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朝觐人数的减少使国民党驻沙特的外交机构有可乘之机。1963年他们到我朝觐者驻地持刀寻衅，威胁我朝觐人员。次年又有二人到我朝觐团驻地找翻译马继高先生（20世纪30年代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生），说马在20年前欠他一笔珠宝钱，今来索赔。马继高气愤地反驳寻衅者纯属污蔑陷害。寻衅者说：“你敢不敢到法院去？”马继高毅然决然地说：“你们污蔑陷害。没有的事，我为何不敢？去就去。”于是前往法庭，我朝觐团全体人员都紧跟前往。当时分析这是一个圈套，对方的目的是想绑架马继高先生，若对方阴谋得逞，我朝觐团就没有会讲阿拉伯语的人了。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全团人员在法庭据理驳斥了寻衅者，法官一看无任何证据，空口无凭，无法判决，只好不了了之。这一连两年发生的事件，并非偶然，引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领导的深思，看到国民党驻沙特外交机构想在朝觐期间对我国穆斯林搞一点什么名堂，鉴于此，经研究，暂不组织朝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组织中国穆斯林朝觐工作彻底停止。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给中国伊斯兰教带来了灾难。首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被红卫兵“查封”，大楼被红卫兵“占领”。不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上至领导下至一般工作人员均被“扫地出门”到干校，先是到东北吉林省双辽（原是一个劳改农场）种大豆、玉米等作物，一年后因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又被转移到内地湖北省沙洋（原也是一个劳改农场）种水稻、棉花、芝麻等作物。吉林双辽冬天冷到零下30多摄氏度，而湖北的沙洋夏天热到40摄氏度，两地一冷一热，虽然艰苦一些，但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来看，大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学会了种植农作物的本领。当时号召大家要安下心来劳动，在农村安家落户，不再回城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家才逐渐被调回原单位开展工作。
三、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给各宗教带来福祉（1979—2007年）
（一）突破难关恢复朝觐
“文化大革命”给国外造成的印象是中国已经消灭了宗教，但他们并不知道“文革”后期已经落实政策，恢复了宪法上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1978年准备组织中国穆斯林去朝觐，托友邦向沙特打招呼时，沙方出于对中国当时状况的不了解而拒绝了，故未组团。后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又托友邦如巴基斯坦、埃及和也门扎巴拉大穆夫提做沙方的工作。特别是扎巴拉大穆夫提1978年率团来华访问时，不仅访问了北京而且到上海、杭州、桂林、广州等地，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宗教政策后的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穆斯林代表团。代表团目睹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情况，看到清真寺都已开放，有阿訇主持每天的五次礼拜，礼拜人数似乎还超过以往，同他196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所见到的中国穆斯林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完全一样，于是他作为重要见证人表示，一定要将他所看到的中国宗教状况向沙特有关方面介绍，要他们放心给予朝觐签证。后又经中国驻友邦使馆的多方交涉联系，沙方终于答应给予朝觐签证。于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了“文化大革命”前一年（1965年）以来停止了14年的第一个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前往圣地麦加朝觐。该团由团长安士伟大阿訇，副团长张杰、买买提明·托呼提及其他伊斯兰教人士等共16人组成。该团到沙特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他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是否真正还有宗教存在尚有怀疑，因而朝觐团在海关受到了严格检查，后来被伊斯兰世界联盟按客人接待。
1980年朝觐团由团长沈遐熙，副团长玉赛音、买买提坎吉及其他伊斯兰教人士等16人组成。1980年的情况比1979年好一些，在海关严格检查中，巴基斯坦驻沙特使馆官员亲临海关接待和帮助我朝觐团，因而顺利过了关。后来团长应邀出席了国王的宴请活动，有的团员也应邀参加了其他活动，总的来说比1979年受到了关照和一定的礼遇。该团朝觐结束后，由沈遐熙团长和纳苏肉拉、玉赛音、李华英、马云福5人组成访问团，访问了索马里、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5国后返回祖国。
1981—2001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都组织朝觐团，人数多则20余人，少则十几人甚至几人（详见后表），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界一些知名阿訇和伊斯兰学者及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人和做伊斯兰教工作的穆斯林官员等。每一次都作为伊斯兰世界联盟客人，住伊斯兰世界联盟招待所，吃、住、行均由伊斯兰世界联盟招待，本人只负担往返机票。伊斯兰世界联盟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在沙特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伊斯兰世界联盟每年在朝觐季节，都要接待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上千名穆斯林。凡伊斯兰世界联盟接待的朝觐团，每年国王宴请时团长都被邀请赴宴。1990年中沙建交后一部分团长还被安排参加洗天房典礼的活动。20年来被伊斯兰世界联盟接待的中国朝觐者几乎遍布全中国，其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穆斯林几乎都是通过朝觐才知道伊斯兰世界联盟的。当然后来伊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阿布都·吐尔基于2004年率团访华后，情况就不同了。从2002年开始，伊斯兰世界联盟以“9·11”事件后沙特政策有变为由，减少了接待各国穆斯林朝觐者的人数，因而亦停止了对中国穆斯林朝觐者的接待，于是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作为伊斯兰世界联盟客人的朝觐团到2001年停止。
2002年中国伊协朝觐团由20人组成，团长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刘宝奇阿訇，副团长是新疆阿卜里米提汗霍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预先得到伊斯兰世界联盟同意后才组团前往，但到达后未获伊斯兰世界联盟招待，他们在沙特期间的食宿交通均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至此，2002年中国伊协朝觐团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最后一个朝觐团，以后未再组织。
（二）改革开放使中国穆斯林逐步富裕起来，从而给中国穆斯林朝觐带来机遇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国家富了，人民生活自然得到改善，于是1984年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增至800余人，这些人突然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伊斯兰堡出现，其中大部分来自新疆。他们抵达巴基斯坦后，因语言不通，又不知到何处办签证、买机票，正当困难之时，我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大使馆和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以下简称使领馆）知道后，当即出面帮助这些人生地不熟的中国穆斯林办理各种手续。但因时间太紧，只办完400多人的签证和购买机票手续后，朝觐日期迫近，沙特使领馆停止办理签证。于是有近400名的朝觐者未成行，他们失望地说，要在巴基斯坦等到来年办完手续后继续前往圣地麦加朝觐。后经国内派人反复做工作他们方同意返回祖国。
1985年中国穆斯林朝觐者人数比1984年更多，达2200余人。我驻巴使领馆继续帮这些朝觐者办理各种手续。这一年绝大多数人都办上签证、买到机票前往圣地朝觐，只有少数人因时间关系，未办上签证在巴滞留一段时间后返回祖国。
（三）派工作团的由来及其发展变化
鉴于1984年、1985年中国穆斯林朝觐人数突然增多，给我驻巴使领馆增加了工作上的压力，虽然使领馆组织人全力以赴成全了这些来自祖国的虔诚穆斯林的迫切愿望，帮助他们办理完手续后赴圣地麦加完成自己的朝觐功课，此举无疑是受到穆斯林们赞扬的，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仅仅靠使领馆的帮助是不行的，因为使领馆还有他们的工作任务。于是中国驻巴使馆向国内主管部门建议，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派工作团专门组织、管理前往圣地麦加的中国穆斯林朝觐者。根据我驻巴使馆的建议和我国主管部门的批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1986年开始派工作团。第一个工作团由10人组成，团长阿伊明，副团长安保枝、拉蒂夫。他们分别在卡拉奇、伊斯兰堡和麦加帮助中国朝觐者办理各种手续。我驻巴使领馆也派人进行指导和帮助，使这一年的2200余名朝觐者全部办上签证、买到机票，顺利到达圣地麦加完成了朝觐功课。1987年和1988年均按1986年的路子走，也都顺利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1988—2007年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自费朝觐者人数逐年增加。当然每年也都有一部分零散朝觐者因未纳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有组织有计划的朝觐者范畴，究竟人数多少难以统计，故而在本文中所统计的人数均属有组织者，其统计数字是准确的。这里有一点要说明：自1995年始，探亲朝觐与自费朝觐分开，也就是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不再组织探亲朝觐者，因发现许多探亲信都是假的，被邀请者与邀请者并非如邀请信上所说的是什么亲戚，纯属弄虚作假，而有组织的朝觐者是经各地推荐的，因此1995年以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所组织的朝觐都是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所推荐的人选的基础上组织的。
（四）朝觐包机轰动沙特华人华侨
1986—1988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派工作团以来，虽然在中国驻巴使领馆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朝觐工作团的帮助下，中国朝觐者办完朝觐签证和购买机票及登机手续飞赴沙特阿拉伯圣地麦加朝觐，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工作人员深感绕道巴基斯坦给中国朝觐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他们要在巴基斯坦等候飞机，有空座位才能登机，尤其是返回时，每一次都听巴航的某某负责人宣布，今天有10个座位就只能走10人，有30或40个座位只能按数走，不能多走。不难设想中国朝觐者高兴地完成朝觐功课后，返回祖国心切，怎奈巴航每天座位不多，有的人要等上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因为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年要运送本国的朝觐者8万—9万人，而对中国朝觐者只是附带运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朝觐工作团目睹中国朝觐者绕道第三国的辛苦和等候机座的着急心情，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航）提出派包机的设想，国航表示可以用其飞往阿联酋沙迦的飞机向沙特政府申请加降。此事经中国民航局向沙特方面提出后，很快就得到沙特政府的应允。当时沙特代国王、副首相阿卜杜拉王储发布了第1254号命令，允许中国朝觐者飞机直接进入沙特，并特许乘坐中国飞机的898名朝觐者在吉达机场办理入境签证。于是1989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898名朝觐者乘坐的国航飞机成功地飞抵吉达，降落在哈吉机场。在国王的特许下，中国朝觐者在吉达哈吉机场顺利办完签证，并通过边防、海关进入哈吉城。此举轰动了沙特的华人华侨及沙特人，他们有的说：“中国那么穷还有飞机专门运送哈吉来吉达？”有的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允许这么多人来朝觐，不可思议。”还有一位华侨说：“你们真厉害，今年沙特政府对中国的举动是不寻常的，也是很少见的，不难看出，今后的中沙关系必然有更大的发展。”总之，我国朝觐包机的到达，既宣传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宣传了我国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富裕起来的人越来越多，说明国家强大起来，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了。
1990年7月中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沙特很快便在北京设立商务代办处，建立大使馆。我驻沙特大使馆在利雅得建馆后不久也于1990年朝觐前在吉达建立总领事馆。所以从1990年以后，我国穆斯林朝觐者的签证均在北京办理。而且我国穆斯林朝觐者在北京所要办的签证、机票等手续只需提前交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办便可，他们只要提前3天来京接受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对他们进行的培训和安排，进行疫苗注射、换取外汇等。这一切完备后，定时登机，飞行10个小时后便可抵达吉达哈吉机场，与过去绕道第三国相比，极为方便。
（五）政府的关怀和帮助
我国穆斯林朝觐者是在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才得以顺利成行的。第一，我国政府贯彻执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落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穆斯林自由地前往圣地麦加完成朝觐功课。第二，2005年1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作为国家的宗教法，明确写道：“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公民前往国外朝觐，由伊斯兰教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组织。”说明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只要条件具备，政府是允许的，这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具体体现，但是要求全国性的伊斯兰教组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组织。就是说，必须有组织地去朝觐，这样朝觐者的安全、便利和在沙特期间近一个月的食宿、交通及宗教活动等才有保障。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关怀和帮助。第三，乘坐包机给中国朝觐者以极大的方便和保障。中国朝觐者可以按时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送去，按时接回。所乘坐的包机，实际是专机，即飞机将人送去放空返回，又放空去按时将人接回，放空时不运送任何货物或乘客。两次放空成本肯定是高的，但比起正常航班价格高不了多少，据民航的同志讲，他们并不赚钱，完全是作为任务飞的。第四，我国外汇主管部门为中国朝觐者兑换外汇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充足了，兑换外币已经不是问题了，但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国家为每一位朝觐者兑换了足够的外汇，情况就不一样了。第五，每年朝觐者离境时，我国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亲临机场送行，体现了政府的关怀。总之，每年我国穆斯林朝觐者前往圣地麦加之前，政府在方方面面都给予帮助，包括机场的海关、边防对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朝觐者提供了大力帮助和方便。特别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为使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更加圆满地完成，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
（六）培训工作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