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说到，官兵分水陆两路来到了盛垫桥边，负责水路拦截战指挥的张潮青吩咐吹号手吹响了海螺号角声，随着土火铳的响起和第二次号角声的再次鸣响，盛垫桥下河面上的运兵船只顿时乱了套。
原已于暗中得到过消息通报的、在驶船掌舵的东乡船工们中的几个骨干人物，在船近盛垫桥边之时早已心中有数，时刻在注意着附近的动静。
在听到第一声螺角号声响起之时，他们就知已来真的了。根据原先暗中的告之约定，此时正是船工们的弃船躲避之时。故而在土火铳的首次发威声响起时，东乡船工们就引领着驾驶“划子客运船”上的绍帮船工，趁着官兵们一时震骇不知所措之时，相互间发出尖利的口啸声以作互为提醒，并相继跃入河中，泅水而避。
第二次海螺号角声响起以后，兵船上的船工们大都不见了人影。
尤其是船过盛垫桥洞的前方船只，船上的船工们见螺角号声近响在耳边，又见那土火铳所发出的火光近在眼前，即使是事前没有得到过内情消息的告之，也会因事态的紧急，情景的险恶，从保自身安全所需出发，采取弃船跳水逃遁之术，而作一紧急躲避。
随着第二次海螺号角声所带而来的一阵密集的土火枪的霰弹发射中，兵船上的官兵们方才领教到了战时的残酷和真家伙的厉害，均如大梦初醒似的，立时感受到了死神的威胁和到来。
失去船工控制的船只，霎时出现了相互间的激烈碰撞和剧烈的晃动，原在首尾相接循序渐进的船队一下子乱了套，打横的打横，倾斜的倾斜，并开始出现了进水、打转、侧翻、伤人等状况。
桥洞近处的船只，过桥洞的想退回去欲避战火，而未过桥洞的也因浓重的雾气、不良的视线和紧随的后船，前不能进，后也难以退，一下子出现了紧傍在一起，卡住在桥洞处附近难以动弹的险恶局面。
在船只扎堆成乱挤在一起的状况下，为了逃命的需要，官兵中出现了不顾一切、争先恐后地跳越船舷、践踏过船等行动，试图通过船只的跨越和连接，向岸边近处靠拢，以达到跳岸逃生的目的。
这样一来，不但加剧了官兵们心中慌乱程度，更是造成了船只的因被践踏而碰撞倾翻，与人员不断被挤撞落水的惨况出现。
一些挨中了铁沙霰弹的官兵更是发出了如杀猪宰羊般的惨叫声。未中霰弹的官兵也不得不双手紧抓着在极度晃动着的船舷或船舱板，低头矮身，蜷缩着身子，脸色了白（土语，即苍白）地发出了一阵阵喊爹唤娘，求天拜地的呼救声。
那些已落于水中在挣扎求生的官兵，在临死前所发出的求救声尤为恐怖，闻听之下，胆战心惊，毛骨悚然……
乘坐在兵船上的官兵也并非均是些无能之辈，位于船队中指挥行动的官员原也到过前线，领过兵，上过阵、作过战。
见此情景，他已知船队遇上了埋伏，发生了意外，战斗已经打响，也就急令官兵进行火力还击。
此时大雾弥漫的天气确是利于岸上埋伏的乡民，而不利于船中的官兵。更何况岸上的乡民对当地的地形地况十分熟知，即使是闭着眼睛也能知道自己手中的枪弹往那里放。
官兵们则是不同了，他们只知船在水中打转，而不知岸在何方。手中的钢枪虽是放出了枪弹，然不知此弹是否射向了岸上。
为扭转这一不利的形势，船上领兵的长官忽然想到了船队中还带着的一尊威力巨大的火炮。
尽管官兵们事前对这次前去戡乱石山弄村是不当作一回事的，对是否会遇上乱民激烈的反抗是持否定想法的，然还是为造威胁之声势，以壮观摩戡乱现场之声威，带上了这尊火炮。
又因火炮系铁质铸造，身子笨重，陆岸上运输不便，当然就在出发时被决定捎带在水路的这一行伍里，装载在“河条船”这一大船中。
官兵们原计划是想在到达石山弄村边时，开上几炮，以壮军威，故被安放在前列的船队中。所以此时装载火炮的船只也已过了盛垫桥洞，与前行领兵的长官相隔在不远处。
当领兵的长官看到火炮时，就打算运用火炮向岸上反击了。他觉得装载着火炮的船只虽处在河中，尽管是雾气障眼，难辨周边动静，然毕竟是刚过桥洞，有着一定的方向感可作参照。
再者，河道宽度有限，若大威力的火炮一待发射起来，只要朝着前方来弹的方向开打，一般是能打上岸边去的。
同时又因火炮有着较大的射程，正向发射，也可避免伤及到周边船上的官兵。
于是，领兵的长官就命令掌握船上火炮的兵勇开炮发威了。
那长官实是不指望在船上发射火炮能杀伤多少岸上的伏击之人，但想通过发射火炮这一举动来扬官兵之威，以壮官兵之胆；并想以此来震慑一下那些岸上的伏击之人，以达到驱散那伏击之徒的目的。
那火炮的威力确实巨大，“轰”的一声大响过后，在炮口的白烟迸冒中，一道火光腾飞而上，冲破了重重的迷雾，拖带着一道耀眼的尾烟，冲向了那远处的地方。
火炮的炮弹着地正如那船上的长官所想，已越过了河道，越过了船上官兵们的头顶，飞到了离张潮青所在近处的河岸边上的村庄房舍。
霎时间，几间房屋轰然倒塌，碎石砖瓦满空乱飞，炮弹着地上击打得留下了一个大而深的洞坑。要不是房舍内的人员早已被要求撤走的话，那定是非死即伤了。
可是就在那船上官员心感宽慰，想扩大战果以增大震慑力，发令继发第二炮之时，似乎是老天爷的关爱之心不助官兵，而是倾向了乡民的这一边，官兵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极不利于自己的一幕惨景终于发生了。
在第二炮的炮弹发射中，随着一声骇人的大响声响起，那颗已被击发的炮弹并没有发向到岸上，不知是在弹膛内自行炸裂，还是因火炮底座的移位，炮架的倾斜，致使所在船只因重心的偏侧而单边大幅度倾翻，炮弹在冲出弹膛的刹那间，连炮带弹随着船只的颠覆而掉水中，在炮弹的爆炸声中冲击起了一股腾飞的巨大水柱来。
刹那间，那尊火炮所在的船只连同近处的船只一起，不是被炸震得船体破裂，进水下沉，就是被炮弹爆炸所击起的强烈水柱掀翻了船体。
就连那在临近船上指挥的官员也同被殃及，在船只大幅晃荡及周边密集船只猛烈碰击相撞的震荡中，在因爆炸而掀起的水花纷飞的大浪涌动下落水而亡。
事实上那船中的火炮发射是不同于岸上发射的，那发令使用火炮的长官可能也因事态的紧急，而没有虑及到这一点。
众所周知，在火炮发射时因炮尾火药的爆炸作用，是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后坐力的。
在岸上发射时，因有着稳固而平坦的大地，那发射之兵员无论是填发火药的，还是去点燃引信火线的，只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采取安全的发射程序，这一后坐力的出现是不会伤及发射之人的，更是不会影响到自身安全的。
而在船上的发射则不同了，尽管是填发火药的兵员知道可以在填充火药之后，只要稍微远离些火炮就可防止伤害，那点燃引信火线的兵员也只要从炮筒处牵出一条引信线来，待站立到安全处时再拿火种点燃引线而击发炮弹，也是不会有人员的安全问题的。
问题是火炮因置放在船体中，而船体则处在水面上。水面则是有着易浮沉涌动的特性存在。所以火炮在船上的放置，不像在岸上安放有坚实的固定基点支撑力层。
在静态的一般状况下，捎带的火炮身子再怎么笨重，只要船体能载得起，火炮放置妥当，作过平衡和绑固处理，那运送的船只安全当然也是不会有问题的。
然而当火炮发射时，这一火炮放置在船中的平衡力点，及船体与水面间的接触层点就难以保持平衡了。只要这一平衡力点一旦失衡，那船体的大幅晃动与倾斜是不可避免的。
又因火炮发射时所产生的后坐力的重力作用影响不仅是巨大的，且又是短促而突发性的，因而其所产生的损害力也是灾难性的。
可以想象到的是，在炮击时那火炮所在的船只必会因后坐力的霎间冲击影响，致使船体猛烈泊水，引起水层浮力在受压下沉分开中激烈反撞，引发船只在水中大幅摇晃，剧烈震荡。
又可以想象的是，尽管那装运火炮的船只是“河条船”，属于坚固的大船，那装运的火炮在发射时，又必会摆放在“河条船”船只的中心点以求平稳，并作过相应的绑固处理，然在巨大的后坐力作用下，火炮在船中的绑固松动与移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旦火炮发射之后而出现绑固松动移位，因炮身笨重的重力作用影响，则会加大引发船只的晃动频率与倾斜角度，那火炮即便不是炮膛自炸，也会有震脱船底落水的危险；或是在船只的极度摇晃与震荡中，造成船只的侧翻进水而下沉。
更何况将火炮带在船中，原也只是因炮体的笨重而随行的，原计划也只是准备在到了石山弄村时，以作震慑而备用的。因而也没有人会想到在半途之中的船上而会使用。
所以炮座在船中的摆放是在静态的状况下作稳固处理的，而一旦真的派上了用场，则因船上不具备有可供稳固处理的设施，要想保证炮座的平稳与不移位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当时又处在战时，发炮的兵员也处于岸上伏击之人的枪弹射程之中，随时有着生命危险之忧的威胁，心中是恐慌的，操作也定是手忙脚乱的。
又因那时的火炮并不是现代的火炮，其时的火炮发射是靠炮膛内装填火药，而后引燃火药将炮弹弹头射送出炮膛去的。
这就有了一个内装火药适量与否的技术问题了。
若是内装火药少了，炮弹弹头射程就短了，说不定刚出炮膛就会掉下来。
而内装火药一旦过量了，那更是非同小可了。
火药的内爆能量因超过了推送弹头的额定量，在封闭的炮管内因能量的无处释放，及与炮膛内壁抗爆力的超负荷，就会引发炮膛的内炸，也就是所说的发生了炸膛现象了。
然不管是发炮员在炮膛内是否多装了些火药，引发炮膛的内炸，还是那座火炮的炮膛本身质量就有着易发生炸膛的隐患，再抑或是因后坐力的作用和炮座重心位置的移位，造成了船体的侧翻，使炮与弹同沉入水中而起爆。
所有这些可能因素的存在均已不重要了。
反正是在领兵的长官令兵员发射第二炮之后，那颗被发射的炮弹在发射的兵船处自炸开了，并引起了船、炮、人等同毁的连锁反应。
炮弹的这一炸啊，使已经鼓起信心的官兵们霎时又瘪下了士气，更为要命的是船上指挥官的落水阵亡，与后退船只横卧桥洞而堵塞了后路的状况，使水路兵勇似无头苍蝇般地大喊大叫起来，在胡乱地发射着乒乓作响的枪弹同时，各自顾着寻岸逃命。
然而在雾气茫茫之中，在船处河中胡乱打转且东碰西撞、相互倾轧的情况下，又加上岸上乡民不时传来的重重喊杀诈呼之声的影响，即使是出身于水乡的官兵人员，也顶多是跳入水中，在船缝中能勉强泅渡逃生。
可是船上载运的官兵有不少是来自内陆地区，不谙水性，骇水、怕水的状态更加重了他们心中的惶恐情绪。
此时，除了尚未过盛垫桥洞而处于船队后面的船只，能勉强划行靠岸，船上的官兵有希望登岸逃生外，已过盛垫桥洞的船只，因桥洞的狭窄和打横船只的堵截，船上的官兵无论是知县级的长官，还是有过军事训练的兵勇，无论是会游水的，还是不谙水性的，均惊慌万分，共涉险境。
在船只的剧烈晃悠中，在枪弹的刺耳鸣响中，这些在船上的官兵们不是被碰撞得跌下水去，就是被对方或是己方所发射的流弹所击中。
水路上的官兵们不少是被流弹所伤，或是因被掀落于水中溺水而亡……
此时岸上的官兵们所面临着的处境也不怎么好过。
在张潮青令号兵吹响海螺号角声的同时，那分组监视着陆岸上官兵动静的俞能贵等人，也在浓浓的雾气中，隐约见到了正在向着盛垫桥处方向渐渐靠拢而来的官兵人影。
根据事先的约定，陆岸上开打的时间需得等待水面上的拦截战打响之时方能行动。
俞能贵带着陆岸上一线的拦阻人员在焦急的等待中，依据着陆行官兵的前行进程，从预定选择的第一个拦截点撤向到沿途选择的第二个拦截点，尔后又从第二个拦截点转移到第三个拦截点，不停地沿途退撤，作着转换等待。
此时此地离盛垫桥处更近了。
正当俞能贵等人感到再转退下去已无好的拦截点可供选择之时，水路处的螺声号角终于吹响了。
因陆岸上这线没有像水运兵船处那样，需得预发火铳作警示，以延缓些发射火枪霰弹的时间来供船工们泅水潜逃。所以一听到水路处的第一声螺角号吹响，早已焦虑不安的俞能贵等人，就将手中原已准备待发的土火铳与土火枪等火器毫无顾虑地一起群集齐发，向着陆岸上而来的官兵人影处猛烈地开起火来。
从时间上来看，尽管是水路线的领头号角声首先吹响，土火铳的首次发射也早于岸上一线，然从拦阻开火真正发射实弹的时间算起，岸上一线的实弹发射时间还是比水路线上的发射时间提早了一些。
俞能贵等人的这一打响之后，水陆两地顿时炸开了锅。除雄壮的号角声、激烈的土枪发射声和炮鸣似的土铳轰响声外，前来参与助势的乡民们也躲在各处，借着浓雾的掩护，有的鸣放鞭炮，有的重擂响鼓、提刀携棍，背锄负耙的乡民更是竭尽全力地大声诈呼，声威极其壮观。
在浓雾中，看不清对方的实况，不了解地形等，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使水、陆两地的官兵产生了一种伏击之人不知来了多少的错觉，惶恐感陡然而生。
陆岸上行军的队伍中，能够享受到骑马待遇的人并不多，也可以说这仅仅只是领兵长官们的一种特权待遇。
然而在此时，这一特权待遇却几乎成了骑马者的催命驹。
在陆岸上的行军队伍中，参将薛允诚是骑马而行的；带兵大员张蕙因嫌走水路不安全而改走陆路，也是骑着马赶上队伍的。
这次征剿行动中的这两位正副统帅人物原本是骑着马，领着官兵队伍在雾中平静地前进着。
然而当拦截的俞能贵等人所发的火铳、火枪于突然间群发之后，这一倏忽之间突如其来的巨大伏击动响，使毫无防备的官兵队伍受到了极度的惊吓，队伍中的战马更是最先受惊。
那陆岸上行军的队伍是紧傍塘河边而行的，雾重看不清河道水面的状况使官兵们增加了落水而亡的风险。
刹那间，带兵大员张蕙因座马受惊后狂暴蹿跳而被掀到河中，参将薛允诚也在慌乱之间被抛下了惊马坐骑。
正当薛允诚参将指挥官兵队伍欲图施救张蕙和展开反击之时，想是他位于河岸太近了，又被从雾中杀出的石山弄村民冷不防一棍扫落河水中。
陆岸上行军的队伍中也因此而失去了指挥反击战斗的两位最高长官。
惊马没命地往回逃窜，官兵们的队列被冲乱了阵脚。看不清火枪霰弹来自何方，更加重了官兵们心中的恐慌。未待多时，官兵们就被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了。
战场所在之处一边临河江，一边涉水田，能卧地躲避之处实是太难找了。又兼部分官兵的枪支等兵械尚放在船上，即使要想放枪还击，手中也没有了武器。
兵勇们不再听从指挥予以反击了。其实此时因两名带兵大员的相继落水，也是无人在指挥队伍了。
卧着不行，站着伤命，在只有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官兵们哪里还敢再向前去救护被拦阻在盛垫桥洞处的兵船，甚至连被惊马抛下河水中去的上司长官张协台，及与被人打下水中去的薛参将，也顾不上前去施救，在一片慌乱呼叫声中，纷纷自顾自地后退奔逃了。
常言道兵败如山倒，位于前列的官兵后退奔逃了，跟在后面的官兵见此情景也忙着逃了起来。
一时间因道路的狭窄，奔逃的混乱，退逃的官兵们不少人被挤碰在一起。
在拥挤、踩踏中，落水者有之；被碰撞得慌不择路，而趟入水田中跑丢了衣服鞋袜、武器弹药而落荒逃命者更是有之。
陆行官兵队伍溃不成军。
如果说官兵们是被俞能贵等人的拦截火力所击败的话，倒不如说官兵们是自乱了阵脚，被吓破了胆。在各人忙着顾自个儿逃命要紧的状态下，再多的兵力，再好的武器也是难以发挥任何作用的。
陆行官兵们的急剧溃退，使这场由弱势对强势，在乡民毫无取胜希望的情况下，却以乡民胜利为结局，不到一个时辰，战斗就很快地结束了。
至于行动之前，臬、运两宪原所指望着的一旦东乡水手从中作乱，陆路官兵可前去策应施救水路官兵的打算，也因陆路官兵的遇袭比水路官兵遇袭还要早些的原因，及作乱方并不是东乡水手而是石山弄村等乡民，而使水陆两地官兵均陷入被动状态，因各方自顾不暇而未能实现。
这样的结果是张潮青、俞能贵等人所最希望的，也是最大惊喜的。然而对李芝英来说，却是最难理解的，若不是亲临现场，他是绝对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可以说官兵们如此不堪一击的状况，是他们连做梦实也未曾想到。
原抱着打一下出些气、解点恨，打不过就逃的李芝英、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眼望着水路而来的官兵落水的落水，呼救的呼救，不到一会儿时光，就连打向岸上的枪弹声也静了下来。
陆路来的官兵在遭到一阵霰弹的伏击之后，也后退的后退，逃命的逃命，同样未过多大会儿的辰光，除了留下已不能行走的伤兵和挤落下河岸的兵丁人员外，差不多也是逃了个精光。
见此情景，已感事态发展顺利得不可思议的李芝英，连拍额头，暗道：还好！还好！幸亏在事前商讨时，还有着一个抓官兵俘虏以换被抓村民的计划，否则真的是将如何收拾为好了。
想到此他赶紧吩咐身边的张潮青又紧急吹响了号角，按照事前的号声约定，发出了赶快打捞落水官兵，准备以换取被抓走村民的信号。
对于此举，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虽则在战前也已听过军师的所说，自己在谋划时也表示了赞同，然心中所想的也只是以为仅是说说而已，对真的能做到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且这一想法在李芝英的心中原也是存在的，枪是人家的好，兵是人家的多，而这其中的差别又非一般，实有天壤之差。
再说人家又不是泥捏的，自己也不是神仙投胎的，虽说是两者相逢勇者胜，然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那也只能是鼓点勇气之说而已，最终的结果还是需要凭实力来解决问题的。李芝英、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也是知道这个理的。
说实话，即使是在战斗打响之时，他们的心中也是惧怕得很，脚底下也是抹了油的，随时在准备着一逃了之。
然而，战斗的进程却是如此的短促，又是如此地顺利，弱的最后战胜了强的，无希望获胜的草民结果却是斗败了官兵，整个取胜的过程简直是难以使人理喻的。
当胜券在握之时，也不能不使李芝英与张潮青、俞能贵等人在夺取兵械武装自己的同时，真的抓起俘虏官兵来。
这一抓确也抓到了不少。
据事后统计，从水陆两路落水的官兵中，被乡民俘虏的人员竟有27名之多，这不能不说是官兵们的悲哀，也不能不说是清廷国运衰落的征兆。
在这里还需得说一下那带兵大员张蕙与参将薛允诚落水之后的情况。
带兵大员张蕙因战马遇惊被抛入了河中之后，因这位大员不谙水性，又因落水太久与无人施救，结果淹死河中。
领兵的副统帅人物薛允诚参将，虽则也被人打落在水中，然他还算是幸运，略懂些水性，能在水中勉强划游上几下，结果在挣扎中被人从水中捞起而获救。
薛允诚参将在侥幸地拣回了一条命的同时，却也成了被草民所抓的官兵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官员。
由此可见，在这次拦截伏击战中，从带兵大员张蕙的淹死阵亡，及副统帅薛允诚参将的落水被俘这一状况来看，就可知官兵们的这次征剿行动是败得如何之惨了。
连统领官兵的两位主副帅人物都是一死一俘了，可想而知其他的官兵们怎的不会有重大的伤亡。
尤其是官兵中的一些文职与僚属人员，原以为是一次类似于郊游式的踏青般的观摩活动，不仅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更没有随身携带枪械弹药，实是连半点的思想准备都没有。
这部分人员还乘坐在船中，在遭遇流弹袭击和船只打转碰撞之中，哪有不被枪弹所伤，或是掉落水中的可能。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这众多伤亡的官兵人员中，史料记载的除带兵大员张蕙这个堂堂的湖州副统帅为武官外，南塘通判袁廷举、候补知县蔡琪、秀水县丞李祺等则均为文官。
在这当中，来自浙江省首府任仁和县（杭州）知县的德竹楼被杀之事，更是不能不说的。
德竹楼原曾在鄞县任过知县，这次前来鄞县镇压暴乱本不是他的分内事。然他以为曾在鄞县任过职，熟悉鄞县，故自告奋勇前来，意欲带兵立功。
来到鄞县之后，在前段时期分小股兵勇下乡抓人的过程中，这位德知县所带的兵勇，打砸烧抢，犯下了累累的罪行。这样一来，这位德知县原在鄞县任职时的“德不饱”与“驮不饱”等“雅称”更加远扬，深为乡民所痛恨。
这次伏击战打响之后，德竹楼知县所处的兵船因处在船队的稍后处，尚未钻过盛垫桥洞，虽则当时所在船工已弃船而走，但因所在船只未被阻滞在桥洞东侧，船只转动尚有余地。
在这次下乡中，德知县也是带着常不离身的门丁兼师爷刁万能一起同行的。刁万能见此情景，急忙指挥手下兵勇用船上木板等物划水，靠上了河塘近岸。
德知县与刁万能等人本以为可侥幸逃生了，殊不知德知县的坏名声实在是太有名了，早已被东乡的乡民铭记在心。当德知县与刁万能一起与手下兵勇跳上岸，意欲潜逃之时，巧被熟悉德知县面容的眼尖的乡民所发现。
于是，有人一见就大呼起来。
附近乡民闻讯后虽则尚未见到人影，也均在各处跟随着大声呼喊。
“看，从河里逃上来的那个人不是‘德不饱’这个瘟官畜生吗？”
“‘徳不饱’在哪里？可不能让他跑了！”
“‘徳不饱’这个畜生在前面！”
“抓住他，杀了‘徳不饱’这畜生！”
“‘德不饱’在逃跑了，赶快去追啊！”
“快！快！可不能让‘徳不饱逃走啊！’”
在此起彼落的阵阵呼喊声中，岸上人群不断地向着呼喊之处围捕了过来。惊得这位“德不饱”大人恨不得爹娘再给自己多生两只脚。
在奔逃中，同船上岸的官兵虽是来自德知县任职的仁和县，但听到抓德知县的呼喊声在周边阵阵传来，为自身避险也就顾不上保护这位德大人了。
这些所来的官兵本是军犯出身，富有实战经验，平时德知县待他们也是不薄，按理说在此大难临头之间，本是他们施以忠心回报，舍命相救的时候。
然而这些人却是见情势危急，再也不想与这位顶头上司待在一起，为顾及自己性命纷纷弃他而去。可见看人、用人还得要以德为重，在交友上更应如此。
同带而来的门丁刁万能倒是有些忠心，与德知县一起拼命地跑了起来。
当他俩跑过一处转弯的河角地段之时，一根头端带有铁尖头的长船篙子不知从何处猛地一下捅刺了过来，将跑在前面探路的刁万能刺了个正着。在一声惨叫声中，刁万能又被那长船篙子连刺带扫，扫落于路塘边的河水之中。
德知县见此情景唬得心中狂跳不定，脸上失去了血色，心知刁万能必死无疑，也就更加没命地窜跑起来。
德知县毕竟是在鄞县待过几年，想是对鄞县的路途还算熟悉。他知要奔向县城方向，就得要沿着那来时的塘河岸线返向而逃。
再说德知县知道在塘河岸线上，还有着从陆路而来的众多官兵，以为只要自己能遇到这支官兵队伍，自己的安全也就有保障了。
当然此时的他，已不可能知晓从岸上而来的官兵早已是被打得溃不成军，加速回逃了。
尽管如此，已成孤家寡人的德知县还是跌跌撞撞地奔上了那条沿河边的石板铺就的泥石小路。
可是未过多久，德知县还是听到了追赶喊杀之声在身后阵阵传来，且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紧急之下，德知县不得不放弃了走河岸边的小路，而拐向那有着农作物种植掩护的田间。
当时在路边虽多是些已起了畈的正待插种或是已经插下了秧苗的水稻田，然而在水稻田中，也有农民们散种着的大麦田或是油菜田。
此时已过立夏，大麦已经穗飘黄熟，油菜更是花开满枝，无论是大麦还是油菜，均长得有半人多高，茂密嫩绿。
德知县透过那白茫茫的雾气，见路边稍远处有着一块油菜田可供自己作掩护，在一时找不着从陆路而来的官兵深感失望之下，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紧逃几步，淌泥带水，连滚带爬地躲了进去。
那油菜田约有亩把地大，油菜生长得枝繁叶茂，花满飘香，不用说能躲得进去一个人，就是藏起来十来个、几十个人也不在话下。
德知县一头钻进茂密的油菜田中后，就一屁股坐在地埂上大口大口地喘息了起来。他惊魂未定，想暂且躲藏一下，以避开后面紧追不放的来兵。
德知县本以为有着这油菜作物的掩护，可以喘口气，养点劲了。
然而令这位德知县始料不及的是，跟随在后的乡民想是对他太关注了，又太愤恨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这跟随紧追的乡民中，其中有几位对这位德知县更是恨之入骨，非要亲手宰了他不可。
这几位非是别人，实是在前段时间的官兵下乡中，不是被德知县所带的官兵无辜烧毁了所住的房舍，就是被抢夺走了赖以活命的粮食和家财的乡民。
其中有一位就是在上文中所曾提到过的，那位刚生了小孩后躺卧在床上，被德知县的手下抢走了床上所盖衣被的女人的丈夫。
尽管这几位在后紧追不放的乡民，不是李芝英、张潮青与俞能贵所带来的石山弄村的村民，然而他们这次闻讯后前来参与行动，有一大半的原因实是想报仇来的。
当这几个乡民一听到有人发现了“德不饱”的消息之后，就立即顺着喊杀“德不饱”的声音围了过来，并尾随其后，一路紧追，岂肯有半点的放松！
德知县拐向田间躲进油菜田里的情况，也没有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德不饱”在油菜地上刚坐下片刻，还未缓过气来，那几个乡民就已手握刀棍长矛、锄头铁耙相继赶了进来。
一位腿快的乡民率先赶到，在德知县刚听到声响察觉之时，就被这一乡民手提青木柴棍，兜头一下，正闷打在德知县头顶上的天灵盖处。
这位德知县可以说简直是连哼一下的声音也未来得及发出，就鲜血迸溅，脑浆外流，仰翻在地，一命归天了。
那个乡民用棍子活活打死了仁和县知县德竹楼之后，那紧跟而来的其他几个乡民因慢了一步而感到不满意了。
于是这几个后到的乡民人人动手，你击我打，你锄我耙，干起了那凌辱尸身的事来。
临走之时，这几个乡民还将那已死去的德知县身上所穿的衣裤鞋袜等全都剥了个精光，并将尸身拖出油菜田，丢在水沟中，似乎不这样干仍是解不了他们的心头之恨。
可怜这个朝廷命官、知县大人，要不是生前贪心太重、欺压乡民，遭民憎恨，要不是这次前来鄞县，欲图立功，怎的会落了个赤身裸体、倒毙菜地、抛尸原野，水污浸染，如此这般悲惨的下场。
在盛垫桥的这场官民之间的战斗中，鄞县知县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的记载中为“死者文武官员二十余人，兵勇两百余人”。
而据光绪三年中进士，曾历署江西建昌、上饶等县知县的鄞人董沛，于清同治五年篡成的《明州系年录》中记载，死亡官兵数是119名，被村民掳去的官兵为27名。
另外，丁韪良著的《花甲记忆》一书中还有着另外的一种说法。
丁韪良是以一位美国传教士身份记述道：“省里的巡抚派了一千五百名清兵前来镇压暴动者，但他们在路上中了埋伏，共有五十名士兵丢了性命，还有近百人受伤。我和麦嘉缔医生（是长老会宁波传教站的先驱者和创建人）一起前往照料那些伤兵，他们被众多手无寸铁的乡下佬殴伤或砍伤的情景，真可谓是惨不忍睹。”
从以上三种的说法中来分析，笔者比较倾向于后两者。因为不仅是前者说法含糊，而后两者有准确数字；且从事发情景来看，因当时兵员来自全省各地县衙，事发后不少县衙官员因害怕再次遭到乡民攻击而快速带兵离去，所以官兵中伤亡人员的确切数目是极难核实的。
同时从石山弄村为主的乡民一方力量来看，实在也没有太强的火力配备和兵员战斗力。
有资料说乡民一方架有檀树炮轰击运兵船，造成官兵死伤惨重。
不说这一檀树炮从何而来，是否能真的安放在这不属于石山弄村域内的盛垫桥边。即便真实存在的话，似乎也杀不了如此多的官兵。
从当时状况来说，前来宁波的有一千五百名官兵，虽因严州兵去奉化有了些分流，然实际参与的官兵仍在一千两百人以上。
虽则官兵分水陆两路而来，但各路的官兵数也均有五六百人之多。
无论是从水路而来，还是从陆路而来，即使不用两路人马配合作战，仅一路的武装人马也足可抵抗以石山弄村乡民为主的进攻。
再说从水路而来的官兵船，也只有位在前部的兵船过了盛垫桥后，被拦阻在桥洞处时，才会有因枪弹自伤，落水淹死及被对方枪火所杀等可能。而未过桥洞的兵船上的兵员与陆岸上而来的官兵，均是有着较充分的条件和相当的武装实力而能逃生的。
在这里还需附带地说几句，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的记载中曾经记道，他在事发的当日上午，在去现场羊侯庙时发现，“东乡人多数已散，有二三百人尚集庙中。见余（他）至共呼：官兵用炮打百姓，幸天不容，炮先炸开，自家打死。”
虽则，段光清又接写道“盖讳其用炮打官兵也”，以表明他不相信是官兵用炮而是东乡人用炮打的态度。
但笔者还是认为当时乡人所说的情况较为可信，毕竟官兵拥有炮比百姓拥有来得容易，再说当时的路遇百姓也没有如此的智慧和谋略，会使用这一说假话的手法来欺骗知县大人。
因而在此文中笔者也是倾向于百姓的这一说法而写就的。
然把话说回来，若果真是百姓用檀树炮轰击运兵船只的话，那也伤亡不了以百计数的官兵。
从这一状况来看，所以也只有后两种记载中所说的伤亡百余人这一数字较为确切。
另外，当时以石山弄村为代表的乡民，其阻击的目的也只是想将所来的官兵打回去，给官兵一个教训，不再前去石山弄村抓人。
他们并不像起来造反的太平军那样，有实力有意图想推翻整个大清朝廷。除非这些乡民们真的想造反了。然从多种情形来分析，这些乡民们是不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的。
再者，在百姓们的心底里实是惧怕官府和兵勇的，而当时在乡民手中的武器也是非常简陋原始的，即使官兵们不想进行进攻，然凭着手中的武器全身而退是极为容易的。
因而在段光清的记录中，官兵死亡两百数十人的说法想是不确切的。有可能其中包括了逃走官兵人员与负伤人员的数字了。还有可能是在段光清的一种大概的、估计认为的或是凭当时返回官兵的含糊说法而所作的记载了。
即便是《明州系年录》中记载的死亡官兵数是119名的说法，笔者也认为这一“死亡”的说法，内中估计也包括了负伤官兵的人数，并不一定真的是实指死亡的官兵数。
虽然《明州系年录》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篡成，离盛垫桥事件事发时的咸丰二年（1852年）只有14年，相隔年代不远，且又数字明确，应予可信。
但这里也有着一个问题，既然记下了确切的死亡官兵数，怎的没有记下负伤的官兵数呢？
是没有负伤的官兵人员吗？这显然不可能。
那么是负伤的官兵数不重要吗？还是另有他因？实难知晓。
从那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记载中来看，他的记载是：死五十人，伤近百人。尽管从这一数字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丁教士用的估计也是约数，但他参与了伤兵的救治，又是未涉事件的局外人，应该说可信度还是较高的，所记的数字也是应该接近事实的。
又得把话说回来，虽然段光清也是当事人，又是亲临过现场和处理整个事态过程之人，应该说对他所说的是没有理由可以不相信的。
但因为他是个官员，为渲染盛垫桥事件的恐怖和他本人处事的水平，故意多说官兵死伤人数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从理性上去分析，石山弄村人能取得官兵“死五十人，伤近百人”的战绩已经是大到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了，毕竟是所来的官兵有一千两百余人，而参战的石山弄人加上附近参与的乡民一起，也不过是以百计数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若将《明州系年录》中记载的“死亡官兵119名”的这一句中，将“死亡”两字改成“死伤”两字，应该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说不定这也可能是在编著《明州系年录》时的有关人员的笔误所致。
然而从盛垫桥发生的这一事件来看，现在再去议论官兵伤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现在要说的是，反正从事件的结局来看，可以认定的是官兵大败了，以石山弄村民为主的东乡乡民获得大胜了，简直胜得令人费解。
从客观情况分析，官兵们的这次惨败及与伏击乡民侥幸的取胜，除官兵们的无能、战斗力的低下，早晨大雾天气也帮了乡民的大忙等因素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官兵们的极度轻敌所致。
原认为不可能会有战事发生却真的发生了战事；原以为可以手到擒来的区区几个草民却有如此之大、如此之强的反击力。
即使是在行动前夜将从水路而进调整为水陆并进方案时，也仅仅是为防备东乡水手的从中作乱而已，而对石山弄村乡民这一主要的对手，并没有丝毫的重视，更谈不上作任何防备了。
对战事的毫无戒备，或者说是直到战事的发生之初，官兵们还是不相信真的会有战事发生，这是导致官兵这次惨败的最主要原因。
二是带兵大员张蕙的阵亡与领兵副统帅薛允诚参将被打落水中的状况，使官兵们成了无头苍蝇一般，严重影响到战斗力的正常发挥，也可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官兵们在前段时间借征剿为名，行打砸烧抢的行为，也为这次官兵的重大伤亡埋下了隐患。
官兵们原以为前去镇压的只是那石山弄村内的几个乱民，岂不知所面对的却是早已被仇恨充斥在心间的东乡片内的那无数劳苦大众。
当然，反抗乡民对伏击地的准确选择，与利用桥洞、河流等地形条件，外加大雾的出现和官兵方炮镗的自炸，致使官兵落水淹死等等也是其中的诸多因素。
然而尽管如此，从事件而论，以石山弄村为主的东乡乡民这次犯事是犯得够大了，确是到了造反动乱的地步。
虽则以石山弄村为主的东乡乡民，原来也并非想要杀死如此之多的官兵，可是这一致使百余名官兵伤亡的事，却是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并且在杀死的官兵中，还有着像薛中府、德知县等这样的多名朝廷命官。
这一事件事属特别重大，影响极其严重，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似发生了一次社会政局的十二级以上大地震。
事件发生后，社会震惊万分，地方官员也被震撼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鄞县的时局更为动荡不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