国穆斯林培养阿訇的定制。后来经堂教育在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它明确了以宗教教育为主，兼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方针，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教育形式和传播宗教文化知识的重要方式。经堂教育培养出的经学人才和清真寺的教职人员，对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马云福说，伊斯兰学校教育出现于20世纪初，形成发展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种教育方式在培养具备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经俗两用型人才方面，开辟了新的思路，把中国的伊斯兰教育带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1995年，北京成立了一所全国性伊斯兰教高等专业学校——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作为我国现代伊斯兰教职业教育的代表，它具备较高的伊斯兰文化知识和阿拉伯语、汉语水平，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培养出大批高级宗教人才。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发展民族宗教事业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并先后在银川、乌鲁木齐、昆明等地建立了9所地方性伊斯兰教经学院。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所属伊斯兰发展银行自1986年起，先后向中国援助590多万美元，用于兴建、完善各地伊斯兰教经学院及民族职业中学，为中国伊斯兰教育事业和民族教育提供了大力支持。此外，中国在加强同伊斯兰国家的合作与交往的同时，还与一些国家签订了文化交流协议，定期派遣中国穆斯林出国留学，估计目前有400—500名中国穆斯林青年在国外伊斯兰院校深造。
据悉，中国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群众达2000万遍布全国各地。马云福强调指出，这些历史上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特别是位于偏远贫困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还比较落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建设美好家园，就必须发展教育，只有进一步提高民族素质，人民的生活面貌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经过几百年的努力，中国的伊斯兰教育获得了成功，它使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并在推动中国各族穆斯林经济文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98年3月，本文被翻译刊载在阿拉伯语刊物上）
到麦加去，成为“哈吉”——哈吉马云福谈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
李巨川
哈吉，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朝觐者”，用以尊称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并按教法规定履行了朝觐功课的男女穆斯林。凡到圣地麦加朝觐过的穆斯林，均被视为受尊敬的人，因为他们亲身完成了神圣的天命功课，也都可在其名前冠以“哈吉”的尊称。为了完成“哈吉”这一功课，每年伊斯兰教历12月9日前，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包括中国的穆斯林，就会从世界各地涌到麦加圣地，完成天命功课。
中国最早得到“哈吉”称谓的人据说在明朝或明朝以前。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穆斯林引以自豪的伟大事件，据记载，郑和的随从马欢等人就去过麦加，郑和的父亲也去朝觐过。要想成为“哈吉”，在过去是十分艰辛的事情。西北的穆斯林多骑着毛驴沿“丝绸之路”，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清初，马明心跋山涉水、穿越沙漠，不远万里赴麦加朝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次组织赴麦加朝觐团是在1955年，由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过，1979年又恢复了。朝觐的人数不断增加，从最初的20人增加到2004年的4700多人。朝觐的交通条件也改善了许多，现在可以坐包机直飞沙特的吉达。接受采访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马云福先生见证了这一切。他1980年拥有了“哈吉”的称谓，曾十余次赴圣地朝觐、副朝及会谈，其中多次担任朝觐总团团长。他在伊斯兰教协会工作已近半个世纪，为了自己能成为“哈吉”，为中国能有更多穆斯林成为“哈吉”，付出了艰辛。
神圣的“哈吉”之旅
马云福先生首先解释道，“朝觐是穆斯林五大功课之一。《古兰经》里讲道：‘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3：97）教法学家根据《古兰经》中的‘能’字，认为朝觐的人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经济能力，但不是说筹足了路费就具备了能力，还要留足全家人一年的生活费；二是身体健康，理智健全；三是路途平安，即沿途没有战争和瘟疫发生。朝觐者的年龄男子必须超过12岁，女子超过9岁。女性朝觐者应由一男性近亲陪同，现在中国去朝觐的女性多于男性。”
可以说，前往麦加朝觐成为一名“哈吉”，是每个穆斯林梦寐以求的夙愿，马云福先生也如此。神圣的“哈吉”之旅令他终身难忘。
“那是1980年，也是我第一次去圣地麦加朝觐。因为要完成自己一生的功课，所以一路上都很兴奋。我们乘坐巴基斯坦的航班先到卡拉奇，在卡拉奇受戒。受戒是朝觐的第一项功课，表示对真主的虔诚和敬畏。接着飞往吉达，再乘车去麦加朝觐。在麦加朝觐的几天里我亲眼看到每当唤礼声响起，所有的商业活动立即停止，商店关门，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禁寺；一旦礼拜结束，人流离开禁寺，日常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尽管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讲着不同的语言，但微笑着点一点头，道一声‘色兰’，就能排除一切障碍。”
“伊斯兰教的朝觐是极其艰苦的，”马云福先生接着说，“外面酷暑难耐，甚至达到了50摄氏度，而我们几十个人挤住的帐篷却只有两个电扇，扇出的都是热风。有一位北京大阿訇到麦加后就吃不下饭，睡不了觉，昏昏沉沉，他写下了遗嘱：自己已经完成了一生的功课，死而无憾。我们看到遗书后，都非常紧张，叫来急救车，将这位阿訇送到医院。朝觐期间，到医院看病是免费的，叫急救车也是免费的，但需要给司机小费。由于太紧张，我们手里又没有零钱，结果给了司机100沙币作小费。在当时就是打出租车大概也只需要10沙币，但为了救人，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好在这位阿訇只是中暑，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一路上的兴奋、劳累、疲惫让马云福先生深有感悟，“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它使你身心疲劳，却使你的灵魂得到净化，找回自我。而疲惫、劳累，以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又都是专门用来检验我们的忍受力、耐性和坚定程度的”。
第一次包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去朝觐的人越来越多。可每次朝觐都要乘巴基斯坦航班，经巴基斯坦再换机到沙特，回来也是，多了许多中转的麻烦，非常辛苦，而且没有保证。因为在朝觐期间，巴基斯坦本国就有五六万人去朝觐，本国的人自然要优先，中国的朝觐者只能等有空位置才能坐上，没有空位置就只好等，有的人一个多月都回不来。马云福先生讲述了一次痛苦经历。
“有一次，在沙特吉达，我们终于等到了回程的巴基斯坦航班，有20个空座位。归家心切的上百位朝觐者都挤上前希望搭上这次航班，结果把巴基斯坦的工作人员惹恼了，他生气地将机票和护照向空中一扔，顿时大家更是乱成一团，都找自己的护照。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受到了很大震动。中国的穆斯林不能再这样受别人的侮辱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决定包机。得到民航的支持后，1989年我们第一次包机，自此每年都包机，今年包了20多架。”据马先生介绍，“包机再加上吃、住等开销，每个穆斯林赴麦加朝觐所需费用在2万到2．2万元人民币之间。”
第一次包机还留下一段花絮。马先生告诉我：“由于当时中国和沙特没有建交，无法签证，只好在机场办签证。包机直飞吉达后，经沙特边防请示沙特国王，得到国王的特批，于是朝觐人员在机场办了签证。第一次包机还引起很大轰动，许多当地人对我们说，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他们能派飞机送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不可思议。也有一些人不相信中国竟然还有飞机，他们原以为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处理伤亡事件
1990年马云福先生开始带团，是朝觐团的总团长。他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事必躬亲。朝觐的每一批人他都要亲自接、亲自送。去朝觐的第一天他就没顾得上吃饭、喝水，也没睡觉。到了第二天，他发现自己无法正常进食了，就小心地一根面条一根面条地吃，吃了一点后就又开始接送人员，整整忙了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没有被拖垮，这就是真主给我的力量”马云福感慨道。而就在这一年又发生了人员伤亡事件。一大批朝觐者在米那驻地通过一条隧道前往射石场时发生洞内拥挤踩踏事件，导致1426人身亡，包括6名中国人。这件事让马先生刻骨铭心。
“记得当时我们在核实中国失踪人员时，发现46人失踪，就焦急地四处去找，到医院去认尸体。在医院，当我们打开那些用来停放死者的一个个冰柜抽屉时，发现都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还好，第二天有些失散的人回来了，过了几天又有几人回来。经最后核实，中国有6个人死于这次事故。我们就把这些‘烈士’（朝觐时被踩死，称为‘烈士’，即无条件进天堂）按简单的伊斯兰教礼仪安葬在当地。沙特不允许有墓碑墓地，所以葬在沙漠里，过了一段时间后就找不到踪迹了。穆斯林相信‘前定’——伊斯兰教六大信条之一，也就是人的生死都由真主定好的。葬在圣地，被认为是非常有福分的。”
参加洗天房仪式
在所有穆斯林的心中有一块无比圣洁的地方，那就是圣地麦加克尔白天房。世界各国穆斯林无论身处何地，礼拜的方向一定是麦加克尔白天房。麦加在中国的西部，所以中国的穆斯林都面向西礼拜，我们建的清真寺也是朝向麦加克尔白天房。
1996年，马云福先生参加了洗天房仪式，这是一个非常隆重且规格非常高的礼仪，为此让他深感荣幸。“洗天房就是拿着一块布，掸一掸天房上面的尘土，但对穆斯林来讲，那是一生的荣耀。”马先生回忆道，“天房有一道金门，平时是锁着的，任何人都进不去，只有到朝觐洗天房时才会把门打开。从外面看，天房似乎很小，可进去以后，其实里面很大。墙壁四周挂着绸缎，绸缎上写着《古兰经》经文和真主的名字。地面铺着大理石，房子正中间有一道横杠，挂着一些汤瓶，可能是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遗物。按教规，我们礼了两拜。之后，我摸到了神圣的黑石。由于我们进到了神圣的天房中，所以从天房一出来，朝觐的人就向我涌来，拉着我的手亲吻和触摸、沾吉。”
沙特国王法赫德身体好时，几乎每年都会见朝觐团团长，举行盛大宴会。1990年马先生在和法赫德国王握手时，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和沙特王国政府对中国穆斯林的关怀。
（原载于《世界知识》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