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印度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问摇来摆去，对外政策和战略缺乏连贯性。作为以和平手段实现独立的国家，印度经常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问争端，但却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和武装冲突，其中，包括三次对巴基斯坦的战争，一次对中国的战争，以及数次对弱小邻国的军事干涉。印度在宣称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同时，又将一些邻国视为附庸；在声称信奉民主制度的同时，又在国内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并建立地区霸权。从根本上来说，印度的这种“飘忽不定”战略主要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在“实用主义”至上原则的影响下，印度在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上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经验和教训。
一、善于利用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发挥得最为成功，印度国际影响力表现得最为充分。印度依靠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成为当时“第三势力”的无冕之王。为了维护新获得的民族独立地位，尼赫鲁总理提出不结盟政策作为外交安全战略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印度既同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也同英美等西方国家保持密切的传统关系。印度高举亚非团结旗帜，支持蓬勃兴起的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同时又运用它同英美和中苏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方便条件从中进行斡旋，帮助殖民地人民谋取民族独立。印度通过以中立国身份调解两场重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扩大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在对抗的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施展“左右逢源”策略，为本国的经济建设获取巨额外援，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比较完备而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当时，尼赫鲁高举世界和平、反殖反帝、亚非团结和同东西方两大集团实行不结盟的原则，博得了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赞许和支持。领导印度人民赢得政治独立的国大党和它的领袖们在国内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南亚次大陆，虽然印、巴之间严重对抗，但其他各国都赞同印度的不结盟原则而不是巴基斯坦同美英结盟的做法。尼赫鲁总理创造了“印度外交的黄金时期”。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尼赫鲁登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当时，甚至连尼赫鲁的老对头温斯顿·丘吉尔在赞许之余，希望尼赫鲁成为在亚洲战胜共产主义的“亚洲之光”。
尼赫鲁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显赫一时，决非是印度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的缘故，而是善于利用“软实力”。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既符合刚刚独立的印度民族的自身利益，也符合广大亚非国家的共同愿望。反帝反殖是20世纪50年代新独立国家的普遍愿望和要求，广大亚非国家都希望携手共谋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大业，当时的亚非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合乎这一历史发展的主流。印度在这方面发挥了带头和核心的作用，从而使其国际影响力得以扩大。
后来，印度领导集团奉行反华政策，动摇了其不结盟政策和反殖民主义的基石。反华是印度外交失误的开始，也是印度国际影响力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至1971年印苏签署《和平友好和合作条约》，印度进一步偏离不结盟的轨道，开始走以“结盟”为主的外交道路。同苏联结盟使西方对印度疑心加重，从而缩小了印度在东西方之间进行周旋的余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联合国大会一再通过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要求苏军从阿撤军、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决议，印度没有投赞成票。而当时联合国内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都反对苏、越对阿、柬的侵占。在美苏争霸时期，印度对苏联奉行“一边倒”政策，加深了不结盟运动的分歧，影响了印度的国际威望。这种负面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如今的印度，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上第六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军队武器装备精良，从硬实力上看，其综合国力远比50年代时强大得多，但其国际影响力却不如50年代。1996年10月，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竞选中遭受失败，正是近一半不结盟国家抛弃了印度。
冷战结束后，印度试图赋予不结盟以新的活力，提出“不结盟的实质就是意见的独立”的新思维，以扩大印度的国际影响力。但此说贬低了“不结盟”原则的意义。印度政府试图用核试验来炫耀实力，编造所谓“中国威胁论”借口，不仅使其丢了和平旗帜，也丧失了鼓舞第三世界的号召力，对提高其国际地位来说是得不偿失。
二、妙用均势外交，左右逢源中谋利
印度的战略文化中融人了许多英国的外交传统和文化内涵。在英国“均势外交”传统的影响下，处于英联邦国家巾特殊地位的印度也十分重视利用这笔外交资源，在国际舞台上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独立后近60年来，在战略方针的选择上，印度无论是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和主导者，还是冷战时期“亲苏不反美”的政策，抑或今天的“全方位”大国均衡外交，都充分体现了印度老练的外交谋划及其长远的对外政策构想。
冷战时期，为了确保自身的独立利益，印度在东西方之间走钢丝，在两大集团之间巧妙地玩弄平衡。印度采取“留在英联邦内”的外交策略，以“英联邦成员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身份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照顾。1951年，美国同印度签订了军援协定。
当时印度军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作战理论等无一不是来自西方国家，这对印度独立初期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确保在第一次印巴战争中战略主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美巴结盟，印度开始发展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印苏特殊关系来对抗美巴联盟，撑起印度安全的保护伞。1955年起，印度开始从苏联得到大量的经济援助；1960年起，从苏联获得大量先进武器和军事援助；同时在策略上利用苏联援助向西方施压，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向印度提供更多的援助。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前后，印度从美英和苏联等国获取了大量的紧急援助。美苏两大集团对印度是“既恨又爱、打又不能打、拉又拉不过来”，最后均向其表示友好，以免其成为自己的“敌人”。印度在东西方之间长期左右逢源，广获利益，实现了其主导南亚战略目标。
冷战结束后，印度失去了被美苏竞相争夺而拥有的战略回旋余地，一度陷入被边缘化的不利地位。但经过几年的徘徊和调整之后，印度很快发现它最大的外交资源，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的特殊地缘战略地位。印度是南亚大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谋求世界“领导地位”，挤压俄罗斯、欧盟、中国的战略空间，都需要印度的帮衬，需要印度的市场。俄罗斯为了恢复昔日大国地位、确保南亚局势不至完全操控在美国手中，也需要拉拢印度。印度清楚自身的战略价值和在世界上的分量，开始展开全方位的“大国平衡外交”，既讨好美国，又取悦俄罗斯，还不得罪中国，在大国之间玩弄平衡，左右逢源，从中捞取好处。印度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使印度获得了比冷战时更多的实惠。目前，印度同世界各大国和大国集团均保持着良好关系。印度在保持与俄罗斯“传统伙伴关系”的同时，与美国建立起“广泛和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东亚，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正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与日本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性伙伴关系”；印度已成为东盟的“完全对话伙伴”和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并确定建立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的伙伴关系。印度与中亚国家关系良好，经贸往来有所增加。印度与西亚所有国家的关系得到全面发展，特别是与伊朗建立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并得到后者长期稳定供应石油的保证。印度与以色列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充分的合作。近年来，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印度热”，印度已成为世界各国争取和拉拢的对象。这一切都为印度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经济上，印度的大国均衡外交效果显而易见。近年来，印度大打“经济外交牌”，通过双边或多边经济交往，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为其大国之路奠定厚实的经济基础。一方面，积极吸引美、日、欧各国资金，解决自己资金不足和技术陈旧问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扩大软件等优势产品的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和储备。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到2006年印度外汇储备突破1761亿美元。另一方面，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内，联合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做出更多让步，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印度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做法不仅博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扬，而且为自己赢得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在军事上，印度首次获得了美国和俄罗斯同时支持其军事现代化。“9·11”事件后，美国把印度视为其在亚洲的“民主伙伴”，不但全部取消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实行的制裁，还恢复了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批准向印出售20种重要武器，包括允许以色列向印度出售尖端的费尔康预警机，同时还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军事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向印度出售先进战斗机。美印军事合作的日益活跃，刺激了传统的俄印军事合作。为了保住印度的军火市场，俄罗斯决定与印度共同研发军事新技术，以提高双方的合作水平。印俄重签《印俄友好合作条约》和《印俄防务合作协定》，并决定共同研制第五代战斗机，这意味着印度不再单纯地从俄罗斯进口军火，而是在俄协助下逐步掌握先进武器的研制技术，进一步成为举足轻重的军事大国。
三、与邻为壑的安全观念害人又误己
在印度的战略文化传统中，印度古代政治思想家考底利耶的治国方略经典《政事论》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该书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印度治理国家的经验和策略，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曼荼罗”理论（或称邻国圈理论）。该理论认为，“近邻”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或导致生存环境不安全的主要因素；“不要相信你的邻居，他们是你天然的敌人，因此要从远方的国家寻求支持，他们是你天然的盟友”。考底利耶的“曼荼罗”理论不仅对古代印度社会影响深远，而且至今在印度仍颇有市场。独立后，印度战略家们经常引用“曼荼罗”理论，提出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就必须震慑邻居，使其不敢产生非分之想。在这种“与邻为壑”的思想指导下，印度对于大小邻国都表现出一种强硬的不妥协姿态。印度视南亚为自己的天下，欲将南亚其他国家完全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
印巴分治伊始，两国就因根深蒂固的历史、宗教和民族矛盾，围绕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兵戎相见，边界紧张对峙，武装冲突持续不断。
印度当初就反对印巴分治，意欲兼并巴基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阵营，积极发展与南亚区域外大国的关系，并长期与印度展开军备竞赛，成了印度的夙敌和主要对手。孟加拉国原是巴基斯坦的东部领土，印度于1971年发起第三次印巴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帮助孟加拉独立建国。印孟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与和平条约》，两国关系一度极为密切。但不久，印孟关系就因两国边境纠纷和恒河水分配问题趋于紧张。印度在孟加拉国面前总以“解放者”自居，总想把孟加拉纳入自己的防务体系，指责孟加拉国“忘恩负义”、“反印”。此外，印孟两国因海域划分、东沙尔岛归属和移民、恒河水源利用等问题争执不休，导致孟印友好关系倒退，使孟对印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原本较为和谐的印度同斯里兰卡的关系，也由于拉·甘地派遣印度维持和平部队到斯里兰卡而出现倒退。印度直接介人了斯里兰卡国内冲突，既得罪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又遭到斯政府的批评指责。拉·甘地本人也被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敢死队员所刺杀。印度努力防止尼泊尔出现任何脱离印度控制的趋向，以有损印度安全利益为借口，利用在贸易和过境协定方面的有利地位，用经济手段对尼泊尔施加压力。印度对山区小国不丹自主倾向的增长甚为不安。印度政府的独断专行已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印度这种“以邻为壑”的思想，不但为自己造成了多线作战的安全困境并陷入孤立，而且将南亚变成了一个“火药库”。印度在使自己愈加感到不安的同时，使得整个南亚得不到安全和稳定，还使印度长期滞留南亚，难以抽身去拓展在全球的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为了改善与南亚邻国的关系，印度政府曾推出“古杰拉尔主义”，其核心精神是印度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不要求对方做出回报。“古杰拉尔主义”的实施使印度同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南亚邻国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印度的这种睦邻政策很快就因为古杰拉尔政府垮台而中断。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率先进行核试验，致使巴基斯坦也以同等次数的核试验回敬印度。
印度核爆炸进一步加剧了南亚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近年来，印度开始认识到，与邻国的关系及对邻国的政策对国家建设与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有利于建立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一国的主要政治利益一般都限定在其周边地区。与邻国的关系有友好、敌视、平淡三种状态，敌视和平淡都不利于建立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难以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唯独友好才是与邻国相处的最好方式。其次，有利于塑造国际形象。印度意识到，要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行为者，就必须率先取得所有邻国的信任、善意、友谊与合作。
与邻为善，才能“服众”。再次，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印度体会到，只有在南亚建立起真正和谐与合作的友好关系，才能更好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印度的睦邻友好政策已初见成效。印度与南亚邻国的关系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后者的抱怨已明显减少，尤其是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印巴关系得到很大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