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1907年，赴英留学。1909年4月，与同盟会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1911年携眷返国，次年春到南京，继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同盟会机关报——上海《民主报》，兼任江苏都督府的顾问。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4年5月，章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结识李大钊。1916年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并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1921年2月，重游欧洲考察政体。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萧伯纳、潘悌。章与诸人交流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的不同。1924年，段祺瑞上台。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士钊出走天津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
章士钊在日本所办《甲寅》月刊为政治性刊物，主要宣传西方民主主义，批判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大钊是《甲寅》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由于投稿的缘故，李大钊得以结识章士钊。正如章士钊回忆的那样，“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回国后，二人还时有合作，虽然他们之间的政见日渐不同，但是他们却始终友善，以至于他们两个家庭之间也十分友好。
章士钊在当时是一个很有社会影响的人物。他不仅是《甲寅》杂志的创办人、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他的政治思想比较明确，主张政尚“有容”的基本原则。他在该刊创刊号的开篇《政本》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所谓“有容”，即主张容许对立面的存在，以互相监督、取长补短，实现长治久安。章士钊将“有容”和“好同恶异”作为两种对立的政本观提出，认为民主主义的思想实质就是“有容”，而专制主义的思想实质就是“好同恶异”。章士钊在“有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力向背论”，认为一个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大抵要有代表两种倾向的意见或势力，国家要能够容纳这两种意见或势力。
章士钊的这种思想，对李大钊影响很大。李大钊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其思想与章士钊的思想如出一辙。朱成甲在《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书中，认为李大钊所受章士钊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多方面的，深远的。他总结了五方面的影响，即社会关系的影响，“突破北洋法政原来的狭小圈子，广泛地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在政治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大体说，主要是在拥袁与反袁的问题上”；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主要是使他成为西方主要是英伦的民主主义的崇拜者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者”；在思维方式和文风上的影响，即“反对绝对化与提倡宽容、调和”；对于其后前进道路的影响，“最重大的影响是推荐他进入北京大学”。
章士钊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士钊，求予资助。章士钊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章虽已失势，仍四处奔走，与杨度积极设法营救。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征询章对形势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速离险境。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