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清朝的道咸年间，在江南富庶之地，有一块原隶属于宁绍台道衙署管辖的宁波府鄞县境内东南乡一带地方，发生了一起涉及盐、粮民生大事的特大案件，震骇了当时的浙东大地，朝野上下。
案中有周祥千、张潮青和俞能贵等那么几个小百姓人物，不是为民请平物价，反对官府开征红、白两封等苛政剥削，就是抵制官府更改盐业政令，诉争恢复被取缔的肩贩引地，以争取东乡百姓利益等，先后组织民众向官府进行和平请愿，并武装反抗官兵的搜捕，后遭官兵镇压而走上了断头台。
此案过程曲折，影响重大，事因民众请愿而起，又因官府视民为草芥，处置不当，致使事态越闹越大，愈演愈烈，后果十分惨重。不仅殃及民众无数，还令两百余名官兵魂断宁波东乡的盛垫桥畔，成为震惊朝野四方的一起特大命案。
此案历经数年，情节复杂，对于分析了解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对来自民间意见的呼声倾听与对民生、民情的关注，如何进行正确地对待、引导与处置，均有着可探索、可总结的极丰富内涵。
不过要详尽地了解此案，尚须容笔者细细道来。
说到那起特大盐粮命案，并非虚构，实是一段史实记载确切且翔实可信的历史，更是一个十分惨痛的史实故事。
要说清这一史实故事，还得要说一下晚清时期的国情。
先说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也是继元朝之后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朝廷。
清王朝自入关以来，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朝的立国、平叛、治世与兴隆发展之后，到了道光年间，国势已经走向没落，日趋衰弱。
那时正值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等外敌虎视眈眈，窥视着中华大地的这块肥肉垂涎欲滴的时期。
中国，这一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
然而，才智平庸的道光帝旻宁却“守其常而不知其变”，虽勤政图治，但鲜有作为，对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毒害和英军入侵，更是临危无应变之策。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后的结果，就导致了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这一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自此之后，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的大门已被打开，腐朽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加上随着鸦片战争的费用和所谓的战争赔款往百姓身上的转嫁，中国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公元1840至1850年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这更加深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道光朝年末，于是乎就出现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
继道光帝之后的咸丰帝奕詝上任之后，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副国库空虚，军伍废弛，吏治腐败，天灾不断，民众起义此起彼落，西方列强欲霸图中华狼子野心昭然的烂摊子。
咸丰帝奕詝在即位之初将朝号定名为“咸丰”，因“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含义，取“咸丰”的朝号，图的是国富民足的含蕴。
可见咸丰帝在登临皇位，掌控朝廷大权之时，其内心之中也是想有所作为，似有一番振兴朝政之抱负的。
然而在道光帝遗留下来的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面前，咸丰帝奕詝也是难以克服这一正在不断加深的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了。
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清王朝在道光朝年末、咸丰朝年初的这一时期里，所面临的局势是十分地严峻。
不仅朝政不稳，国势衰弱，外敌骚扰，内患频现，且国内的民众更是民心动荡，矛盾激化，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
值此外敌入侵，国难深重，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应是那些食禄于清廷的王公大臣、地方官员等官吏胥员们奋发图强，为国家和朝廷分担重负，排难解忧之时。
然而在那些唯利是图的官吏胥员们中，有多少个人能为国家着想？为朝政操心？又有多少个官员在为民众干事，以解民疾苦呢？
说句实在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带着发财梦而进入官场的清廷官吏胥员们，在当官之后是没有多大心思会去思虑国家的局势，操心民众大事的。
客观而言，在当时，要说已没有了忠心耿耿、勤政为民的好官存在，这当然也是有点太过于偏激了。
可是在社会腐朽、官场风气已经严重败坏的情势下，多数的官吏胥员们一旦大权在握，多是在迫不及待地忙于捞取钱财，进入到欲图一日暴富的谋划与敛财之中去了。
至于国家的前景，百姓的困苦，社会的局势，以及民族的忧患等等，在这些官员看来，似乎实是没有多大关心的必要。
其实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至少可以在本史实故事中得到印证。
现转入正题吧。
故事说的是清代道光朝年末期间，隶属于宁绍台道衙署管辖的宁波府鄞县县署内，有着这么一位知县大人，姓德名竹楼，又名德成。
这位德知县到来之前的鄞县，虽属于全国富庶的地区，然经天灾与兵祸的双重袭击，社会动荡，矛盾尖锐，百姓们正处水深火热之中。
据《鄞县县志》记载，道光十三年，即1833年，“大饥，境内道路饿殍相望”，可见因饥饿而死的灾民人数众多。
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灾情刚缓，又来兵祸。“6月下旬，英军攻陷定海，宁波城戒严。”
道光二十一年，即1841年，“10月13日，英舰4艘驶至三江口灵桥下，宁波城内文武官员弃城而逃。唯鄞县知县舒恭绶投水尽节（未死）。英军不战而得宁波”。
上岸后的英军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掠夺机会，露出了侵略者的强盗本色，在烧杀奸掠奴役人民的同时，扶持郭士立为伪“宁波知事”，“抢去白银17万两，勒索军费120万元。”
是年冬，“大雪，积深五六尺”，百姓遭受殖民统治与大雪灾的双重夹击，生活十分凄苦。
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9月，“县内大风雨，东钱湖堤决，平地水高五六尺”。仅仅几字记载，已显灾情之重大。
众所周知，东钱湖面积二十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当时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鄞东南地区河流与灌溉农田的主要蓄积供水处。偌大面积的湖泊一旦出现湖堤决口，所形成的下泄水量必是巨大，灾情可见非同小可。
史料记载，堤坝决口系大风雨所致，又可见当时的风急雨猛。
可以想象，在湖中掀起的汹涌大浪的猛烈冲撞下，那堤决下泄之水所挟带的巨大能量，定是具有摧枯拉朽般的强大冲击力。
史料又称平地积水深达五六尺，更是印证了那时的风雨之迅猛与堤决下泄之水过水量之巨大。
试想一公尺为三市尺，五六尺将近二公尺，若是有人被困在水中，即使是身处在平地之上，而不陷入深渊之中，那洪水也已是没过直立之人的头顶了。
再说那堤决下泄之水又不是静止的，而是有着巨大冲撞破坏力的汹涌而湍急之波，被殃及之地段，又必是冲毁田地庄稼，冲塌房舍桥梁，短衣缺食、流离失所的灾民还会少吗？
由此可见，从道光十三年至二十三年，这短短的11年间，鄞县境内就先后遭遇到了被英军入侵沦陷，及大雪、大风雨与东钱湖湖堤决口等自然灾难危害，再富庶的地区也难以承受得了如此的折腾。
又据史料记载，连当时已被财政匮乏所困扰至极的清廷政府，也在地方官员的重大灾情一再申报之下，不得不对鄞县民众网开一面，于1842年9月，以鄞县受战争破坏为由，豁免本年的钱粮（税款）。
然而这样的折腾，主因一是外敌的入侵，国弱被人欺，属于无奈之势，还尚有可说；二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滞缓，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在所难免。
可是在民生的折腾中，还有一种是来自官府的盘剥与苛捐杂税的折腾，却是使百姓们含恨终生而无处申诉的。
现文所要说到的特大盐粮命案这一史实故事，其起因除了社会腐败、局势动荡外，也就与官府的盘剥与苛捐杂税的折腾有关了。
事件起因的主角当然也不会是哪一个小百姓人物，而是任职为鄞县地方父母官的这一大人物，也就是前面所说到的这位德竹楼知县大人了。
这位德知县雅名虽曰“德成”，然而却是个“德不成”的人物。
他在任上无论是从政或是谋事，治世或是安民，均无留下片纸只字的政绩相传。然而在搜刮民财等官德方面，却留下了斑斑的劣痕。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位德知县在任期间，唯信门丁之言，而门丁又用军犯为帮手，常替代自己出面，以衙门所需、官府征收等名目，向乡间百姓强行摊派，无偿索取民间财物。
又加上所用的衙役也多为不良之徒，上行下效，时常侵扰民众，掠夺钱财，民间怨恨至极。
搞得属下的官吏胥员中的一些正义之士也怀有反感，埋怨这位德大人是个要了又要、要不够、填不饱的县太爷。
又因德知县姓德，而“德”与“得”又是同音。从字义上看，“得”即是得到，有取得之涵义。
而从宁波人的说话习惯来看，在口语中一般是不说这“得”与“取”这种字符的，而是将“得”与“取”这两种动作，常说成是“要”或“驮”这一口语字符音。例有人前去取东西（意为取物品等），常说成为是去“要东西”，或说是去“驮东西”。
故此，鄞县的百姓见到这位德知县如此的蓄意敛财的品质与行为后，就在背后干脆地骂他是个“要不饱”、“驮不饱”的瘟官县太爷了。
不过也有一些士人、学者，或是官吏等人，从官德或是从操守等方面来品评，所用的字句也较显得文雅些，则在背后又贬称这位知县老爷是位“德不饱”大人，隐含着这位县太爷的德性实在是有些欠缺。
其实送给这位德知县的“雅号”，无论是“要不饱”、“驮不饱”，还是“德不饱”等，均是在说明着这么一个事实，就是这位德知县，虽然是身处在鄞县父母官的高位上，但在当地民众的眼中，却是一个贪赃枉法严重到贪得无厌、疯狂，为人所深恶痛绝的家伙。
不过在德知县刚上任之初，人们对他的德性还是不了解的，当然也是没有“要不饱”、“驮不饱”与“德不饱”等这些贬称的。
民风淳朴的鄞县民众还是尊称他为知县大人或县太爷大人的。
本文也只得先以德知县称之。
那一年，德知县到了鄞县上任之后，在接过县治大印，移交典籍名册，巡视关防要隘，掌控人事与钱粮款项大权等之后，就忙于筹划谋取钱财的门路了。
这日上午，德知县在县署大堂近旁的一间议事密室内，吩咐值班的衙役去叫来了师爷刁万能。
这刁万能原是德知县前来上任时伴带而来的心腹门丁人员，为利于替代自己干些暗中收钱、敛财等不宜出面之事，德知县在到了鄞县上任之时，就给这一门丁人员按上了个师爷的雅称。
这一门丁人员姓刁，刁字虽有狡猾奸诈之意，但因是个姓氏标式符号，本应无可非议。然而被德知县冠以师爷之称后，又与“万能”名字所配，故使人们不得不对他另眼看待，另有所想了。
待到人们对这位刁师爷的处事奸诈行为有了新认识之后，更是将他列为狡诈奸猾之徒了。
在刁师爷的共同密谋与策划下，德知县定了一个假以亲民姿态接触民众，实为借此搜刮钱财的行动计划。
德知县与刁师爷一起，用上了整整的三日三夜辰光，对照着县署户籍簿册内的花名册，对地方居民进行了三六九等的分析与排摸。
排摸中，他俩将那些地方富户、豪绅地主、乡保甲长与社会名流等有财有势、有头有脸的权贵人物分别挑了出来，一一记入了另册。
然后，德知县又吩咐县署衙门由刁万能师爷出面，通过辖区内的乡、里、村等下属地方人员，传话专邀了这些已被记入另册的人物前来与之相约面见。
对那些家庭殷实，财产雄厚，家住在城中或近郊的盛名人士，德知县还特为抽出时间，放下架子，登门造访。
从表象看，德知县在刚上任的这段时间里，是十分的勤政亲民，更是十二分地忙碌操心。似乎是在为了解掌握地方民情、熟悉地方人士、谋求民生发展、促进社会安定而尽职尽责，辛勤操劳。
而事实上，德知县在接见来人及登门造访之时，在寒暄一阵以作相熟之后，便会转入“初到鄞县，各事待办，花销较大，资金欠缺”等等这些话题。
那些被接见的或被拜访的人士也就心有所悟，知晓知县大人在叫穷伸手要钱了。
每到这个时候，那些明白过来的人士往往为讨知县大人的欢心，以求日后的关照和庇护，而表示出向县署捐献钱财的愿望，有的还当即拿出银票或现银，说是敬请知县大人笑纳。
而求之不得、正为此捞钱而来的德知县也就会立时笑脸绽开，欣然笑纳，“日后需要关照尽管说话”等等上不了官场台面的龌龊的话儿，也会在刹那间多了起来。
也有一些不懂话意，或是不愿奉承之人，德知县在几经暗示、索要钱物仍难奏效之后，就以冷脸冷面的方式，不是在面见时敷衍几句后打发了之，就是在登门造访中拔脚而走。当然在德知县的心中，这些人就被牢牢地记入了另册。
不过从社会陋习来看，大凡官场人员调动之际，尤其是位居高尊的官员调动之时，总是会有那么一些心术不正之小人，在暗中偷窥着新任官员的动静，在千方百计地了解、搜集着新来长官的禀性、爱好及习惯等等信息，以达到拍马奉承、为己谋利之目的。
德知县那种近乎赤裸裸的敛财方式自然逃不过这些小人们的眼睛。
未过多久，新来的知县大人见钱眼开、捞钱迫切的信息在私下里迅速传了开来，并为民间所熟知。
一些迫切需要接近官场，了解官员，想与官府套近乎，找靠山，求财路等寻找歪门邪道，满足自己私欲企求的不良之徒，正愁找不到苍蝇下蛆之处。一获知如此重要信息之后，怎能不似获珍宝，如蚁附膻，如蝇逐臭似地，提着那些用作敲门砖的钱财很快地找上门来，投其所好，大献媚态，以获宠用，以售其奸。
而一些因获罪羁押需求开脱，或因无理官司而图胜诉，以及心存不良、欺善霸恶的恶讼地痞等，更是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花大钱来铺路，以求网开一面，枉法处之；或寻作靠山，提供庇护。
那些被专邀前来面见的社会头面人物因了解到知县大人的这一禀性之后，为利于日后办事方便，或是为了得到提携与关照等，多数人士在前来之时均或多或少地向德知县送上了钱两银票等进见礼。
在刁师爷的安排和操作下，德知县接见了一个又一个来面见的、带有奉送钱物的权贵人士。
为使每次面见有大的收获，德知县在接见前对被接见人员的身份和来时是否带有奉送钱财的情况，是表示出极其关注的。
每当接见之前，德知县就私下吩咐以门丁作师爷的刁万能，对被接见的人员先拦阻一下，引到一间近处的闲室内，在名为等候和先喝些茶水中作些攀谈试探，进行甄别和把关，以求通过面见来达到能日进斗金的最大目的。
德知县关照刁师爷先行安排引见那些带有礼金、礼物的人士。
对其中带有重金重礼的豪富人士，德知县更是嘱咐刁师爷热情接待，奉茶递烟，优先安排引见。
面见时，德知县对前来奉送钱财的人士不仅笑脸相迎，还赐座赐茶，不以官场规矩对之，不以官民礼节束缚，以显自己对来人献金、献物的敬重。
对其中奉送重礼的豪富人士，德知县更是放下官威，没了架子，与之称兄道弟，亲密无间，充斥着江湖上流行的那一套下三滥的做法。
对那些被认为看来身上未带钱物、不会向自己奉送钱财之人，德知县要求刁师爷以各种借口加以拦阻，不是将来人晾靠在等候室内，久久不作理睬，就是以“县太爷接见人多，事忙，没有空了”为由，干脆挡了回去。
遇上刁万能偶有失眼、进来相见却未带奉送钱财之人，或是为应付场面上而非见不可的人物，德知县也就在面见时三句并作半句说，冷淡敷衍一下之后就让走之了事。
上任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被记入另册可供面见以索要钱财的人员也已接见了大半。
德知县虽则日日每有进项，粗算一下也已经得到了数千两奉送的银两。然他还是嫌银钱来得不快，收获不多，日渐心生烦躁。
德知县觉得照此速度进财，一年也不过是能收到两三万两银钱，三年任期下来，也不会超过十万雪花银的常例。
他对此感到极度不快，很不满意。心想，人说宁波是极其富庶之地，看来还得另谋敛财门路为好。
这一日，德知县在面见了一个缙绅人士，得了二十两所奉送的纹银钱之后，又听刁师爷进来禀报，说是有两个监生前来相见。并说这两个监生一个名为周祥千，另一个则名为李芝英。
刁师爷又说了此两人从外观上粗看，身上未带有奉送之物。但因监生身份特殊，自己不便擅自作主拦阻，是否面见还请大人定夺。
德知县听了禀报之后，也心犯糊涂，立时怔思起来。
他想到来人身上既然未带有奉送的财物，那么自己见了之后，也就未能有点滴收获，这岂不是在白白地浪费精力与时间。可是来人是有着监生的这一身份，是有着不可测的因素存在，不见一下，日后会否给自己带来麻烦呢？
德知县凭常识知晓，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监生中虽则有贡生、荫生或捐监生的区别，但出身多为特殊。
所谓贡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的人。指的是从府、州、县生员中，即秀才中挑选出来的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并升入或就读过京师的国子监的学生。因而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是具有一定的水平和资历之人。
所谓荫生，则多是依靠父祖的官位而取得入监的官僚子弟。而捐监生，通称例监，观名思义是用钱捐到的，但此类人物又多出自于家庭极其富庶的人家。
德知县细心地揣摩了一会，觉得这两个监生，虽则眼下身边未带有奉送的银两，然就监生这一身份而已，则身上是有着不少谜底和潜力的，因而是不能以常人对待的方式和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的。
德知县想到若是这两个监生出自贡生，那就具有相当的学问和声望，自己是来鄞县履职的，且须得在此待上足三年，是不宜得罪此类人物的，自己应得小心对待为好。
他也想到若是这两个监生，不是贡生，而是出自于荫监，或是捐监，虽则凭学问和声望是低了些，但这两人的身后也是有着非凡的实力，不是拥有着显赫的官宦家庭背景，就是具有极其雄厚的家庭财富。若是如此的话，那也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德知县看到这两个监生无论是出自贡生，还是出自于荫监，或是捐监，自己看来均还是得接见一下，有认识一下之必要。以便自己日后可找些依仗的靠山，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或是可多牟取些钱财。
在之前的接见中，德知县也曾碰到过一事，一位家庭厚实的人士在前来县署时也是未带银两，但在与自己相见时却是慷慨允诺捐献大钱，使自己事后得到了一大笔钱两的进项。此两监生会不会是这一类的人物呢？德知县也不想失去这一机会！
德知县总是觉得有着监生身份的人，对官场上盛行的向长官奉送钱财的这一套礼数总不会不知吧。再说那银票之类不就是一张纸嘛，身上有着衣衫在，哪个缝隙放不下。
一待主意定下，德知县就吩咐刁师爷，一面向衙内主管户籍簿册的胥员处查询，着速弄清此两监生的情况，即刻禀报；一面令将在门外等候的周祥千与李芝英两人中，先放一人进来面见。
先进来的是监生周祥千。
德知县见周祥千生得五官端正，眉目清秀；身材修长，恢弘超脱；交谈中又知周祥千乃是从学子“童生”起始，经过州县“院试”考试，成为秀才后才进入国子监求读而成为监生的。
德知县因此而知周祥千的这一监生，实是与荫监、捐监不同，而是具有真才实学的贡生，顿感此人是个极不简单的人才。
谈吐之间，他虽感周监生对上一任离任知县的职守业绩多有微词，对征粮赋税之事颇多想法，话语间似有着一股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耿直硬实的禀性在，极不合乎自己的口味。
但也觉得此人知识渊博，识见较高，说事清晰，谈理准确，又知他有亲戚曾任山东一地知县，其本人也曾在那知县的署中住过一段时间，深知县署仪礼及行事规则，也就不得不将他另眼看待。
德知县对周祥千有了赏识之意，一时忘了对他未带银两前来奉送自己的不快感受。
然而正当德知县对周祥千有了好感之情，泛泛而谈，话语融洽之时，听从吩咐前去了解底细情况的师爷刁万能，已悄然进来，递上了两张写有字痕的纸片。
德知县先是拣那张写有周祥千情况的纸片瞧了起来。
一瞥之下，德知县的面色也就立时有了晴转阴雨的变化，他对接见周祥千花费哪怕是再多一丁点儿的时间，也无多大的兴趣了。
德知县从刁师爷所递交过来的纸片上获知，周祥千虽富有学识，又具有监生身份，有资格步入仕途，但因官宦中无人提携，仕途不佳。又因家道衰落，无钱铺路，更因其任山东知县职的亲戚也已卸任，无所依仗。在国子监求学和在三科以上会试不中之后，又因故错过了六年一遇的“大挑”选官时机，未能进入到官员行列，被迫回到了家乡周韩村。
德知县又从纸片中所写的内容上知晓，周祥千现以裁缝为业，作为生计。
更让德知县不想再予接见周祥千的是，纸条上写着这位周监生个性耿直，对县署及上一任官员极为不尊，常出言不逊；又喜与村野刁民混在一起，是个惹官府头痛、令官员反感的带刺人物。
一旦搞清了周祥千的底细，德知县就已知晓这个现靠裁缝为业的监生，日后是没有能耐可与自己制造麻烦的；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不具有能给自己奉送点什么的钱财实力了。
再加上在接见谈说之时，德知县又听到了周祥千的所说，说是上任离任知县在收粮税时按红、白两封收取，极不公平，官府多收了税款，平民增加了负担，要求新县署要公平公正地收取粮税等等。
敛财之路多多善哉，正愁财路甚少的德知县对周祥千的堵路之说十分反感。
原来虽因对周祥千产生了赏识之意，而对周祥千的指摘离任知县的说法只是觉得不合乎自己的口味，而搞清了周祥千的底细之后，一股厌恶的情绪在心底里霎时泛起。
德知县对周祥千的好感情绪立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于是乎，还在满脸堆笑、友善交谈的德知县立时沉下脸来，以有要事急办为由，二话不说，将一脸惊讶的监生周祥千即时推送出了室门。
这一接见过程的经历，使德知县原已因敛财不多而滋生多日的烦躁情绪，再度来袭。
德知县心火上升、烦躁透顶，对门外尚在等候接见的另一监生李芝英，也就没有兴趣再予面见了。
他虚掩上室门，神情忧郁地回到案桌前。
德知县冷绷着脸色，魂不守舍地一把抓起那两张分别写有周祥千与李芝英情况的纸片，以泄心头之恨似地，恼怒地撕成了几片，并揉成一团，使劲一掷，狠狠地丢进了纸篓中。
德知县精神恍惚地一屁股坐下，双手捧颊，垂低头颅，似疲似倦，似迷似眠，坐靠在椅背上。
他想静静地待上一会，让自己的情绪从极度失望与沮丧中解脱出来。
然而未待多时，善于揣摩心思，且十分了解德知县性情的师爷刁万能，面带喜色，怀抱着百两足色纹银，笑吟吟地又从门外推门进来。
听到有人进来打扰自己、正待发威训斥的德知县，一抬头因见到进来的是自己的心腹师爷刁万能，更是看到了其怀中所抱的沉甸甸的银子，瞬间脸色转晴，精神一振，眼放毫光，改恼怒为欢心了。
刁万能来到德知县身边之后，将那怀中抱着的纹银，边逐锭堆放在德知县面前的桌上，边是欢欣地说道：“老爷啊，这足色纹银是一百两，您道是谁送的？可能会猜不到吧，这是一个前来相见的汪员外所带来礼赠的。”
说到此后，那刁万能更是脸布喜色，笑吟吟地介绍着说道：“那汪员外是阳堂乡境内的五乡碶人，是一个在城内各处开设有盐铺，从事着官盐买卖的盐商。还听说他有一个原在外读书的儿子也已得了科名，其儿子的房师也正好在宁波府上为官。”
话到此处，刁万能诡异地望了一下德知县，故意地拿话问道：“老爷啊，这个汪员外其人已在门外等候，是不是得予以一见呢？”
“快请！快请！刁师爷你快点去请吧”。见有这百两纹银送上门来，又听到送银之人的儿子房师又在自己任职的上峰府——宁波府内为官，德知县早已精神焕发，将烦躁情绪丢到了九霄云外。
德知县边将堆放在面前的银两迅速抓起，藏匿到桌面下的抽屉暗处，边十分欢愉地吩咐刁万能，请汪员外快快地进来。
想是汪员外家中财产过盛，也可能是汪员外为自抬身价，社会上有着他的一个绰号，叫为汪百万。
汪百万在刁万能的引导下推门而进，德知县也忙着起身笑脸相迎。
德知县见汪百万生得獐头鼠目，眼露凶光，个体矮胖，形象不佳。但因有这百两纹银相赠在先，看在白花花的银子面上，也就不觉得此人容貌的可恶与可憎了。
德知县放下了知县大人的架子，吩咐刁万能为汪百万备座、奉茶。
待双方坐定之后，德知县又态度诚恳，语色温和地表示，十分感谢汪员外对县署日常开张经费不足所给予的支持。
汪百万故作高雅地喝了几口刁万能奉上的一杯泡有精制香茗的茶水，随之就朗声说道：“大人，小人送的那点儿银两对县署开张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这是小人应该做的，大人不必记挂在心。”
言到此处，汪百万故意地停了一下，望了望德知县。
他见德知县此时脸布喜色，心情甚好，又大胆地说了下去道：“大人，恕小人直言奉告，大人所来到的鄞县之地，实是一块极其富庶之地，遍布着滚滚的财源。若是大人能加以重视和开发，何愁县署日常运营经费不足而要依靠捐助的那几个区区小钱……”
说到这里，汪百万又似卖关子般地停了下来。
因他心知，对于这一敛财心切的知县大人而言，自己的这几句话语是足以能打动他的心灵了。接下来的事而不应该由自己来说，而是应让这位县官大人来向自己请教，向自己提问了。
果不其然，汪百万的话语刚落，德知县就顿感精神亢奋，目光如炬。心急语快地说道：“汪员外，此话怎讲？想必是你有计囊深藏，良策在胸，快快地告之本大人知晓。”
汪百万见此情景，就已心知，这一新来的知县大人已进入到了自己所设想好的套路之中，自己这次前来赠送银两的目的已可达到了。此时，汪百万虽则感到一阵狂喜从心底里袭来，但他还是装着一副平静的口气说道：“大人，您可知当年乾隆皇帝数次巡游江南各地，那流水般的花钱出处在何方？”
汪百万未待德知县回说，又自接下去说道：“想是大人也是知晓，那时将乾隆皇帝伺候得身心舒畅的并不是巡游地的官员，而是巡游地的商人。确切地说，为乾隆皇帝效劳，且深得乾隆皇帝的欢欣和多次上谕嘉奖的，也多是些当地专营食盐买卖的盐商。”
“这么说来，凡是干盐商的均是家财万贯，富得流油。那么，汪员外家也开有盐铺，当属盐商之列，家中的财富想必是多得难以计数了。若是这样的话，汪员外何不再多拿出个百万金、千万银来，以使本大人在县令任上也能为所在的鄞县百姓多办些‘实事’呢。”
德知县知晓凡是干盐商生意的不仅是家庭豪富，且还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大都是身份显贵，势力强盛，有的还是难分官商身份的。
他想不到这个并不出名的小盐商汪百万，竟然也想借此来抬高自己，蔑视官员，心中有了贬视的想法。
然这一贬视的想法刚出现，德知县又有了一个新感觉。
他觉得既然是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实是个井底之蛙的汪百万，也想以借盐商之名来抬高自身，那么作为自己也就可假装糊涂，假着汪百万这一自送话题上门的当儿，利用汪百万的这一愚蠢之举，在作些调笑的同时，有了一个自然的索贿话题。
汪百万话音刚落，德知县也就在欣喜之下不失时机地借题发挥，狮子大开口地索要起更多的金银钱财来。
汪百万虽然不知德知县的心中所想，但闻听此言，微微一笑，随之说道：“大人说的也是，从常理说，大凡盐商，虽有大小之分，多富少富之别，但干这一行，均是能赚到钱的。然而，大人有所不知，这是从全国的大范围内而言的，在个别地区却是并非如此。”
汪百万此次前来，并不是简单地是想送些礼钱，串串门儿，搞点关系而来；当然也更不是像德知县的心中所想那样，是蠢人一个，想自送肉身，任人宰割，让这位新来的县太爷在自己身上索取到更多的钱财。
作为一个精明而奸狡的盐商，他此来的送钱行动，以及说话的目的，除了想拍马奉承、金钱贿赂这一鄞县的县太爷与抬高自己的身份外，还有着一个重大的目标，这就是为着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来。
此来之前，汪百万早就作了精心谋划，并想好了话题，以促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主动前来上门送钱，更不会说上述的这番话了，使自己陷入被德知县借题发挥而被伸手索贿的被动状态。
眼下，汪百万见心中的谋划初见成效，德知县也进入到自己原所设想的状态，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顺着刚才说的话题，加紧说了下去。
他说道：“大人啊，我地位居海边，与大人家乡所在的安徽境内不同。虽说是有着《大清律例·盐法》规定所在，各地均严禁买卖私盐，违者将会受到律法重处。可是我地却是例外，对一些私盐贩子是任其所为，撒手不管的。因而，在这里开盐铺的，其收入还不如那些担挑背负的私盐贩子挣得多呢！”
说话中，汪百万见德知县对自己的所说脸露不悦之色，为表明自己不是在找理由来搪塞德知县对自己的索贿要求，就又加紧说道：“大人啊，不是小人在叹苦经，更不是小人怕露富。小人所说的话啊，可都是些实情呵。”
为使德知县对自己所说的话语不再犯疑，汪百万在说了这番话后，又展开详说道：“大人也是知晓，凡是盐商所开的盐铺，不仅须经官家特许，而且还须得从政府的手里拿到‘盐引’票据后方可从事运输销卖。而这经官家的特许，尤其是‘盐引’票据的取得，均是要花大钱的。而私盐贩子们则没有这些限制和负担。所以从销售价格上来看，盐商是争不过私盐贩子的。小人这么一说，大人也可知晓这里的盐商实是挣不到大钱的了……”
“汪员外啊，你不用再啰啰唆唆地说下去了，也别再耍小聪明了。你的那点心思本大人已是明了。其实啊，你也不用费这么多的口舌，绕上这么个大圈子，说了这么多的闲话，你何不干脆挑明说道，请本大人按照《大清律例·盐法》之规定，替你禁了私盐买卖，你做盐铺生意的就可挣到大钱了……”
德知县也非是平庸之辈，他从汪百万的话中已是听明了内中之意，见汪百万仍在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就立时打断了话语，不耐烦地训说起来。
“大人教训得好，小人在此致歉领罪了。”汪百万虽然是在如此地说着，然他的话语还是没有停了下来。
汪百万放低了音调，深怕隔墙有耳地轻声说道：“大人啊，小人在此还得要多啰唆上几句，若是大人帮小人禁了私盐买卖，小人在食盐买卖中多出来的盈利部分，将会拿出大半前来孝敬大人您的。”
说到此时，汪百万仍未停住，好像不再多说几句德知县是不会相信似的，又将身子倾了倾，向德知县处靠了靠，用两人间所能听清的语声，既是表白又是奉承地小声说道：“对此，请大人放心，小人是决不会也不敢食言的。也可以这么说吧，日后小人所开办的盐铺内也有大人的份额了，大人尽管放心地来拿取现银钱好了。”
汪百万虽然在口中极为爽朗地说着，然他的心中却早已打下了埋伏。那“食盐买卖中多出来的盈利部分”的这一说法，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含糊说法，是没有一个标准可以参照的。
他想到日后若是真的要给德知县送钱，在计算盈余时，说多说少还不是全凭着自己说了算，眼下先开这么一个大口，说些漂亮话，是不会有问题的。再说不抛出点香甜诱人的重饵儿，怎能引得大鱼咬上钩。
德知县虽然也有所察觉到汪百万话中的不可信之处，但他还是觉得，即使是没有这一说法的存在，那按照《大清律例·盐法》之规定，作为一个拥有知县大人职责的官员来说，在辖区内禁禁私盐买卖也是应该的。更何况汪员外的这一孝敬说法已经出口，日后自己是不难从汪员外处搞到些银两孝敬好处的。
德知县为自己假公济私、又找到了一条敛财的新路子而感到窃喜。
汪百万的话语刚停下，德知县也就故作高兴地说道：“汪员外啊，严格执行朝廷律法规定，严禁私盐买卖，这原本是县署与本大人的职责所在呵。没有你的说法存在，本县署、本大人也是要严禁私盐买卖的。”
话到此处，德知县故意地停了一下，拿眼逼视着汪百万，也以两人间能听清的语音，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样吧，汪员外，咱俩之间的约定就按你刚才说的定了。现本大人有话说在前，到时可是要向你拿银子的。”
说了这些之后，德知县似乎也已感到说得太直露了，有失自己的县令身份。就又想了想后掩饰着说道：“不过，本大人到时向你要银子，在这里可得要说清楚，这拿来的银子并不是供本大人自己来私用的。这你可要知道，县署家大业多，开销巨大，再加上本大人也须得办些‘实事’来造福百姓。而所有这些均是得要有大钱来支撑。在这一点上，你的心中可是要明白的。”
“明白，明白，小人心中是极为明白的。”
汪百万虽知德知县是在作掩饰之态，还是假作糊涂、献着媚态地接说道：“大人尽可一百个、上千个地放心，到时尽管来拿取银钱好了，小人是绝不会也不敢食言的。”
心知德知县所说话意的重心是在第一句的索要银子上，有着丰富的与官员打交道经验的汪百万，随之又加紧补说上了这一句。
此后，德知县真的是按照汪百万的所说，以鄞县官署的名义，发表布告，各处张贴；同时又派出县衙巡丁，四处巡查缉拿，拘罚肩挑盐贩，严禁私盐买卖之事来。
一场查禁私盐的斗争由此而展开。
德知县在开始实行之初，还自认为自己是干得巧妙，干得漂亮。
新官上任不是要有三把火的说法嘛，那第一把火就从禁私盐烧起吧。
德知县自信这是符合清廷律法规定，是能令行禁止、无人抗拒的。
然而，德知县却发现事件并非如此简单，民间非议声四起，在东乡片一带尤为如此。
德知县实难想到，这第一把火的烧起，这一禁私盐的做法，最终将会危及到自身，甚至将自己极其宝贵的生命，在已经外调出鄞县之后，又阴差阳错地在一次再来宁波之时，丢在了东乡的盛垫桥一带附近的河塘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