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优是中国内地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喜剧演员，他主演了诸如《不见不散》、《甲方乙方》、《非诚勿扰》、《让子弹飞》等一系列观众喜欢的经典影片。而憨豆先生则是西方家喻户晓的喜剧人物，被誉为卓别林之后最伟大的喜剧演员。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演员表现幽默的方式截然不同，葛氏幽默重在语言，他的台词常常让观众捧腹大笑并能久久回味。而憨豆先生的幽默则集中于他的表情和形体语言，西方较为经典的喜剧片也大都以肢体语言和情节安排取胜，比如《上帝也疯狂》、《冒牌天神》、《变相怪杰》、《虎口脱险》等。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了中西方喜剧作品中的这种倾向，但是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必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汉语语意变化无穷，灵活多样，因而可以创造出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段子，而西方语言，比如英语，就比较注意句式的工整和结构的完整，常常达不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笑话：有个人到别人家做客，想赖着不走，碰巧又下起雨来，他便在纸上写了一句话：“下雨天留客。”可主人不想留他，于是在纸上接着写了一句：“天留人不留。”客人看了，不慌不忙，拿笔在上面加了四个标点，把两句变成了四句：“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句子的意思跟原来完全相反。
《清明》是唐朝著名诗人杜牧的名作：“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有人把这首诗重新断句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一改，意思是通的，但形式上像词。抗战时期，上海是沦陷区，商家大甩卖，挂出横幅：“本日大卖出”。老百姓倒着念，便成了“出卖大日本”，心里很高兴。
汉语的妙处似乎是“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相比之下，西语就没有这么飘忽不定了。
如将《清明》诗译成了英语：
On Qingming Day the continuous drizzle is falling，
A wanderer on the way，I fell increasingly down.
When I ask where l can find a wineshop for some drinking，
The child cowherd points at the Apricot Flower Village yon.
面对这首译成英语的《清明》，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再把它弄成别的模样。西方语言的妙处似乎是板上钉钉，一丝不苟。难怪英国东方学家塞斯说：“要是我们不把欧洲语法的那些名称术语连同那些名称术语所表示的概念一起抛弃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了解汉语语法。”
在语言风格上，西方语言与汉语呈现出精准与模糊的差异。季羡林曾指出：汉语的历史演变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代表古代语言的文言文、越古越简单，单音词越多。由于没有形态变化，一句之中，字与字的关系有时难以确定，可以有多种解释，灵活圆通、模糊性强。学习和理解这种语言，不能靠语法分析、而主要靠语感，靠个人的悟性。可是语感这玩意儿恍兮惚兮，不易得到，非长期诵读，难以得其门径。根据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经验，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古代饱读诗书的儒者都难免有误读之处，遑论我们现代人，遑论外国的汉学家！
到了后来，用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人们口语的文体写的东西逐渐多了。五四以后，白话文成了写文章的正统。一方面，是由于语言内部发展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由于欧风东渐译书渐多的影响。虽然汉字仍然没有形态变化，但白话文中字与字之间的关系逐渐清楚起来、理解的灵活圆通性逐渐减少了。理解起来，靠语感的成分渐减、靠分析的成分渐增。对外国人来说，学习白话文，比起学习中国古典来，就容易得多了。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外国汉学家越来越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汉语毕竟还是汉语，它依然没有语法形态变化，它的综合性依然存在，因而模糊性也就依然存在，多义性也依然存在。
汉语“模糊性强”，是汉语语义型特征决定的；相比之下，西方语言精准性强，这又是西方语言语法型特征决定的。这两点反映到语言风格上，形成精准与模糊的不同修辞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