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5万字，发表于《黄河》杂志，全国多家杂志转载，香港上海书店出版单行本。
胡风集团案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我提出，还必须当作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来认识。该事件动员了国家机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还有个人作用，尤其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其中，既有“政治人”的介入，又有文化人的内战；既有刚性的体制，又有传统与精神的渗透，以及人格的多重组合与冲突，等等。文章揭示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进一步分析了“谁之罪”的问题。
这里节选了文中原题为“中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的部分。
是年，主编《曼陀罗文丛》、《曼陀罗译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节选）
中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对中国的成功经验作过这样的总结：“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知识分子失败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通过改造，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汰，所余是平庸与卑贱。一言以蔽之，角色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
1949年，随着大军进城，中国出现两部分知识分子合流的局面。其中一部分来自延安解放区，数量很小，而能量很大。他们普遍地被赋予一种优越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满布污泥浊水的广大区域。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即是进城前的一场预演。刊内载有署名无咎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带有代表性的。文章用列宁的论述定下基调，强调“知识分子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立脚点的，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知识分子唯有彻底“投降”，“把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特点丧失无余”，即自行消灭，别无出路。这在理论上是荒唐的，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鸣响在城门外面的一声尖锐刺耳的警笛。
另外的一大部分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政权的诞生，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早已不得人心，新政权取而代之，理应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所以，当时像陈寅恪一流终不为劝诱所动，不曾趋附台湾。对此，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所以难免抱有隐忧，甚至产生畏惧情绪。钱穆论及西汉知识分子时说，平民知识分子骤遇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而相形见绌，难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比较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国统区的广大部分是自卑的。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题目就叫《我是来学习的》。“看天北斗惊新象”。陈寅恪远离京都，避居南方，是另外的例子。胡风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抒发他的时代激情，同时又洞见了“杀机”，在“空气坏的洞中”给朋友写信，不时吐露着内心的灰暗。远在重庆时，艾青和田间先后邀他前去革命圣地延安，他都婉拒了。而今，是切切实实地置身于五星红旗之下；无论有着怎样的顾虑，都不可能离开脚踏的这一片土地，几十年滚动着自己和同伴们的战斗的呼声，交织着光辉、火焰与阴影的土地了。
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较，其差异是十分鲜明的。十月革命前后，大批作家和学者流亡国外，留居国内者，如高尔基、柯罗连科等，居然著文或以通信形式公开抨击新政权的滥杀，及其他非人道行为，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和领袖列宁，其态度之明确，措辞之激烈，是中国作家所不敢想象的。
共和国崛起之后，知识分子随即过起一种组织化的生活。他们几乎全部被政府包了下来，被安排到不同的机关、学校、团体中去。有了固定的工作，则除了按不同的级别领取薪金以外，还得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会议和学习。这样的地方叫“单位”。他们的档案甚至户籍就都相随留在单位里，不然就在街道，总之是便于管理的地方。此外，还有不同专业的群众性团体，比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协会，其实从产生之日起就机关化了。至于党员知识分子，编入生产单位或城市街道的党的基层组织，还须过更多一层生活，也叫“组织生活”。这样，作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成为“单位人”。这种情形颇类古代的养士制度和俸禄制度，在国外，则基本仿效苏联的人事管理制度。关于古代中国，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中国皇权之傲慢专断的政教合一的性质，对于士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以孔子和老子曾经为吏作例子，指出：“此种与国家-官职的关系，对于士人阶层的精神本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中国俸禄制度的发展，士人原有的那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也就停止了。”至于苏联，尤其斯大林时代的文化知识界的禁锢状况，近二十年，我国的报道很不少，那是令人震骇的。统一管理的人事制度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以及建立在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同构的，或者可以说是同步的。比较庞大的组织，个人是渺小的，意欲脱离集体而独立是艰难的，无能为力的。当体制内的个体为自身的独立而试图反抗时，将很快为大量的吞噬细胞所搏噬；因为唯其如此，才能确保整个有机体的健全。
个体被组织化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应当是难以适应的；在新秩序的面前，他们成了“脱节人”。但是，在新秩序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下来以后，这些脱节人即使抛弃了为之委身的专业，而单从基本生活考虑，也必须进入体制内，为大集体所包容。唐诗云：“欲采苹花不自由”。陈寅恪一反其意，改作“不采苹花即自由”，呈示的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即便自愿“不采苹花”，自由亦非易得。“组织”不是永远敞开大门的。于是，脱节人只好徘徊于“欲采”与“不采”之间，陷入新的脱序状态。建国之初，胡风就颇尝了这样一番为组织所排拒，不得其门而入的苦恼。首先是住地问题。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住地也就无法固定，他有一段时间唯在京沪两地流浪人似的奔走。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风，提出“三个工作”，由他选择，他随后书面答复说“愿意听从分配”，但从此没有下文，而外间的传言却说是他拒绝工作。1953年初春，他搬家的要求终于得到组织的批准。可是，到了北京，也跟在上海一样，什么理论文字也没有写。用他的话来说，“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可是，还有另外的一些话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自我辩护和检讨。
职业及所在单位不是可以随意调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日记有云：“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胡风的朋友贾植芳曾拿鲁迅和胡风做比较，说鲁迅懂政治，而胡风不懂政治。那意思，大约是说胡风就栽在这“不懂政治”上面。说到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了解，胡风当然无法与鲁迅相比，但胡风也不至于糊涂到要做赤膊上阵的许褚。他曾经说过：“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对于政治方面的敏感，看来颇为自许。其实，两人战斗的境遇不同，正如胡风所说：“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这里说的就是社会组织问题。胡风知道：普天之下，已经变得无可逃遁的了。
正因为组织的无所不在，胡风才极力怂恿他的同伴在文化单位里占据一定的位置，“从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以确保昨天的文学事业的延续。然而，愈是怂恿，愈见“反革命”的“野心”；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的罪证，从而遭到加倍的打击。在组织中，权力是分配的，正如任务是委派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更是如此，怎么可能容许存在“独立王国”，存在自外于组织的文学使命和目标呢？全国的报纸、刊物、电台、剧院、出版社，统统进入了有组织的网络，而成为党的喉舌和工具。这就是列宁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的产物。后来有人在翻译上闹小花样，把“文学”换成“出版物”，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的空气是强迫人的。”胡风是建国后第一个呼吸到这笼罩的空气而感觉窒息的人。置身在“僵尸统治的文坛”，他说：“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但我们是，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他要求具有创作天才的路翎“拿出东西去，从庸俗和虚伪中间来歌颂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斗争”。但是，他和他的同伴们的许多作品，都得不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他们劫余的通信，至今仍然留有在这方面到处碰壁的失败记录。至于他个人，“一动笔就要挨骂”，“不动笔也要挨骂”。他说：“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说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创作机会”。他致信牛汉说：“现在有权者所要的是没有过程的战斗，无根的花，或者失心的声音。那又何必写呢？当然，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如你所感到的，要我沉默！”他通过痛苦的个人体验，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罩子下面”，“‘理论’问题仅仅是一个表现，这里面所要的是一个对特定个人服从的军事服从的企图”。“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表现，骨子里是恶毒的军阀主义在统治着，或者说，在争取巩固统治权。”军事化管理与权力，是这里的“一大结”。
组织及组织化生活，是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唯其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使运动的空间在瞬息之内扩及全国，在时间上，使运动得以周期性的发生。从有名的运动到无名的运动，几十年来，大小事件，均呈“运动效应”。这里的所谓群众性运动，与历史上出现的真正的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后者由广大群众自身利益所激发，因而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质，如巴黎公社；前者则是自上而下地，按照权力意志推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政治运动中，把主义和思想教条化，教义化，从原来的经典意义的征引到后来的言必“最高指示”；把阅读制度化，教仪化，从有组织的学习发展到后来的“天天读”，还有祈祷般的“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于是，领袖及其思想被绝对权威化了。个人崇拜和信仰主义盛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现代宗教运动，而作为宗教运动是其来有自的。在宗教运动中，除了“教主”的思想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思想。所以，像遇罗克、张志新等极个别富于独立思考的人，就不能不被当作“异教徒”一般被残酷处死。胡风所以对张志新表示特殊的好感，而且一再提及，是可以理解的。著名宗教家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中说：“圣徒对极微末的对神的侮慢必须愤怒，神的敌人必须受耻辱……圣徒的脾气是道德的脾气，而道德的脾气往往是残忍的；它是党派的脾气，而党派的脾气是残忍的。”对这种极其褊狭残忍的宗教情感，他称之为“奉神病状态”。罗素也指出：“历史上无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当胡风的“问题”尚未发展成为“事件”以前，在文化界已经招致众多圣徒的谴责了。其时，《文艺报》编辑向有关的知名人士征集批判胡风的文章，“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真可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及至把胡风正式定为“反革命”而进行公开声讨，文艺界群众大会那种神圣而盛大的愤怒，也便可以想见了。胡风“集团”事件，其实是“权势者”与“知识者”合谋的产物。这是明明白白的。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造神运动，同时也是造鬼运动。在运动中，一个或无数个“反面教员”根据预设的目的给制造出来，然后采取公开“斗争大会”——相当于斯大林时代的“公开审判”——的办法，不断施加压力，直到使之彻底孤立，投降屈服为止。这其间，也当辅以其他手段，但惩罚手段是主要的。顾准在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反右斗争的记录，说：“大开斗争会，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了被斗者，也教育了斗争者，并从斗争者与被斗争者中物色了积极分子与骨干分子。于是有的人是经过恐怖达到了屈服，有的人方式不同一些，‘自觉地’成为积极分子，但总的说来，无非还是从恐怖到屈服而已。”群众斗争大会使人们长时期处于被动员的状态，使斗争者在狂热中失去理智，使被斗争者愈来愈显孤立，抵抗力下降，以致丧失信念，感到精神崩溃。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有一个“强化”理论：在“斯金纳箱”放置强化物，通过奖赏，强化某种行为模式。与此相反，塞利的“系统性压力”理论通过实验证明：对老鼠施加系列压力，结果出现“一般适应性症状”，从惊恐反应阶段、抗拒阶段到衰竭阶段。人是高贵的，却又是不堪折磨的。然而，群众性斗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对人类同时进行奖赏和惩罚的试验场。由于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已然成为公理，种种非人道行为也就成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群众性运动的“天然合理性”使法律成为多余的屏风，良知和理性遭到公然的践踏，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凶残、贪鄙、虚伪、嫉妒、阴险狡诈，都被道德化，正义化了，告密与诬陷成了时髦的勾当。真诚保持沉默，世界唯余一片附和的喧哗。
胡风“集团”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文化生态环境中展开。这个环境，是不利于一个正直的公民的生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延安时期，“工农兵”被确定为革命的主体；建国后沿袭下来，致使知识分子必然下降为附属的等级，可以随意处置的等级。“阶级论”被儒教化以后蜕变为著名的“皮毛论”。知识分子中，除了技术知识分子可供利用外，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在改造和打击之列。许多政治运动都是针对后者的，对此，敏感而脆弱的作家、艺术家特别容易产生自卑感。庞大而严密的组织，则进一步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依据。制度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提示是：人是生而为集体的，不应当具有独立头脑的，必须听命于人的。在遭遇运动的压力以后，自卑会迅速转化为恐惧与焦虑。存在主义者把这两种心理状态当作哲学范畴加以探讨，是不为无因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指出，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逃避自由”。胡风的青年朋友，“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张中晓说：“恐惧和畏罪，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其实，这也是针对自由而发的。无论外在的自由还是内在的自由，一旦失去，就只有无条件服从。中国几千年奴隶根性的养成，就因为权力者致力于培养恐惧，从天罗地网到不测之威。
近些年来，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提及“人格”问题。人格的建树，除了土壤，同精神气候如何大有关系。“风号大树中天立”，这是罕有的。心理学家认为，焦虑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在具有恐怖症状的焦虑状态中可以观察到人格的解体。所谓人格解体，就是自我的丧失，独立性的丧失。1952年，胡风的朋友，著名作家老舍发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说：“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的作品。”1955年，著名学者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写道：“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胡风三十年代的朋友冯雪峰，四十年代的朋友乔冠华，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与胡风是比较接近的。到了后来，也都先后反过来批判胡风，疏远胡风了。这种人际间的变化，是认识上的分道扬镳呢，还是出于自保的实际考虑呢？在“第二批材料”刚刚发布，而胡风实际上已经被捕将近十天的时候，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会上，郭沫若致开幕词，正式提出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与会700多人报以热烈掌声，并一致通过决议，撤销胡风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其间，只有吕荧一人公开为胡风辩护，但也立即招致会议一致的驳斥。这一幕，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一次即兴表演。自此以后，批判性大会迅速扩展至社会各界，已经是集体人格——“国民性”——的更大规模的巡回演出了。
1979年，胡风获释时，向儿子晓谷说：“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由系统控制所引起的恐怖是巨大的。爱因斯坦说：“人们应当明白，人的组织制度同人的心理状态是相互影响的。”组织生活与群众斗争把个人抛向波涛掀天的大海，使之深感孤立无援，于是始而被迫继而自愿服从集体，也即权威的支配。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判决》中叙述一个关于权威的故事：父亲疑心儿子反叛他而判决儿子投河，儿子不敢违抗，死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对于外部强加的意志不作抵抗，而是无条件顺从，甚至本能地顺从，从行动到思想、感情、态度，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正是现代文化专制与传统文化专制不同的地方。
胡风“集团”事件作为政治事件，完全是人为的悲剧。胡风的问题，始终没有超出文化-文学的范围。国家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权力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文化的仲裁者？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性方针。他把“双百”方针置于预设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前提之下，运用习惯的“两分法”，把斗争的双方规定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香花”与“毒草”，彼此不能相容。其中，还规定了判断的“六条标准”，十分具体，其实不具可操作性，相反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这样裁判权最后仍当落在权力者的手上。果然，不出一年，文中所预约的“可以自由发展”，“可以自由争论”的局面非但没有出现，而以剥夺数十万知识分子的“自由”为内容的反右运动，却遽然发生了。这是颇有点谐谑剧意味的。“双百”方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是有一定范畴，不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民主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放”和“收”一类问题。用“双百”方针取代国家大法，对精神文化活动进行任意的规限；正如同把文化一律视为“阶级的文化”，划归“意识形态”，然后进行政治干预一样，是不可能不产生悲剧的。
回顾建国后的第一个“文字狱”，曾经作为“胡风分子”过来的绿原说：“历史已经粉碎了那些鸵鸟式的幻想：无论胡风可能怎样反常，或者‘老实就范’，或者‘装死躺下’，他也一定逃不脱此后几十年来没有人逃得脱的大小劫难。”这是穿越炼狱之后的觉悟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