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岭
中国人是喜大的。在国人的眼里，物与事似乎是越大越好。
我常常见到在穿越华北地区的国道两旁，那些尽管只有两间低矮小房的路边店，却敢以“华北大酒店”自冠；城市里也常有那些规模不大的商店，挂着“东亚商城”之类的招牌，的确是蛮唬人的。由此可见国民心理之一斑。究其理，自然是大有大的好处吧。论起人来，便由大而多。乡里人办事喜好“人多势众”，那是讲究个场面，到了治国者那里，竟然推崇过“人多力量大”，直到弄成了个超过12亿人口的大国。我们虽然吃够了人口多的苦头，但还是喜欢略带自豪地念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如何如何，摆的完全是那种大腹便便者摸着肚皮拍着胸脯傲视环宇的姿态。连老百姓蹲墙根论朝政时说起曾祸害中国人的东洋小国，也总会颇为不屑地来一句：狂什么狂，中国人每人唾一口唾沫也能把他们淹死。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当然有了更硬的资本：中国这个大市场，谁不垂涎？敢“得罪12亿中国人”，叫你没钱赚！因此，想让“咱中国”拿“原则”做交易，没门儿！
说到这儿，猛然想起一位社会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一旦达到了一定规模，在国际上就不可能被忽视，因为它天然地蕴藏着很大的潜力，本身就是一种综合国力，这个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安全的；像某些小国虽然很富有，在国际上也不会有多大分量，因而不可能有长久稳定的安全感。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国人多地广，有很多意想到的和意想不到的潜力在。仔细一想，似乎也有道理。远的不说，从1840年以来，内忧外患，中国人死于刀枪之下者到底有多少，不知历史学家们有没有统计过，但光一个抗日战争据说就死了3千万人，中国终于没有亡国灭种，固然要靠中国人民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恐怕也赖于“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因频繁的“自然灾害”而“非正常死亡”3千万人，除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拯救的精神支撑以外，也赖于“尽舜尧”的国人6亿之多，毕竟还有纳税者在，因此才不至“王纲解纽”。也因为中国人实在太多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了，因而西方那些打着“人权”旗子干涉中国内政的政客们怎么能理解“人权在中国首先是生存权”的重大意义呢？难道“人权大于主权”能让中国人在吃饱之后还能吃得更好？
我有一位朋友开玩笑说，那些贪污受贿者一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可是我们的社会却能照样运转，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奇迹”。想来这也不奇怪，大概也有赖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吧。近读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一书，更印证了这一点。甲午战前，李鸿章虽然没钱买战舰，可慈禧太后照样过着一天耗费4万两银子的生活，这意味着半月之费可买日本吉野号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到了1895年《马关条约》，一赔就是2亿两；此后6年，《辛丑条约》又赔4亿5千万两，共计6亿5千万两。这是何等的大国气派！哪像小国日本，购买一艘战舰，明治皇娘居然把仅有的首饰都捐出来。我们中国虽然很穷，可不要紧，咱是大国，“潜力”大得惊人呢！虽历经磨难，可我堂堂中华民族，照样“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端赖一大耳。
难道中国不怕亡国吗？原来不怕的。我最近在《读书》（2000.6）杂志上读到了林岗先生的一篇文章，才悟出了原来中国人是不怕亡国的。林先生说：“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就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就算到了国运衰微的清季末世……当时最强大的英国，一面武力要挟通商和传教，一面提倡‘保全’中国政策。他们吃不了，也不想别人有朝一日把这块肥肉吞下去。中国文明的规模，既让殖民者垂涎，又让殖民者无奈……西方列强涉洋远来，并不以掠取殖民管治权为重要目的……适逢国运衰微的季世，最终能避过受殖民瓜分的厄运，它本身的超大型的文明规模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哦，原来如此！这就是中国人的安全感——任何外来者都吃不下这块肥肉。因为有了这永久的安全感，放心折腾就是了，反正亡不了国。至此就不难明白，1840年以后的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大背景下，为什么独能游离于人类文明的主潮之外而没有亡国灭种，为什么在西方已经转型为“人民主权”前提下的现代政治国家的时候，中国的皇权专政却反而达到了高峰。“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鲁迅语）似的。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有安全感毕竟是好事；忧的是，至今很多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仍然来源于此。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比慈禧太后强不了多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材料，难道竞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的把戏而已么？”但愿鲁迅的担忧不是多余的。
不管怎么说，我算是明白了中国人喜大的缘由了。
